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們黨對城市工作的規律性認識上升到新的高度｜標識性原創性概念大家談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論述，科學回答了城市發展為了誰、依靠誰，以及建設什么樣的城市、怎樣建設城市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把我們黨對城市工作的規律性認識上升到新的高度，為我們走中國特色城市現代化新路子提供了科學指引。一段時間以來，西方主流城市經濟學基于市場自發邏輯與先發優勢，主導了全球學術話語。這一源于西方特定制度與發展經驗的理論，在解釋中國獨特的歷史軌跡、文化底蘊與制度安排下的城市化進程時，往往顯得解釋力不足。新時代新征程，深刻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論述，構建植根中國實踐、兼具學術主體性與理論解釋力的中國城市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是打破西方話語壟斷、為全球城市發展貢獻新范式、推動人類城市知識革新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以制度優勢、超大規模與文明根脈為獨特基礎。

先看中國特色的制度環境。通過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引領與頂層設計，中國在城市化進程中努力平衡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突破西方“弱政府—強市場”的二元對立理論范式。“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與西方“資本優先”的邏輯形成鮮明區別，保障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普惠性、戰略性供給，推動“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動態協同。

再看超大規模的城市體系。中國用40余年時間走完西方國家上百年的城鎮化歷程，建成了由22座超大特大城市引領、眾多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同發展的巨型城市網絡，城市常住人口與經濟總量占全國比重邁上新臺階，以城市群、都市圈為標志的一體化發展格局世所罕見。這種超高速、超大體量的城市化，既帶來人口大規模流動、資源配置空前復雜的挑戰，也催生都市圈同城化、城市內涵式提升與治理模式創新的豐富實踐，為構建中國城市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鮮活樣本與問題場域。

接著看深厚文明的持續滋養。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天人合一”生態觀、“民惟邦本”治理倫理以及“兼容并蓄”發展智慧構成中國城市發展的深層文化基因，深刻塑造中國城市的空間倫理、社會結構與價值取向。與西方城市化中常見的資本擴張邏輯不同，中國的城市建設強調人與自然和諧、歷史文脈傳承與社會網絡維系，內嵌濃厚的共同體意識與人本關懷。這種將文化底蘊與社會價值系統性融入發展邏輯的實踐，超越西方將文化視為次要變量的理論視野，為構建中國城市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注入獨特的文明根脈。

另一方面，以“人民性發展”為目標、以“制度性集聚”“政治性均衡”為機制的概念性框架。

西方主流城市經濟學理論植根于“強市場”假設，傾向于將政府角色簡化為外生的“守夜人”或矯正“市場失靈”的被動干預者，其分析核心聚焦于市場自發的要素配置與空間均衡過程。這一范式在解釋中國及其他許多非西方國家的城市化實踐時，常呈現解釋力不足與水土不服的困境，并難以內生化地處理一個戰略性、引導性且深度介入發展的政府角色。

構建中國城市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關鍵在于突破二元對立思維，全面確立一個植根于中國實踐、邏輯自洽的分析框架。這一框架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統攝性核心目標，以“制度性集聚”與“政治性均衡”為兩大基礎性、協同性作用機制，系統闡釋“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在實踐語境下的辯證統一與協同共生。

“人民性發展”確立價值靈魂與元目標。它深刻揚棄以資本利潤最大化和空間擴張為核心的物本發展觀，將發展的終極標準錨定于人民群眾在教育、健康、就業、居住、環境及社會參與等維度的“可行能力”的全面提升。它并非附著于經濟過程之外的倫理裝飾，而是從根本上規定了城市經濟活動的價值邊界與歸宿。一切經濟增長、空間集聚與區域調整，其正當性與成效最終都需接受“是否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標準的檢驗。在“人民性發展”目標引領下，“制度性集聚”與“政治性均衡”兩大機制協同作用，分別回應“如何實現高效發展”與“如何實現共享發展”的核心問題。

“制度性集聚”機制聚焦于發展動力與效率提升。政府并非替代市場進行要素配置，而是通過精心設計的產業政策、國土空間規劃、科技創新激勵與營商環境系統優化等制度工具，積極塑造和引導生產要素向更具效率、更富創新潛能的領域與空間節點集聚。這一機制內嵌人民性要求：制度設計旨在使集聚產生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最大化地轉化為民眾生活質量的同步提升，從而在源頭上規避“只見城市擴張，不見民生改善”的扭曲發展，防范因純粹市場集聚可能導致的社會階層固化與空間分異。

“政治性均衡”機制聚焦于發展格局的公平性與可持續性。通過構建一套“市場初次配置與政府二次調節”相結合的雙重均衡體系，在尊重市場規律、發揮初次配置效率優勢的基礎上，要求政府憑借政治權威與資源動員能力，以財政轉移支付、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建立生態補償機制、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組織對口支援等政治經濟手段，對市場形成的空間格局進行有意識的、戰略性的矯正與再平衡。其目的并非追求絕對平均主義，而是將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發展可持續的范圍內，并確保人民群眾能夠享有基本均等的發展權利與公共服務。

進一步看，“人民性發展”目標與“制度性集聚”“政治性均衡”兩大機制，共同構成一個“目標統領—基礎機制”的有機整體。其中，“人民性發展”是價值錨點，為兩大基礎機制注入靈魂、劃定邊界；“制度性集聚”側重激發活力、提升效率，“政治性均衡”側重調節秩序、保障公平，二者在動態平衡中相互支撐、相互促進，共同實踐“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在共建共享中激發增長動能”的閉環邏輯。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鄧智團）

原標題：《把我們黨對城市工作的規律性認識上升到新的高度｜標識性原創性概念大家談》

欄目主編：王多 文字編輯：理論君 題圖來源：上觀題圖 圖片編輯：蘇唯

來源：作者：鄧智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