向繼東：陳寄生的悲劇人生

文|向繼東，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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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于1987年11月由中央文獻社出版發行，第490頁收錄了毛澤東寫給陳寄生的一封信：

寄生先生：

惠書讀悉，甚以為慰。先生所從事的學術，因我未曾研究，不能贊一詞；惟覺中國的歷史學，若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勢將徒費精力，不能有良好結果，此點尚祈注意及之。此復，順頌

敬意

毛澤東

（1950）八月二十九日

建國初，毛澤東可謂日理萬機。1950年8月共有三十五條批文或書信，其中8月29日有三條，前兩條《關于希望西藏代表團九月中旬到京談判的批語》和《關于催促西藏代表團馬上動身來京的批語》，都是批給周恩來總理的，第三條是致陳寄生的信。

二

陳寄生何許人也？《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490頁注曰：“陳寄生，湖南溆浦人，長期擔任中學教師，研究過少數民族歷史。”時為省立九中（即后來的溆浦一中）教師，1957年底被錯劃為右派。我有幸參與過《溆浦縣志》編撰，曾收集過陳的資料，并讀過陳的全部案卷。要了解其人，還是先讀他1958年4月寫的“個人檢討”吧——其實這就是一份“自傳”：

我是1895年陰歷八月二十二日生的。世居在溆浦曹坡村。祖父陳延桐，父親陳宗炳，兩代是清朝秀才。母親姓向，向達的姑祖母，她的父親哥哥侄兒，三代在清朝作過知縣。我在三歲時，父親死了，母親守寡，搬到外婆家麻陽水附近去居住。我從小讀私塾，十二歲入縣立高等小學堂讀書，一共五年，辛亥革命（時）畢業，年十六歲，無力升學。1914年三月，母親死，我教私塾，來養活我和妹妹。外婆家藏書很多，竹坳舒文泉先生家梓華山館藏書更多，所以我在這兩個地方讀書都是中國的古書。因此受的教育，也完全是中國的封建教育。我的先生舒澳農先生他的宋學漢學都比較深，所以我受他的影響也比較大。因為我前后跟他接近有十多年，他是我一生最典型敬仰的人。

這張照片紅圈標注的是陳寄生先生，這是先生當年與和劉少奇等合影

［按］向達（1900—1966），湖南溆浦人，土家族，字覺明，筆名覺明居士、佛陀耶舍、方回，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目錄版本學家，翻譯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學專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1959年陳寄生服刑后，向達每月給陳妻寄去十五元救濟，直到“文革”開始前。向達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66年11月不幸逝世。

我有一個朋友向五九，城里人，家里很窮，在長沙一中讀書，開除了。他跟毛主席在文化書社住。毛主席教（叫）他到省立一師第二部去讀書，他入了共產黨。1924年正月，我們同到長沙，他得到組織的許可，介紹我到安源路礦工會工人子弟學校教書。我在第三校，他在□湘東第四校。這里的工會是共產黨領導的，工作人員大半都是共產黨員。劉少奇委員長這時在這里任工會副主任。我因一向住在溆浦，又沒有出過門，不知世界大勢。他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我都不懂得。我只知道中國弱，中國窮，中國亂，中國要富強，要統一。那時安源也有中國國民宣傳刊物，這時正是國共合作時，我看到一本建設雜志，覺得內容很合中國國情的需要，所以我想參加中國國民黨。暑假放假前，向五九因□□□□□□□□□□，我便要同他回長沙去。當時第三校主事黃五一、方與榘同志都留我，我仍然要走。到長沙，我在麻石巷會見蔡和森、向警予，談到入黨事。向警予說她和蔡和森沒有加入國民黨，何叔衡和夏曦是加入國民黨的。因為共產黨黨員有入國民黨的，也有不入國民黨的。我和向五九去找夏曦和何叔衡，他給我們十本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和十本國民黨黨章。我們便回縣作國民黨活動。

［按］向五九（1902—1927），湖南溆浦人。1919年考入長沙一中。1921年5月9日，被校方無理開除；遂改名“向五九”。不久，被毛澤東介紹到長沙文化書社供職，后又考入湖南省立一師。1922年春，在校加入中國共產黨；8月，隨向警予回到溆浦。1927年1月，中共溆浦縣委成立，向五九任宣傳委員。1927年5月24日，駐溆湖南省警備旅旅長陳漢章奉省府密電，在溆浦縣城制造了“敬日慘案”，向五九等十九人被殺害。

向警予（1895—1928），女，原名向俊賢，湖南溆浦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及早期領導人之一。1928年3月20日，由于被叛徒出賣，向警予在漢口法租界被捕；同年5月1日，向警予在武口英勇就義，年僅33歲。向警予先后出席了中共黨的二大至五大，并當選為黨的二大、三大、四大中央委員，并連續擔任中央婦女部部長。1925年5月增補為中央局委員。1936年毛澤東評價她是中國共產黨“唯一的一個女創始人”。

