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浩文：鄉史拾遺丨天涯·作家立場

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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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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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原文脈悠遠，正史多記王侯將相，民間風骨卻常被湮沒。張浩文從地方史料里打撈起兩段被遺忘的往事：以命護尊嚴的秀才、為民請命的義士。他們雖為凡人，卻在危難之際挺身而出，用生命守住良知與正義。隨筆《鄉史拾遺》于鄉史碎片中見人間正氣，致敬那些無名卻有風骨的平凡英雄。今天，我們推送張浩文《鄉史拾遺》全文，以饗讀者。

鄉史拾遺

張浩文

我的老家陜西扶風，是西北一隅的偏僻小縣，這個地方，古代比現在名氣大。在西周，它是王城所在地，《封神演義》里紂王派兵圍攻的西岐，一部分就在扶風境內。在漢代，扶風是赫赫有名的三輔之一（三輔為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屬于帝國的心臟區域，這種顯要地位一直持續到唐代。在唐之后，這里逐漸被邊緣化，以至于到今天，很多人可能知道周原遺址和法門寺，卻不知道這些名勝古跡就坐落于扶風縣。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向東南傾斜以后，這個地方沒有存在感也屬情理之中。歷史上，扶風也曾出過一些如雷貫耳的著名人物，比如撰修《漢書》的班固、威震西域的班超、馬革裹尸的馬援、絳帳傳薪的馬融等，但那都是在中華帝國強盛的漢代。到了近現代，窮鄉僻壤之上人文潰散，風流之輩乏善可陳，史書上找不到幾個閃亮名字，這讓我等從家鄉走出來的讀書人很沒有面子。

可是，近來無事，翻閑書以自娛，我驚訝地發現，歷史可能并不是我們熟知的那樣，關于吾鄉，在大人物匱乏的史書之外，卻有著野史和傳說記載的一些小人物，他們曾經干過一些驚天動地的大事，因為悖逆圣經賢傳，被擯棄于史書之外，不為大眾所知。對這些先輩，我敬佩至極，作為后輩，我有責任書寫他們的事跡，讓先賢們從歷史的塵埃中破繭而出，以其剛烈奮勇鼓舞我們的意志。

一嘴毛

乾隆十八年（1753年）六月的一天上午，陽光暴烈，熱氣灼人，此時正值關中平原的暑伏天氣，在縣城通往官道的南門洞里，皂役吳起和兒子吳永年（縣衙馬夫）及吳起的同僚梁萬奇、李壽等四人靠墻圪蹴著，似乎在等待什么人。

當兩個風塵仆仆的男人走進門洞時，吳起和兒子同時認出了對方，他們吆喝一聲：“打！”四人撲上去，兩個對付一個，很快將對方打倒在地。這兩個人都不經打，一個是年紀較大的屈耀，一個是秀才屈謙益（屈耀的兒子），他們哪是皂役和馬夫的對手！對手被打倒在地猶不解恨，吳永年還撕破屈謙益的衣褲，在褲襠薅了一把體毛，塞進他的嘴巴，又把屈謙益拖到門洞外的下水溝邊，撈起又臭又黏的泥巴，涂了他滿頭滿臉。

這場沖突緣起何故呢？

原來在這場沖突的前一天，他們已經沖突過一場了。昨天皂役吳起受知縣張于畊派遣，去本縣召公鎮出差，到屈耀的斗行（糧食商行）催要平糶欠款。去年關中旱災，糧食減產，扶風縣衙依照上級通知，將囤積的官糧減價出售，平抑市場糧價，是為平糶。這次平糶，縣衙選擇了屈耀的斗行作為執行方。平糶結束，屈耀與縣衙結賬，盤點之后，斗行欠缺一千五百余文錢。這點欠缺，實在不多，對雙方來說都可忽略不計，因此屈耀一直沒有給官府還賬，大概在他看來，這錢拖一拖就會拖沒了。

