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迎人口死亡高峰！22年1041萬，23年1110萬，去年死亡多少？

作為全球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我國14億人口總量長期穩居世界首位，但人口內部構成的多樣性與深層矛盾卻往往未被充分重視。

當前，老齡化進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總人口連續多年呈現收縮態勢，人口發展的結構性風險已清晰浮現，發展警鐘已然長鳴。

近階段，全國死亡人數持續走高，總人口規模隨之出現連續性微幅回落，這一表象背后折射出的是系統性、深層次的人口結構失衡。

從2022年至2025年，年度死亡人口數量連創新高。那么，2025年我國死亡人口究竟攀升至何種水平？這一輪加速演進的人口變動，又將對經濟社會運行產生哪些深遠影響？

近年我國死亡人口持續攀升

2021年，全國常住人口仍維持在14.13億，數字看似雄厚。但該年度出生人口僅為1062萬人，首次跌破1100萬關口，較上年銳減超11%，當時便引發社會各界高度聚焦。

同期死亡人口達1014萬人，出生率錄得7.52‰，死亡率為7.18‰——換言之，在每千名常住居民中，僅約7.5人新生，而離世者接近7.2人，兩項指標趨近平衡，自然增長已逼近“歸零臨界點”。

或有觀點認為，出生與死亡相差數十萬人，影響有限？

須知，這是新中國成立七十余年來，首次出現年度出生人口跌破千萬大關，亦是首次年度死亡人口突破千萬門檻，雙重突破標志著人口拐點正式確立，絕非階段性波動，而是趨勢性轉折的明確信號。

2022年形勢進一步承壓，全國人口總量首度轉入負向變動，凈減少85萬人，總規模降至14.12億。

出生人口滑落至956萬人，較2021年再降106萬；死亡人口升至1041萬人；出生率下探至6.77‰，死亡率上行至7.37‰，人口自然變動由微弱正增長徹底轉為負增長。

2023年延續下行軌跡，總人口繼續縮減至14.11億。

出生人口收窄至902萬人，同比減少54萬；死亡人口躍升至1090萬人；出生率進一步壓至6.39‰，死亡率升至7.64‰，負增長缺口持續擴大。

此時公眾普遍意識到：人口負增長并非偶發事件，而是一種具有自我強化特征的穩定演化路徑，只是尚未進入全面顯性爆發階段。

2024年出現短暫企穩跡象，出生人口回升至954萬人，較2023年增加52萬，系2017年以來首次反彈。

但需理性看待這一回升：并非青年群體生育意愿實質性回暖，更多源于前期積壓需求集中釋放、多地生育支持政策逐步落地見效，疊加龍年傳統生育偏好驅動的集中安排，屬于政策干預與文化慣性共同作用下的階段性現象。

該年死亡人口為1093萬人，較2023年微降17萬，主因醫療服務體系持續優化、基層健康管理能力增強，帶動人均預期壽命穩步提升。

2025年，人口壓力進入全面檢驗期。

據國家統計局權威發布，2025年末全國常住人口為14.0489億，較上年凈減339萬人。

出生人口驟降至871萬人，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低紀錄，較2024年再減83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約為7.4%；死亡人口飆升至1131萬人，死亡率同步抬升，標志著我國正式步入人口死亡規模顯著擴大的關鍵階段。

我國迎來死亡高峰

或許有人疑問：離世人數階段性增多，是否屬短期波動？未來能否自然緩解？答案是否定的。此次死亡人口高位運行，并非偶然起伏，而是歷史人口規律的必然呈現。

其根本動因在于“深度老齡化”加速深化，且呈現“集中老化、集中辭世”的鮮明特征——這一格局，早在上世紀兩次大規模嬰兒潮時期便已埋下伏筆。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共經歷兩輪顯著嬰兒潮。

首輪發生于1950至1958年間。彼時社會秩序重建完成，公共衛生體系快速鋪開，嬰幼兒存活率大幅躍升，民眾生育信心顯著增強。九年累計出生人口達1.87億，相當于當下美國全國人口的約55%。

第二輪嬰兒潮集中于1962至1973年。三年困難時期結束后，民生恢復加快，補償性生育集中釋放；同時計劃生育政策尚未全面實施，家庭生育空間相對寬松。這十二年間，出生人口逾2億，是我國人口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出生高峰。

兩次嬰兒潮合計出生人口近4億，占當前全國總人口比重接近三成，其體量之巨，足以重塑整個國家的人口年齡金字塔。

關鍵問題在于：這四億人如今正處于怎樣的生命階段？

1958年出生者，2025年已滿67周歲，遠超法定退休年齡，慢性基礎性疾病發病率顯著上升，高血壓、冠心病、腦卒中等老年相關健康風險集中顯現，自然死亡概率大幅提升。

1973年出生者，2025年已達52歲，雖未達退休線，但已步入生理功能平臺期后期，免疫機能、代謝調節能力趨于下降，重大疾病檢出率與死亡風險均呈加速上升趨勢。

尤為關鍵的是，第二輪嬰兒潮主體人群自“十三五”規劃收官起，即以每年800萬至1000萬人的速度，規模化、密集型邁入老年行列。

截至2025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3.2338億，占總人口23%；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2.2365億，較2024年凈增342萬人。

盡管當前低齡老人（60—69歲）占比仍較高，但隨年齡梯次上移，其死亡率將呈指數級增長，人口自然減員壓力將持續加劇。

若出生端能同步發力，死亡規模擴大尚可緩沖。現實卻是：育齡人群生育意愿持續低迷，出生人口連年走低，形成“死亡加速、出生減速”的雙向擠壓格局，這才是人口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核心挑戰。