向警予、向五九與陳寄生是有交際的。1968年12月10日陳寄生獄中交代說：“向五九在一師二部讀書，他寄我很多毛主席主辦的文化書社的共產黨理論宣傳小冊子。向警予從法國回來，在溆浦和我見面，就送我她和蔡和森主編的《向導雜志》六期至十期，叫我學習共產黨的機關刊物。”

我既然打算做革命活動，首先便要擺脫家庭的系累。我的女人看見我態度的轉變，知道我要離開家，因之她才灰心失望，在1924的冬天服毒自殺。丟下一個兒子六個月，女兒兩歲半，我也不管，托給岳母、妹妹、哥哥，后來這些兒女的一生不幸，就是由于這樣的根源造成的。改組后的國民黨，并沒有打倒地主，沒收地主土地，所以我便在溆浦同陳老二合作，去打倒另一派地主陳老五和鐘質文(陳老五就是陳其桔的父親，那時他任縣議會會長)，來參加地主奪取政權的相互斗爭。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溆浦為黔軍匪軍楊錫鈞所據，暴斂苛征，殘暴兇惡，和張玉琳相同。陳老二強迫我任五區橋江區總一個月。我的捐派都集中在大地主和中小地主身上，不許鄉村按糧攤派，因之丁汝康的二哥恨我最深。我因抗捐，被楊錫鈞捆吊在旅部。釋放之后，我便逃至長沙向蔣介石唐生智和國民黨省黨部控告，楊錫鈞才被調走至常德解散；并由黔軍總司令袁祖銘槍斃在溆浦作惡最多之連長和副官長。我在長沙就近出席全省農民代表大會。選出委員長易禮容和滕代遠等為委員。開會時，對農民運動綱領和議決案，已提出消滅封建勢力，打倒土豪劣紳。回縣以后，溆浦縣農會縣黨部已提出打倒陳老二口號，我不同意，我退出縣黨部，至高小教書。陳老二已被殺，劉績成回溆浦任特派員，才要我出來辦農民運動講習訓練班。長沙馬日事變（后），溆浦同志劉績成、向五九等人皆被匪軍陳漢章所殺。這一天我因事未參加開會才不死。逃出溆浦至武漢，住一月，武漢開始反動分共，我才逃到上海依向達。

［按］張玉琳系湘西地方悍匪，1950年被我人民政府鎮壓。陳寄生“不同意”縣黨部打倒陳老二，“退出縣黨部”“至高小教書”。性格即命運。由此也可見其性格之一斑。

劉績成（1895—1927），湖南溆浦人，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曾入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1927年1月任中共溆浦縣委書記。1927年5月24日，劉績成與向五九等十九人被陳漢章所殺害。

1928年一月，由蘇拯介紹到江西，因江西朱培德猶未明目張膽的反共。我在第九師政治部工作，任科員，軍隊開至吉安，始知去永新、寧岡反共。三月，政治部派我至永新任前方辦事處秘書，做反共宣傳工作，我始知此地共產黨之領導人為毛主席和陳毅。偽師長又指派我為軍法會審政治部代表，參加審問農民一次。軍法會審主任委員為軍隊李秘書，永新地方反動紳士委員為李策安。李策安說這個農民曾經仇殺過多少人，他主張殺。李秘書不肯，李策安反對甚力。李秘書問我，我說呈請偽師長核定。這個農民后來的結果我不清楚了。五月，朱總司令和毛主席會師，回攻永新、寧岡，偽團長劉某陣亡，偽師長楊如軒負傷，我等先一日回吉安。回政治部后，因和同事意不和被免職。在吉安住一個月，接到朋友武育干介紹信，才于八月去河南開封依國民黨省黨部常務委員鄧飛黃。鄧飛黃為武育干朋友，此人重舊誼，以后二十年待我如親兄弟骨肉。此人為鄧力群之兄，1953年在漢口病死，至今仍難忘其待人之厚誼。

［按］這里的蘇拯為何方人士，不詳。以陳寄生的性格，“和同事意不和被免職”是可信的。武育干（1898—1990），湖南溆浦人，著有《中國國際貿易史》《中國國際貿易概論》《中國關稅問題》等，被視為中國國際貿易學開拓者，1949年前曾任教于中央大學、湖南大學、復旦大學等。鄧飛黃（1895—1953），湖南桂東人，鄧力群之長兄。1924年鄧飛黃加入國民黨，1935年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經濟系，抗戰爆發后回國，任國民黨河南省黨部主任委員。1949年參與湖南和平起義，后任湖南省民政廳廳長。當年，武育干把陳寄生介紹給了鄧飛黃。