沒想到這任知縣是個認真的人，三個月后，張于畊派吳起催賬來了。吳起與屈耀在斗行發生了口角，至于起因，史書沒有記載，我猜大概與吳起的強勢有關。吳起是官差，有高人一等的身份，雖然他只是一個跑腿的角色，但在縣衙行走，自然就有了狐假虎威的氣勢，而且他冒著酷暑，跑了很遠的路，心里窩著火，更關鍵的是，他是債主，占著理。他口氣不遜，如果是一般的人，大概只能給他賠罪。可是屈耀不是，或者說屈耀自認為他不是。屈耀的兒子屈謙益是本縣生員，俗稱秀才，他的親哥哥屈炳也是生員。生員是有功名的人，身份地位與一般百姓大不相同。在清代，生員享受國家優待，理論上說，他們是國家干部的后備隊伍，不但被減免丁糧、差役，還有司法豁免權力，地方官不能隨意拘拿行刑。有這樣的家庭背景，屈耀的腰桿自然硬。兩個人因爭吵以至于動手撕扯，恰好此時屈炳也在現場，他看到弟弟與人爭執處于下風，就過來幫忙。吳起的兒子吳永年是縣衙馬夫，是他牽馬把父親馱來的，出于護親，他也加入打斗。四人一場混戰，屈家兄弟不是吳家父子的對手，雖然主場作戰卻還是吃虧了。

屈家咽不下這口氣，打是打不過，那就上縣衙控告吳家父子濫用權力，欺壓百姓。吳家父子回到縣城，根據屈家的囂張氣焰，估計他們一定會上訪，所以今天就在縣城門口等著，對于經常在鄉間拿人、在大堂掌刑的皂役來說，他們不信有打不服的人！

我讓你們來控告！

幸虧當時有營兵巡街，控制住了場面，把雙方勸開，這才避免了屈家父子進一步受害。可是即使如此，這對屈家來說也是奇恥大辱，特別是屈謙益，他是秀才，平時備受鄉邑尊重，好歹也是場面上的人，今天之所以由他出頭帶領父親上縣控告，正是因為他有特殊身份，知縣也得高看他一眼的！沒想到還沒有進入縣衙，就在街道的大庭廣眾之中被人痛打，還扒了衣服，吃了×毛，像狗一樣被拖拽，像豬一樣粘了一身臭泥漿！

這番羞辱，不僅僅是身體受傷，更是斯文掃地啊！是可忍，孰不可忍？

吳家父子大概就是沖著屈謙益的秀才身份精準打擊的，要不為啥他們獨獨對屈謙益下手這么狠？他們一定是這么想的，依仗一個生員，你們竟然不把衙門的公人放在眼里，我今天就是要把你這個秀才的臉皮搔一搔，看你們以后還敢囂張不？

屈家被打服了嗎？當然沒有，他們家有兩個秀才呢。他們選擇了繼續上告，這一次上告，就引爆了這個小縣城后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件。

以上這些故事的演繹，是根據青年學者王帆新著《州縣之民》所提供的材料，與王帆不同，他從這些史料中看到的是士子們在專制皇權之下的屈辱和無奈，我則看到了另一面：他們維護自身尊嚴的勇敢和悲壯。

我們繼續講故事：

屈家上告到縣衙了，知縣也受理了訴狀，但卻遲遲不開審。屈家一再催促，縣衙以各種理由拖延，先是說要上交鳳翔知府調查，下來是本縣要組織鄉試忙不過來，再下來又說證據不全，需要繼續查證……屈家不傻，他們看出來了，這是官家有意袒護自己的衙役，想把這事拖黃了。

這下屈家不干了，他們決心把事情鬧大，讓知縣在徇私情還是保官帽之間做出選擇。鬧事的策劃者是屈炳，他是屈家老大，也是資深秀才，閱歷深廣，老謀深算，由他掌舵也是理所當然。

作為平民百姓，要拿捏官府，手中幾乎無牌可打，但屈炳的厲害之處在于善于謀劃，他硬是要從官府手中搶來一張牌，用這張牌去叫主。這一年的年底，按慣例扶風縣要舉行童試，這是國家科舉制度的一個環節，是為大事。屈炳決定選擇這個時機向官府發難：號召全縣童生罷考，理由是扶風縣羞辱斯文，蔑視士人，參加科考毫無意義！