即便2024年出現小幅回升，亦難扭轉整體下行慣性，反映出深層結構性矛盾已深度固化，亟待系統性破局。

是什么擋住了年輕人“生孩子”

先看一組關鍵數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20年我國15—49歲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僅為1.3，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1。這意味著，平均每名女性終身生育不足1.3個孩子，人口自身再生產能力嚴重不足。

另有專項調研顯示，約20%的未婚未育青年對生育持明顯猶豫態度——既渴望家庭完整，又擔憂現實重負，這種心理張力實為多重生存壓力長期累積所致。

首要制約來自經濟負擔，本質是“養育成本不可承受”。

現代育兒早已超越基本溫飽范疇，演變為一場橫跨0—22歲的長期投入工程。教育、醫療、住房、托育等剛性支出層層疊加，令多數家庭望而卻步，尤其中等收入群體感受最為深切。

依據2025年最新家庭財務監測報告，國內普通家庭撫養一名子女至本科畢業，平均總投入達68萬元；若選擇一線城市優質資源路徑，全周期養育成本峰值可達800萬元。這一數字背后，是無數年輕家庭的真實焦慮與現實妥協。

當前高校畢業生起薪普遍處于5000—8000元區間，扣除房租、通勤、餐飲等必要開支后，月均結余極為有限。當個體尚難實現財務自主，遑論承擔數十年、數百萬元的育兒責任？

其次為職業發展掣肘，對女性而言尤為突出——生育常意味著職業軌道中斷甚至永久性偏移。

職場競爭日趨白熱化，“996”“007”工作制廣泛存在，員工休息權、發展權保障仍存短板。許多用人單位在招聘環節即隱性篩選已婚未育女性，入職后亦通過績效考核、崗位調整等方式施加隱性壓力，規避產假用工成本。

這種制度性排斥，使女性在生育決策中不得不反復權衡職業前景與家庭責任，最終往往選擇延后甚至放棄生育。

第三重壓力源自時間稀缺，即“無暇撫育”。

通勤耗時長、加班常態化、周末任務重已成為都市青年生活常態。清晨六點出門、深夜十一點歸家者比比皆是，連規律作息都難以保障，更難騰出整塊時間陪伴、照料嬰幼兒。

多數雙職工家庭依賴祖輩照護，老人們被迫離開故土，遷入陌生城市，承擔洗衣、做飯、接送、早教等繁重事務，身心俱疲。即便如此，年輕父母仍普遍感到時間嚴重透支，育兒質量難獲保障。

第四重壓力為心理預期落差，即“不敢養好”。

當代青年對子女成長環境、教育資源配置、人格發展質量抱有極高期待，唯恐孩子在學業競爭、社交能力、心理健康等方面落后于同齡人。這種“起跑線焦慮”已內化為普遍心理負擔，其強度甚至超過經濟與職業層面的壓力，成為抑制生育意愿的隱形推手。

綜上可見，我國當前人口困局，絕非單一維度的死亡增多或出生減少，而是二者在時間軸上高度重疊、相互強化所形成的復合型危機。

截至2025年末，全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85136萬人，15—64歲人口為96848萬人，占總人口68.9%，勞動力總量仍居全球首位，短期內可支撐經濟平穩運行。

但依當前趨勢推演，未來十五至三十年間，隨著00后、10后群體逐步進入勞動市場，勞動力供給將面臨斷崖式收縮。

屆時或將普遍出現“兩名在職者贍養一名老人”的供養結構，基本養老保險繳費基數可能上調，法定退休年齡大概率延遲，養老金替代率或承壓下行。與此同時，快遞、外賣、家政、護理等人力密集型服務業價格，亦將因用工短缺而系統性上揚。

人口結構變遷還將深度重塑產業生態。

教育領域首當其沖：適齡兒童持續減少，將推動大量幼兒園、小學進入整合重組乃至關停階段；部分縣域已現“一校一師”現象，未來或加速蔓延。

房地產市場同樣承壓：新增購房主力人口萎縮，尤其三四線城市需求支撐減弱，房產屬性正從“保值資產”轉向“持有成本”，過去“買房即升值”的確定性邏輯正在瓦解。

這些變化并非遠景推演，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進程，將切實影響每個家庭的就業選擇、居住決策、養老安排及子女教育路徑。

面對這場深刻的人口轉型，既不可消極等待，亦無需過度恐慌。

國家層面正多維協同發力：提升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標準，擴大生育津貼覆蓋范圍與發放時長，構建彈性工作制與家庭友好型職場規范，嚴禁用人單位實施生育歧視；同步加快普惠性托育服務體系建設，擴大公辦學前教育資源供給，試點育兒成本專項稅前扣除政策。

截至2025年底，全國登記在冊的養老機構與社區養老服務設施達39.4萬個，總床位數768.0萬張；高齡津貼、經濟困難老年人補貼、失能護理補貼等政策性福利，已覆蓋5286.3萬老年群體。

上述舉措旨在系統性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提升青年家庭發展韌性，同步夯實老年照護網絡，實現“少有所育、老有頤養”的良性循環。

人口問題的化解無法一蹴而就，它需要頂層設計的持續優化、社會支持體系的漸進完善，以及每個家庭基于自身條件的理性規劃與積極行動。

我們所能做的，是清醒認知這一時代命題，主動適應結構變革，在提升專業能力、拓展職業半徑、優化家庭財務的同時，也為公共政策建言獻策，為制度創新貢獻力量。

因為人口的走向，就是時代的脈搏；今天的抉擇，終將定義明天的生活質地。唯有直面挑戰、務實應對，方能在變局中筑牢發展根基，讓每個個體都擁有可預期、有尊嚴、有溫度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