我自己既不知馬列主義，也不加入共產黨，但我反共是不愿參加的。南方各地都在反共，所以我才到北方去。我相信馮玉祥，我想依附馮玉祥。鄧飛黃是汪精衛派，馮玉祥不相信他。1927年汪馮合作反蔣，我去孫良誠政治部參加洛陽之戰。1930年，閻馮汪又合作反蔣，我又去北京依附鄧飛黃，成了軍閥混戰和政客的御用走卒。擴大會議失敗，我去山東正誼中學教學，暑假到北京，在北京圖書館借得王國維先生的《靜安文集》，始漸有志于歷史考據之學。年假前，參加學校反對校董楊佩如。不久，淞滬事變起，我又參加這一運動。那年，山東主席韓復榘大捕人，我因在范縣鄉師，未被捕。暑假后，為避禍才去南京找鄧飛黃。在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任津浦鐵路教育委員四年。汪精衛遇刺，改組派下臺，我失業回溆浦。1936年（原文如此）抗日戰爭起。我在溆浦籌辦鄉師。一年（后），因和丁汝康、陳掄、高澄碧意不和，乃辭職。

［按］“擴大會議”即“北平擴大會議”，是1930年8月7日在北京召開的。這次會議是由“西山會議派”、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謝持等反蔣勢力共同組織的。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作為國民黨的最高臨時權力機關。會議推舉閻錫山、汪精衛、馮玉祥、李宗仁、謝持等為國民政府委員，閻錫山為主席。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組織政府，籌備召開國民會議，起草約法。但由于中原大戰結束后張學良發出擁蔣通電，北平擴大會議遷至太原，最終因反蔣戰爭失敗而終結。

丁汝康、陳掄、高澄碧均為溆浦縣鄉師教師。

1939年，我的前妻馮如蕓欲回云南，我送她到貴陽，因去重慶找工作。這時童紫劍已先到重慶，在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調查室工作。他約我去調查室，將來可以任巡視員，至各地視查（察）。這里的第二科科長曾敬持過去在吉安已曾相識，所以我便答應了。這時政治部部長陳誠，因為不了解全國所屬政治部情況，因之總務所長莊明遠向他建議，組織調查室，成立通訊機構，以作個人耳目。各部隊政治部通訊員，均為戰干團學生，作為自己骨干；又在各重要地區設立調查站，就近調查附近部隊中政治機構人事情況。后來通訊范圍擴大，凡政治社會敵方以及異黨活動（共產黨為主）都有報告。我在調查室等待四個月，至九月一日才請派至西北去。西北是歷史的發源地，是中國民族戰爭盛衰存亡的關鍵，所以我要到那里去看看。到西北去的任務，是約通訊員和建立五原調查站。這時國共已合作，我也想去延安看看劉少奇委員長和黃五一、李樹彝諸同志。去時還兼為《掃蕩報》通訊記者。1939年十二月，我到了延安，見到毛主席，參觀抗日大學和女子抗日大學，在延安住一個星期，然后才到綏遠、寧夏、甘肅、青海去，一共十個月才回重慶。這時調查室已撤銷，陳誠已辭職。陳誠是被賀衷寒攻垮的。離調查室后，我想到西康去依靠劉文輝作邊疆民族研究。在成都和劉文輝談不合，因在成都失業。1941年由親戚邵石癡介紹在成都建國中學教書半年，下年至四川屏山中學教書一年，曾至涼山考察倮儸民族。1942年十月由鄭震宇介紹至重慶見偽教育部次長余井塘。鄭震宇是龔勵初的同學。余井塘介紹我至邊疆學校研究二年。1944年，余又介紹我至康定師范教書一年。我在此三年中，搜集邊疆民族研究資料甚多。

［按］童紫劍（1892—1966），湖南溆浦人，191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師范。1926年曾任溆浦縣教育局長，1928年后輾轉上海多地任教，1931年任中央大學商學院事務員。“一?二八”淞滬戰爭后投奔19路軍。1935年由寧轉滬去港，會見了李濟深、蔡廷鍇、陳銘樞等，參加香港“大同盟”愛國陣線。抗戰時期，曾任職國民黨170后方醫院(湖南邵陽塘田市)監理員，中校軍銜，1947年解甲歸田。1949年前，與中共地下黨組織諶鴻章等取得聯系。1950年后，先后任溆浦縣建設科長、懷化縣水利局長等職。1958年6月被處分，回鄉自謀生路。1966年病逝，1979年平反改正。