選定了目標，有了堂皇的理由，下面就是發動和組織隊伍，人數多多益善。屈炳首先找到親戚辛大烈，辛大烈也是生員，脾氣跟他的名字一樣暴烈，他立即響應，而且出頭幫屈炳拉人。經屈炳和辛大烈串聯，已經有二十多名生員加入抗議行列。這在當時是相當可觀的人群了，約占本縣士人的三四成。因為生員資格很難取得，三年兩考，每考又分縣府院三試，能通過的人少之又少，魯迅筆下的孔乙己，老死都沒有撈到秀才的名分。

這些人于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聚集在樊家莊酒店，商議大事，會議由辛大烈主持。幾杯酒下肚，辛大烈慷慨陳詞，怒斥扶風知縣張于畊縱役枉法，侮辱士人，實在是把讀書人不當人，號召大家出面，各自動員童生，抵制童試，以此逼迫縣衙懲辦打人兇手，為士人主持公道。生員在讀書人中很有威望，他們的言行對備考童生影響極大。

十一月二十七日，屈炳起草一份傳單：“張公縱役辱士，顛倒訟詞，真斯文掃地。凡我同儕文武童生，有一人應考者，男盜女娼。諸位老先生，慎勿自貽羞辱。”

屈炳派人將此信置于縣衙馬號，目的是讓它到達知縣手中。這是下戰書啊，等于最后通牒。

從這份傳單我們可以看出，屈炳這時的行事目的已不再是指控差役行兇了，而是指向知縣張于畊，他的要求也不再單單是處罰惡役，而是要維護士人尊嚴，讓斯文不再掃地。

屈炳等人的宣傳動員效果好到出乎意料，十一月二十九日是報名截止期，扶風全縣竟然沒有一個人報名參考！

這下知縣慌了。張于畊一面派人緝拿屈炳等組織者，一面親自出面動員童生報名應考。

十二月一日考試，當天來的考生稀稀拉拉，為了等候考生，開卷時間不得不拖后。由于秩序被打亂，即使開考，試場也不安定，考生議論紛紛。這時有辛大烈安插的內應張文烈乘機作亂，當眾控訴官府惡行，眾考生一看這種情景，知道這場考試無法如期完成，干脆扔了試卷，一哄而散。

一場國家組織的科舉大典，就這樣被屈炳等人給攪黃了。

事情確實鬧大了。扶風知縣張于畊不敢隱瞞，也隱瞞不了。他趕緊向上級鳳翔知府報告，鳳翔府再報陜西巡撫，陜西巡撫再報陜甘總督，最后一直報到朝廷，驚動了乾隆皇帝！

乾隆十九年（1754年）二月的一天，扶風縣城南面的土壕里，人山人海，萬頭攢動。一場血腥大戲即將開幕，城里城外的市民鄉民興高采烈前來圍觀。人群中央臨時搭起木頭臺子，一個長髯飄拂的男人被綁在一根立柱上。寒風凜冽，雪花飛舞，這個男人像扎進冰天雪地里的木楔子，筆直挺立，昂然無懼。

午時三刻，一聲鑼響，知縣張于畊登臺宣布：案犯屈炳，挾嫌倡議，約會阻考，屬罷考案罪魁禍首，照“光棍為首例”，斬立決！

手執鬼頭大刀的劊子手來到屈炳身邊，一手持刀，一手去解他的紐扣，意圖讓犯人的脖頸完全袒露出來，這樣刀起頭落，腔口的噴血毫無遮擋，像噴泉和煙花一樣更具觀賞性。

屈炳憤怒地扭動身體，呵斥劊子手：“身體發膚受之父母，豈可當眾袒露？我是生員，士可殺，不可辱！”

劊子手不耐煩，一刀砍去，一顆怒目金剛般的腦袋咕嚕嚕滾下臺子，滾到了一輛囚車跟前，囚車里的辛大烈一聲長嚎，用腳狠狠地踢踏囚車的木籠。辛大烈被判為從犯，照“光棍為從例”，絞監候，秋后處決。都是死刑，他可落一個全尸。