邵石癡?，本名邵德銘，是民國時期的一位重要人物，曾任四川省政府駐蓉辦事處主任，與劉文輝關系密切，并與劉文輝一起組織秘密政治團體“唯民社”，創辦進步刊物《大學月刊》和《青年園地》?。至于怎么為陳寄生親戚，不詳。龔勵初（1906—1963），湖南溆浦人，教育活動家，曾任職溆浦縣教育局長、省參議員、省立長沙一中校長、省立九中校長、長沙兌澤中學教員等。國民黨員，與陳寄生關系密切。

日本投降后，我回溆浦，在省立九中教書四年。反共戰爭我極痛恨，因之偽憲戡亂我都不參加。解放時，童紫劍、張則生約我任臨時維持治安委員會主任秘書。任之來，我仍回九中教書。因思想頑固，對社會主義集體思想抗拒甚力，所以次年被學生反對離職。閑居半年，1951年才去安江高農（安江農校）教書。1952年思想改造，因調查室一段歷史無法交清，乃送去湖南革命大學學習一年，至1953年十月才派至晃縣（今新晃縣）中學教書。1956年安江肅反學習，請組織調回溆浦工作。因為年已衰老，不愿死在外縣，在家有親戚來往，家庭便于照顧。回溆浦一年多以來，因在大鳴大放時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被劃為右派分子，斗爭四個月，這是我很對不起新社會的。

［按］任之，河北遵化人，1949年10月—1952年8月任中共溆浦縣委書記，南下干部。其他不詳。省立九中1938年從沅陵遷來溆浦，1952年改名溆浦一中。

我出生在封建社會里，小時讀的都是四書五經，沒有學過外國科學，不知有世界大勢，不知馬列主義遠大的理想。自己恬淡少欲，厭棄功利思想。只想退居深山，不聞外事，做一個自然派厭棄世事的人。這是一種極反動的消極思想。現在黨不嫌棄我，還肯教育我，我是很感激的。

（陳寄生印章）

1958年4月6日

那個時代“社會運動”多，公職人員幾乎每年都要填寫“履歷”。陳寄生是教師，教師是公職人員，況且已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全面開展“整風運動”，自然要填寫一份《干部履歷書》，交代自己的歷史，尤其要交代自己的思想改造狀況。這份“個人檢討”欄下的文字，是“履歷書”的重中之重。從這篇隨手寫下的“檢討”文字看，其漂泊而復雜的一生，雖寥寥數筆，但勾勒完整，不卑不亢，坦誠磊落。把復雜的人生，用簡潔明了的文字如實道來，也許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當然，他性格耿直、孤傲與倔犟的一面，也一覽無余。

三

按照1955年12月29日國務院《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休處理暫行辦法》文件規定，1895年出生的陳寄生已過六十周歲，為何不給他辦理退休？原因不明。

陳寄生1958年4月填寫的《干部履歷書》，說他學歷“高小畢業”，家庭出身“小土地經營”。曾加入中國國民黨。“曾作短期中國民族探源研究”。填報的家庭情況是：土改前，“靠教書生活。硃沙溪有田八畝，系哥哥代置作（前妻）兒女食用之費。曹坡有房屋半幢。田系出租，兒女依大哥居住。自己薪水，存正大號代購油鹽片糖，計有妻子一人，兒子二人，家中共三人”。土改后，“原有土地不動，妻子回硃沙溪居住。與長子分居，雇工耕種三年，我仍在安江高農及晃縣中學教書。”現在“長子已死。現有妻子一人，兒子二人，女兒一人，我自己在內，共五口人。兒女都很小，妻子能出工，但出工很少。因兒女小又多”。

他的主要社會關系，陳寄生有這樣的交代：和自己有關的親友“大半已死”。現存者四人，其中有“向達，親戚，北京大學圖書館長。民盟分子。既為親戚，又為朋友，關系密切。”這時，向達已被錯劃為右派。還有童紫劍、龔勵初、佘策源，以及個人履歷的證明人劉少奇、邵石癡、凌純聲等，這些也許都算有頭有臉的人，這里不贅。回答何時何地參加過何種訓練和運動，他說“國民黨時代未參加過任何訓練。解放后參加的有中學教師學習會審干學習，土改運動，思想改造運動，在革大學習一年，肅反運動，整風學習”；并交代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

填寫這份《干部履歷書》時，陳寄生已63歲。盡管他活了76歲，但此后十多年，他基本上都在牢獄中。

先看看溆浦縣革命委員會“溆革教(1980)190號”文件吧：

關于補發陳寄生安葬費的通知

溆浦一中:

你校原教師陳寄生，男性，本縣新田公社雙其大隊第七生產隊人。陳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因歷史反革命罪被判刑六年，后因重新犯罪，于一九五九年二月加刑兩年，刑滿回家后，又因現行反革命罪，于六九年四月判刑五年，回村執行。一九七一年死亡。陳的問題經復查，五七年劃為右派分子，屬于錯劃，七九年予以改正。陳三次被判刑，經溆浦縣人民法院一九八〇年十月重新判決，撤銷原判。根據黨的政策，經研究，補發陳寄生安葬費150元。

溆浦縣文教局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四日

讀這份二百余字的“補發陳寄生安葬費”150元的公函，可知1957年后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可惜，陳寄生沒能等到這一天，假若地下有知，也許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

陳寄生在1957年“鳴放”些什么呢？根據案卷材料，5月19日他在全縣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言說，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是說專政與民主的關系。“就目前情況來看，人民要求民主，有些人不習慣”。5月23日，他在小組討論會上說：“我們開會的目的是為了認識矛盾、解決矛盾。昨天我們就鉆了牛角尖，我建議我們要就事論事，如推廣‘青森五號’早稻，使農民減產，結果造成了農民與政府的矛盾。這矛盾是人為的，是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造成的……”“中國的主要矛盾是政府與農民的矛盾。農民是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動力。天下是他們打下來的，可農民卻是目前最苦的一個階層，他們生活不能逐步提高，反而因天災人禍陷于困境。”“寒冬里，農民大都穿著單薄，雪里來雨里去，一身凍得冷索索。夜里沒有棉被，只得蜷縮在草窩里……”

1957年6月，在全縣教職員會上他說：“教育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強迫方法，一種是說服方法。我認為前者很好，幾十年的經驗證明，用前者教出了不少革命干部。”8月22日在全縣中小學教師學習會上，他為反革命分子鳴冤叫屈，說“過去對人民的概念沒有講清，因此肅反搞錯了……”11月6日，他在一個小組鳴放會上說：“幾年來，老師受了兩層罵，一是學生罵，一是領導罵。老師不是老師，是老媽子，我七八十歲為什么還當老媽子？不當老媽子就要餓死，你想要負責任，上面有老爺太太壓著你，下面有少爺小姐罵你。所以我的思想是苦命的，要我與你們一樣是不行的。我不跟你們走，我有我的一套，我還要活幾年，討你們幾年嫌。”11月12日，他在小組會上繼續鳴放：“黨的領導是明辨是非，而我校黨的領導是外行，不能明辨是非，他們怎么能領導好……”

最后給陳寄生的結案材料說：他給學生出作文題時，諷刺新社會。在批改作文時，他把學生歌頌毛主席、共產黨和新社會的詞句一律刪掉，認為是標語口號。在整個反右中，他千方百計企圖滑過去。全面揭發時，他壓制別人揭發自己；在批駁時，他捏造事實，狡辯抵賴；還對群眾發脾氣，拒不交代，或避重就輕，經過三次群眾大會斗爭，仍在目的、動機上含糊其辭，張冠李戴。當然，一頂右派的大帽還是嚴嚴實實地戴在他頭上了。

打成右派后，陳寄生被開除教師隊伍，下放到橋江公社河底江大隊勞動改造。一個63歲的老人，滿腹經綸，卻落難至此，其內心痛苦是肯定的。以他的性格，說些牢騷話也是可能的，但在那個年代，又是一個右派，怎能不被重點“監督”呢？1958年11月7日，溆浦縣人民法院(58)刑字第736號刑事判決書以歷史“反革命罪”判處陳寄生六年有期徒刑，所謂“反革命”，就是上述“個人檢討”中所交代的內容。判決書最后說：其解放后思想一貫反動，死心踏地與人民為敵，于1951年在安江農校教書時，給學生出反動作文題《漆黑的一夜》；特別是趁此次整風之際，猖狂向黨進攻，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攻擊黨的領導，攻擊我人民教師事業，攻擊農業合作化，并公開誣蔑說“肅反搞錯了，共產黨騎在人民頭上，教師隊伍不要黨的領導，靠攏人民是投機……”因此，被劃為右派分子。在斗爭中又抗拒交待，影響極壞，手段毒辣，情節嚴重，構成犯罪云云。

僅僅三個月之后，1959年2月又被加刑兩年，理由是“投入勞改后，表現很壞，不但不認罪伏法，反而堅持反動立場，多次在犯人中蓄意歪曲黨的政策，說“人民政府不人道，對犯人實行殘酷勞動”，“勞教政策是殘酷的勞改”。審理中還拒不交代，情節極其嚴重。服刑從1958年10月30日起至1966年10月29日刑滿。

“三年困難時期”全民饑餓，何況一個勞改犯呢？陳寄生餓得皮包骨，神情恍惚，走路跌跌撞撞，看著來日無多了，于是通知他家人接回調養。經過兩年多的調養，身體慢慢恢復，于1964年又被收監，送至岳陽勞改農場繼續服刑，直到1968年春才刑滿釋放。