參與這次罷考的所有士人，都遭朝廷追罪。他們的生員身份一律被褫奪，受到流放、杖責等輕重不一的處罰。

這個行刑場面當然是虛構出來的，史料從無記載。但我的虛構不是完全沒有依據，這些勇敢的人配得上我的想象。

我之所以稱他們勇敢，是因為他們為了維護自己尊嚴不惜性命。為了逼迫知縣懲罰惡隸，給士人爭回臉面，他們選擇與國家大考對撞。在發動罷考之前，他們知不知道此舉的后果和利害？當然知道！屈炳和辛大烈都被人提醒過，說這是違背朝廷法度。別人的提醒不是嚇唬，而是有成例在先。

此前的雍正二年，河南封丘汛期在即，知縣唐綏祖征調包括生員在內的夫役加固堤壩，引起本縣秀才不滿，他們在歲考之際發動罷考。此事引起雍正帝震怒，將罷考主謀斬立決，對河南學政等一眾官員也做了處罰，責其“包庇袒護”犯案生員。此后類似的案子還發生過幾起，都被嚴厲處置。

清朝時期的私塾

雍正十二年，針對罷考案，雍正帝下發口氣極其嚴厲的諭旨，要求禮部頒布條例，制止此類事情再次發生，禮部遵旨，擬定了對罷考事件的處罰標準：“……如有豪橫之徒，逞一時之思念，輒敢聚眾罷考，挾制官長者，照山陜題定光棍之例，分別首從治罪。其勒逼同行罷考之生員，褫其衣項，童生記名檔案，俱停考試。如合邑、合學間罷考，即將合邑、合學罷考生員全褫衣項，童生全停考試，仍照例分別杖責。”

此條例中提到的“山陜題定光棍之例”，據《大清律例》載，就是懲治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條例，“光棍”是北方對地痞流氓的俗稱，這些人“假地方公事，強行出頭，勒逼平民，約會抗糧，聚眾聯謀，斂錢構訟，抗官塞署”，是讓官府頭疼的刺兒頭。對這些人，為首的斬立決，為從者絞監候。

作為扶風罷考的士人，他們不可能不知道這些條例，因為這些都是關乎他們前途的。那么，既然知道了罷考的嚴重后果，他們還是毅然決然地去罷考，這不是勇敢又是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從這里可以看出，這些讀書人把自己的尊嚴看得比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重要，無尊嚴，毋寧死！

有人會說，你把他們拔高了。屈家人不就是為了自己申冤嗎？這是私情而已，談不上公義。屈家上告，開始當然是私情，可是屈謙益公然被辱之后，情況就變了，對一個生員的凌辱反映了整個官僚階層對士人的蔑視，此事讓所有讀書人錯愕和寒心，他們不可能沒有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感受。

還有人會說，屈家人即使為了尊嚴，那也是為了自己個人的尊嚴，于別人無涉。我不同意這種觀點，胡適曾經說過：“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因為個體自由和人格是國家民族的自由尊嚴之基礎，屈家人維護個人尊嚴，就是維護整個士人階層的尊嚴。退一步說，即使屈家人有私利在其中，可是其他罷考的人沒有啊，他們并非受到惡隸直接傷害，他們參加罷考，為的就是討一個說法，這個說法不是針對他們某個人的，而是針對整個士人階層的。

扶風罷考案的犧牲是慘重的。為首的兩人被處死，一批人被流放，一批人被杖責，所有參與者都被褫奪生員身份，從此淪落為草民。但他們“舍得一身剮，敢把‘官員’拉下馬”的大無畏氣勢也震撼了朝廷，當初打人的吳家父子和他們的幫兇梁萬奇、李壽等人，也受到了處罰，被杖責并革職，至于包庇他們的知縣張于畊，也在隨后被免職。

雖然這種處理避重就輕，明顯帶有庇護的味道，但無論如何，這也算是罷考行動收獲的微薄成果。對這些人的清算，就是給全縣士子的一個交代，算是安撫人心吧。

看到這個結局，讓人感慨萬千。這些勇敢的人等于進行了一場不惜命的自殺式攻擊，他們拿自己的人頭和鮮血逼退了幾位惡人，雖然這是極端的不等值，但他們的血性和骨氣可佩可贊，可歌可泣……