在十年“文革”中，除了好人，壞人還有“二十一種人”之說，“地、富、反、壞、右”是排頭的黑五類。陳寄生是反革命，是右派，是勞改犯，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挨批挨斗，理所當然。這對于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來說，是夠難受的。他獄中坦白交代：“寫反動詩詞，我解放后十多年是沒有間斷過的。所以在詩詞中，大多數流露出自己的被屈辱，都是現制度給我的。自己只有悲觀失落，無人生趣味可言。”“前次，在劉家洞開斗爭會，我被捆到這里，精疲力竭。斗爭時跪在砂堤上，更是痛苦萬分……”回到家里，他萬念俱灰，去死嘛，心又不甘。于是把十歲的兒子叫到跟前，讓兒子在《毛主席語錄》本上寫了幾句：“打倒XXX！”“中國的赫魯曉夫萬歲！”“劉少奇萬歲！”而當時，劉少奇已是被揪出的最大的走資派，是叛徒、內奸、工賊……于是，他成了“現行反革命”，1969年1月又被判了五年徒刑（1969年1月30日至1974年1月29日止）。鑒于陳寄生時年七十又四，年事已高，就給了個“回村交貧下中農監督勞動改造”。

陳寄生的孫女兒陳菲和陳營告訴我，此后，針對陳寄生的鐵拳更是兇狠了，隔三差五被反綁著雙手拉出去，批斗時往往還掛上二三十斤重的牌子，上書“現行反革命、勞改犯陳寄生”——要是他沒有高大的身軀，肯定是杠不住的。有好幾次批斗回家，他體力不支，躺倒床上呻吟不止。有一次批斗回來，頭昏眼花，饑腸咕咕，他想吃點什么，可揭開鍋蓋什么也沒有，因為妻子生產隊出工沒回來。男兒有淚不輕彈。他真想大哭一場，但聽到門外有人經過，只得靜默，強忍淚水——那時的“反革命”哭，也是對社會的不滿和反抗……

1971年7月18日，是陳寄生結束生命的最后一個日子。勞動了一天，晚飯后又突然通知他去大隊部開會，被批斗回來，已近午夜了。他想自己這一生，不但沒有給妻兒家室帶來什么，反而連累了他們；“五類分子”家屬不好當，處處地方須“夾著尾巴做人”。妻子一字不識，看到他寫字就奪下他的筆，生氣地說：“你還要寫，寫，難道你還沒有受夠嗎？”兒子拿起石頭打他，以示“劃清界限”，他也理解了。他從來沒有想過去死，哪怕在戰火不斷的混亂年代；可這時候，他實在不堪凌辱和折磨，想一死了之。死是容易的。他卻哭了，不舍的淚水，打濕了床頭……第二天早晨，女兒陳德容起床看到他吊在房梁上，驚叫一聲：“是誰又把我爸爸吊起來了？”其實，是她父親懸梁自盡，去了另一個世界。

一個曾經蓬勃向上的生命，就這樣消失在無邊的黑夜里。

四

陳寄生是去過延安的，見過毛澤東、王震等人。

1939年，陳寄生前妻馮如蕓要回云南，他送到貴陽，轉道去重慶找工作。這時溆浦老友童紫劍已先到重慶，在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調查室工作。童對陳寄生說：“你可來調查室工作，可以當巡視員，可到各地視察。”他一直對邊疆民族歷史研究很有興趣，于是就答應了。

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陳寄生任職調查室巡視員，曾到西北歷時十個月，先后到了內蒙、陜西、綏遠、寧夏、甘肅、青海等七個省。等他回到重慶，調查室已解散了，他不得不去成都建國中學教書。巡視西北期間，他去了延安，在延安住了六天，并見到了毛澤東。他在1958年的“個人檢討”中曾簡略說到此事，1968年入獄后的交代就更詳細了：

我在西安等車最久，谷正鼎曾叫我到八路軍（辦事處）去問是不是有車去延安。我在西安到八路軍張經武那里問過車。后來曾敬持來了，我才隨同他們搭閻錫山兵站總監的車子去的。這車開到陜北洛川翻了，曾敬持負了傷，我在洛川停留一個多月服侍他，我才得車子去陜北。同車有教育部一個督學一個視察員。

頭一天歇甘泉縣，這里原來是共產黨邊區政府的地方。陜西偽省政府，強迫又在這里派一個姓楊的縣長來。共產黨諸事退讓，還叫他管一條街，又劃一個鄉叫他管理。他還在這里叫苦叫屈，說他不能行使縣長的職權。在這里，我和教育部的督學，還到邊區的縣長那里去了……