我不知道屈家的這兩位好漢葬于何處，也無法考證那些受罰生員后來的人生遭際，先賢們早已作古了，歷史的塵埃也掩埋了他們悲壯的故事，以至于今天在扶風境內，很少有人知道乾隆年間發生的那起驚天動地的罷考事件。想起這些，作為同邑的后輩讀書人，我們應該慚愧，我們沒有他們的鐵骨，沒有他們的血性，難道我們也沒有膽量把他們的故事傳承下去嗎？

一口鹽巴

深更半夜，月明星稀。萬籟俱寂的原野上，一個高大魁梧的人影沿著官道狂奔而來。大概因為行走急遽，汗流浹背，他感覺口渴了，就順勢拐進了路邊的豌豆地。這時，豌豆結莢，豆粒脆嫩，正是生津止渴的佳品。這人擼了一把豆角，迫不及待地塞向嘴巴，可是他的手掠過脖頸，向后掄空了。

我的頭呢！他大喊一聲：頭在哪里？

這竟然是一個無頭之軀！

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時，我嚇得不輕。那時候我還小，我問爺爺，無頭人是誰？爺爺說，是張爺。我說，他怎么沒頭呢？爺爺說，他的頭被割了，掛在縣城門樓上。我問，他要去哪里？爺爺說，他從縣城墻頭上跳下來，要去城南的青龍廟。我問爺爺，張爺去青龍廟干什么？爺爺說，張爺名叫張化龍，青龍廟是他的祠堂，他要回家呢。

無頭人的故事百年來在扶風廣為流傳，幾乎家喻戶曉，耳熟能詳。在我老家一帶，“爺”這個稱呼有兩層意思：一是親屬稱謂，分別班輩；二是對神的尊稱，比如“土地爺”“財神爺”“城隍爺”“閻王爺”等。把張化龍稱為“張爺”，用意是后一種，把他歸位神衹了。

為什么老家人對他這么崇敬呢？因為他是為民拼命的英雄好漢！為了讓大家吃上一口鹽，他把自己的性命都搭進去了，被朝廷斬首示眾，人頭掛在了縣城墻頭上。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無法理解，為了吃上一口鹽，何至于會鬧出人命？那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歷史上的食鹽專賣制度。這種制度起源于春秋時期，一直延續到清代，其核心在于官府全面控制食鹽的生產、運輸和銷售，以確保和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人不可能淡食，卡住食鹽，就等于捏住了人的命門，政府一旦遭遇財政危機，它首先就會在鹽價上做文章。張化龍起事的那幾年，清政府就到了這種境地。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清廷和列強開戰，八國聯軍攻占北京紫禁城，次年九月，中國被迫簽訂《辛丑條約》，賠償列強白銀四億五千萬兩，這些賠款均分各省。陜西除了分攤賠款之外，還有另外一筆巨大的財政黑洞，即“恭辦皇差”“籌辦回鑾”。北京破城之后，慈禧老佛爺攜帶光緒帝倉皇西逃，駐蹕西安，這娘倆“西狩”，陜西官員竭盡侍奉，以圖個人晉階，這錢花得像渭河水一樣嘩啦啦淌。

為了彌補虧空，只能增加捐稅。食鹽加價是當局最先想到的，也是最順手的，他們立即行動。由于實行官方壟斷，各級官員有充裕的尋租空間，他們和地方豪強上下勾結，肆意抬高鹽價，牟取暴利，民眾苦不堪言。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冬，扶風縣鹽業專賣權被當地豪強馬臨太把持。他不但肆意抬高鹽價，還給鹽里摻沙加土，扶風鹽價竟然由最初每斤十二文暴漲到七十文，高于鄰縣四倍以上，時人記載：“老嫗以草木灰濾鹽，稚子啼饑聲徹夜。”扶風百姓無奈，只好去外縣購鹽，馬臨太派鹽勇設卡攔截，逮住外購者，強行沒收鹽巴，對不從者暴力懲罰，以至于打死人。

官家和鹽商的惡行激起民變，一場由張化龍領導的抗鹽運動終于爆發了。

對于這場暴動，官方和民間有著不同的記錄，其中的差異意味深長。

作為官方，對這種事件自然是盡量淡化處理，以免引起社會恐慌，也怕引發別處模仿，更怕上峰對自己追責。對這次扶風抗鹽風波，官史記錄非常簡略，《鳳翔府志》（光緒年間抄本）卷九《兵事》只有一句話：“光緒三十三年春，知府李顯誠剿扶風亂民，斬首逆張化龍。”后來的《續修陜西通志稿》（民國二十三年刊本）卷167《紀事》，對此事僅著墨六字：“鹽梟聚眾滋事。”

與官方記載相反的是民間敘事，這是一個豐富多彩、神奇絢爛的口頭文本，而且現在還在發展演義中。

首先我們看看民間對張化龍身世的描述。張化龍原名張升云，傳說他就是青龍化身，有神力相助，武藝高強，膂力過人，他所在村里有一座關帝廟，廟里有一把一百三十多斤重的青龍偃月刀，他舞掄起來，虎虎生風。尤其擅長大小連枷（一種農具，可當武器），“手舞連枷，豆粒難入”，打遍陜甘無敵手。注意這里的關帝廟和青龍偃月刀，這是把張化龍往武圣關羽身上靠，關老爺不僅武藝高強，而且義氣千秋。

現在可以確認的是，張化龍確實出身武術世家，曾中過武秀才，這在《張公碑》里有記載。此碑立于宣統二年（1910年），是目前研究張化龍唯一可靠的實物證據。碑文同時稱贊他“辯邑里之曲直不畏豪強，論官民之是非罔避忌諱”。他武功高強又急公好義，在地方上很有號召力，抗鹽運動由他發動，勢之必然。

張化龍可不似一般使蠻的武夫，他是有謀略的。我們現在無法知道張升云改名張化龍是在何時，但據常理推測，應該是在舉事之初。因為在當時，龍是禁忌，專屬皇帝，凡人起名是不敢擅用的，何況你還要“化龍”，這是明目張膽的謀逆，自己被殺頭不說，還要株連九族的。只有當一個人鐵心造反時，才敢有這樣破釜沉舟的膽量。改名“化龍”，宣示自己是龍的化身，而且，他把謀劃和發動起義的場所都定在青龍廟，此廟位于湋河南岸的高嶺上，湋水蜿蜒如青龍，大廟巍峨如龍頭。張化龍的這些做法，都是為了自神其身，讓追隨者相信他是真龍天子，跟著他打天下一定能坐龍廷，這在當時是最有蠱惑力的動員方式。幾乎所有的農民起義發軔之初，都沿用這個套路。

張化龍也借鑒了《三國》《水滸》的聚義方式，結交江湖豪杰，最有名的就是“一龍二虎三個熊”，龍是他，虎熊分別是張應虎、李化虎、昝化熊、趙彥熊、鄧孟熊，他與他們歃血結盟，誓同生死。通過這種方式，他團結了一批敢死志士，組成義軍骨干。

光緒三十二年(1905年)三月十五日，適逢每年一度的青龍廟廟會，進香和趕集的人成千上萬，張化龍等人登高演講，歷數本地官商勾結、壟斷食鹽、盤剝百姓的罪行，與會者群情激憤，在張化龍帶領下，肩扛農具敲鑼打鼓奔赴縣城，要求“減鹽價，殺惡紳”，否則就繳出農具，不種莊稼。知縣陳官韶緊閉城門，派賢山書院山長馬驊銘與圍城民眾談判，達成協議。此次“繳農”事件，啟發了作家陳忠實，他在《白鹿原》中描寫農民運動時，借用了這個情節。

圍城撤除，但官府并未執行協議，鹽商馬臨太非但沒有降低鹽價，反而再加價四文，民眾負擔更重。馬化龍忍無可忍，決定砸鹽局、殺鹽商，他帶領幾百名身強力壯的農民在青龍廟歃血盟誓，趁天色未明包圍了姜塬堡馬臨太宅院。他們用土炮轟開院門，馬臨太從暗道逃跑。張化龍下令打開鹽局和糧庫，任由百姓自取，然后一把火燒了馬家酒坊、染坊和藥鋪，砸毀馬家祖墳墓碑。