第二天中午到延安，車停在交際科門口。科長金耐問明我們的來意。教育部督學姓張，有個兒子在重慶讀書，他要抗日救國，所以他跑到延安來進抗大。張督學要來看看（兒子）。一小時后，他們父子相見了。我是用《掃蕩報》記者名義，請求在延安見見毛主席，也得到了允許，所以我就下了車，住在西北大旅社窯洞里。在這里，鄧飛黃有一個弟弟鄧力群，也在延安，我要見見他。第二天他來了。我告訴他的哥哥幾家人的情況。延安生活苦，每人每月只有一元零用錢，我送了他四十元法幣添制衣服。延安是派古從軍同志招待我的。古從軍，廣東人，嶺南大學學生。第二天下午，他領我去見毛主席。我在重慶出發（前），政治部《掃蕩報》經理何聯奎來約我做外勤記者，沿途寫新聞材料寄報紙發表。我用“天馬”筆名，沿途都寫有新聞稿，寄交調查室看后，然后送報社去發表。我在延安見過毛主席，也寫了一篇《在延安謁見毛主席記》的文章寄報社。這篇文章在1939年12月或次年1月報上登載的。

［按］陜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成立于1936年1月，處長由西北辦事處秘書長伍修權兼任。不久，交際處改為招待科。1937年1月，招待科隨中共中央機關進駐延安，設在延安城內大東門。后招待科多次易名。1939年，交際科改為交際處，下設秘書、聯絡、招待、總務等科，招待科長為金耐。陳寄生將招待科誤為交際科。

《掃蕩報》是中國國民黨主辦的報紙，歷經多次更名與遷移，宣傳抗日與國民黨主張。抗戰勝利后改名《和平日報》。1950年停刊。

毛主席我是1927年1月在長沙開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見過的，到現在已是十二年了。他為革命經歷了多少艱苦的歲月，現在已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了。他在會客窯洞內接見了我。他穿藍色工人的棉制服，當時是以邊區政府主席（身份）來接見我的。他發表他抗日統一戰線、一致團結救國的偉大政治主張。他希望全國愛國人士都到延安來，看看延安誠心救國的真實情況。我在謁見他的時候，我把和向五九、向警予的關系說明以后，我又向他談到在開農民代表大會時情況，于是他對我更親熱起來。他和（我）坐在一張沙發椅子上，談起很多的家常話來。他說他在延安的生活，他說已生有一個小孩子。他說他表哥從湘潭來看他。他說他一個月只領一元錢的零花費用，他的香煙是由公家開支的。可惜我在當時抱著一個要偏（遍）游西北研究中國民族西來的宏愿，未能留在延安……

我在延安住到第六天，一個人孤身不敢行走。我有點著急了。第六天，我正在散步，遇見了黃東樓，我就高興起來了。黃東樓是我們在重慶同車到西安的。他是湖北黃陂人，參謀本部蒙藏語訓練班畢業的。我們在車上談話……談得很親密。現有了同伴，所以我們就請交際科代雇了兩匹毛驢到綏德去。

綏德是由陜北通山西的軍事要沖，共產黨在這里設有警備司令部，司令員王震將軍，政治部主任袁任遠。國民黨在這里設有專員公署，專員何國柱，政治部主任段南奎。我到綏德時，國民黨和共產黨沖突極尖銳。何國柱在黃河渡口吳堡扣留了共產黨三千元銀洋，王震要他退還，他不肯，因此王震用兵力威脅他，他嚇得不敢見面，悄悄地跑到重慶去了。我到綏德這一天，段南奎代理專員邀請袁任遠吃飯和解這一事件。袁任遠在席上認識了我。他邀我去司令部看他。第二天我去看他，他介紹我和王震將軍見了面，談了話……

這份交代材料的落款是“勞改犯陳寄生寫于橋江公社，1968年12月9日”。

圣地延安，與陳寄生有緣， 卻沒有結緣。有人說，假如他當年留在延安，也許命運是另一種結局了；但歷史沒有假如。歷史往往是詭譎?的。也許他命運更糟糕，很可能還活不到1970年代，甚至活不過延安的“整風運動”……

五

我決定寫陳寄生之前，聯系到陳寄生的兒子陳德完和陳德宏，了解到他家的一些情況。陳寄生結過三次婚，第一任妻子賀碧蘭是表親結婚，賀服毒自殺后，所生一兒一女，兒子陳德镠，有智障問題，沒結過婚，1957年去世，時年33歲；女兒陳德旋，結過兩次婚，有兒女，但家境差，溫飽一直成問題，1976年自縊身亡，才55歲。第二任妻子馮如蕓，昆明人，1939年與陳寄生貴陽一別后，生死兩茫茫。馮生有女兒陳德寧，直到2008年從福建來溆浦尋親，才知自己的親生父親是陳寄生。第三任妻子顏臘英，與陳寄生結婚時年僅十八歲，比陳小了三十多歲，育有三個子女，兒子陳德完、陳德宏，女兒陳德容。前兩任妻子，在陳寄生“個人檢討”中都有交代：“我既然打算做革命活動，首先便要擺脫家庭的系累。”他“擺脫”的辦法就是不管妻子兒女了，獨自離家出走。后來，他的妻子賀氏“灰心失望”，不久就服毒自殺了。才六個月的兒子和兩歲半的女兒，就丟給岳母、妹妹、哥哥不管了。從這里，即可看到陳寄生當年對妻兒的冷漠無情，也可看到他豪情萬丈、投身“革命”的大丈夫氣概。

三十多年后，他憶及賀氏妻兒時承認，“后來這些兒女的一生不幸，就是由于這樣的根源造成的。”但于事無補，他不僅毀了最初的家室，自己的人生也是一敗涂地。1968年12月，他在第三次被判刑的交代材料中說：“解放以后，黨對我留用，赤忱地爭取我，教育我。我一味自以為是，不肯接受黨的教育。1950年，我不肯參加學習。在反右斗爭時，我不肯低頭屈服，誠心認罪。勞改八年，始終消極，對社會主義社會無熱忱，留戀舊學術。在文化大革命中，破舊立新，因為舊的打不破，新的思想就建立不起來。所以才成為‘二十一種人’，成為人民專政的對象……”

陳寄生年幼喪父，成人后母親又早亡。雖然祖父、父親都是秀才，但到他時家道衰落。他只讀過五年小學，但舊書讀得多，舊學底子深厚。我知道他有一部《夷夏考源》，書稿后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散失了。南昌高校段祖青博士因為撰著《向達年譜》，兼及陳寄生的資料蒐集，他發現陳寄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撰寫了大量歷史考據文章，如《青海土人為吐谷渾后裔考》《皇帝族地考》《“黑水國”古城探異記》《甘肅青海“土族”之史的考察》《四川神話，杜鵑與烏龜》《安氏土司興亡述考》《羅羅為中印民族橋梁芻論》《考黑番得姓來源:中華民族融合史實之一》《屏山“安氏土司”政權之由來及其覆亡的經過》《大涼山的邊緣:去西寧溝程途上》等等，這些文章多發表在《新中國》《東方雜志》《現代西北》《中國邊疆》《風土什志》等雜志，影響不小。段祖青先生告訴我，陳寄生的論文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肯定還有不少，完全可以編成一個集子出版。我想，假若陳寄生能有正常的生活，有正常的工作環境和條件，也許他能在學術研究的王國里有上佳的成果。

陳寄生對于學術的熱愛，無論是在顛破流離的舊時代，還是在運動不斷地新社會，他都念念不忘，交代材料里也不忘加上一句“留戀舊學術”。他交代材料里還有這么一段話，更能看出他對學術的執著：1940年代初，“我因研究邊疆史地，由福建鄭震宇的介紹，在重慶偽教育部謁見了余井塘。他是陳立夫的主要助手。這時陳任部長，余任次長。余介紹我到邊疆學校研究部工作兩年。我對邊疆民族和中國民族的一元分化路線找出來了。使我知道夏人就是西藏人。東夷就是涼山倮儸——白夷，南蠻就是大涼山倮儸黑夷。余井塘還介紹我到西康康定國立師范當過教員，是我對西藏民族能進一步得到地理歷史的實證。”邊疆民族問題研究，是中國科學院的事。他先是請鄧飛黃、向達介紹給歷史研究所，都遭到了拒絕，所以他才轉向求教育部的余井塘。今天看來，也許他的研究是階段性的，未必被學界十分看重，但他對學術孜孜不倦的求真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陳寄生的《夷夏考源》完稿后，1950年他給毛澤東寫信問詢政府“是否需要史地研究人員”。至于他是否將書稿也寄去中南海了，不得而知；如果寄去了，也許此稿在將來的某一天會重見天日。他的問詢得到了毛的回復，但也只是輕描淡寫的一句“先生所從事的學術，因我未曾研究，不能贊一詞；惟覺中國的歷史學，若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勢將徒費精力，不能有良好結果”。陳寄生當然知道，自己對史地考據的興趣，是來自讀王國維的《靜安文集》。王國維不會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他也不會，“一生研究史地”的必然結局也就是“徒費精力”了。于是，他徹底死心了，人生的悲劇也就這樣釀成了。1958年后，他基本上都在服刑，直到1971年死在刑期中。

今年8月是陳寄生誕辰130周年，謹以此文悼念這位被歷史遺忘的、生不逢時的鄉賢！

2025年3月至4月完稿于廣州、長沙

（原載《隨筆》2026年第1期，發表時略有刪節。此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