砸了鹽局，事情就鬧大了，雖然沒有傷人，但已經是公開搶掠了，這樣的惡性治安事件，官府不可能坐視。縣府抓人，馬化龍逃脫了，可是他的兄弟李化虎等四位干將被捕。張化龍趁廟會之機，帶人混入縣城，武裝劫獄，硬是把被捕的弟兄們全部救了出來。

對于這次劫獄，民間文學的編撰者極盡想象，創作出許多精彩的橋段，比如張化龍如何神勇，一把連枷橫掃縣城，竟然把知縣打下馬來；又說他身中流矢仍力戰不退，掩護戰友安全撤離等。劫獄事件后來還被民眾編成秦腔劇《血牢記》，到處傳唱。

事情到此，性質完全變了。扶風知縣一改前面的捂蓋子，趕緊上報鳳翔府。鳳翔知府尹昌齡立即派兵鎮壓，沒想到張化龍劫獄之后，名氣大振，在他的麾下已經聚集七八千人，他們干脆喊出“打倒清政府，趕走五洋人”的口號，直接造反了。官軍人少，義軍趁其立足未穩，發起攻擊，竟然把官軍打敗了。

鳳翔知府趕緊上報陜西巡撫曹鳴勛，曹鳴勛一邊派兵清剿，一面上報朝廷。清廷震怒，光緒批復：“著即嚴拿首要，解散脅從，勿任蔓延。”（《清實錄·光緒朝》）義軍為了保存實力，避敵鋒芒，退守秦嶺太白山九陽宮。九陽宮地處深山，形勢險要，朝廷的洋槍洋炮威力受限，但義軍也面臨糧草難以收集的困難，雙方僵持不下。年關將近，山上又冷又餓，義軍人心浮動，軍中掌管糧草的大司務尹昌宏向張化龍建議，留少數人守住營寨，其他人偷偷下山過年，一方面減輕山寨糧草壓力，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年節農閑時間發動民眾，壯大義軍隊伍。尹昌宏是落第秀才，飽讀詩書，熟悉兵法，其地位如同軍師。張化龍覺得尹計可行，遂令大部分人馬分散潛行回家，約定年后再聚秦嶺。

豈料尹昌宏是鳳翔知府安排的臥底，光緒三十二年臘月二十七，張化龍剛到家里，就被官軍分別捉拿。關于張化龍被捕的過程，民間有不同的版本。一說他已經逃脫，官軍把他家鄉的人抓起來，作為人質要挾他，他不回來，就殺鄉民，張化龍為了救人，毅然自首。另一說他被圍困，鄉親們為保護他與官軍對峙，他知道鄉民不是官軍對手，不愿他人為自己無謂犧牲，甘愿被俘。我看到的《陜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有一則采訪，當事人是秦姓老婦人，她家當年藏匿過張化龍，她是張化龍被捕的目擊證人。張化龍本來先藏在外甥家，考慮到親戚家不保險，就轉移到外甥的熟人秦家，結果官軍緊隨而來，包圍了秦家，張化龍知道無法走脫，只得自首。這應該是真實記錄，并沒有民間流傳的大義救人場面。

張化龍入獄的消息傳開，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初一，本縣及周邊武功、岐山、眉縣等地數十萬民眾涌入扶風，圍困縣城，要求釋放張化龍。縣衙答應與上峰陳情，力爭赦免。民眾散去，正月初三日（1907年2月15日）晚，官府將張化龍等義軍領袖秘密處斬于扶風縣西門，首級懸掛城門，示眾三月。

據傳，張化龍就義前面對劊子手坦然大笑，朗聲高呼：“二十年后，還要再來造反！”

同樣是傳說，張化龍死后，天色突變，彤云密布，狂風大作，漫天大雪撲面而來。白雪夾雜著血紅的樺樹皮碎片，隨風飛舞，那是龍鱗，因為張化龍是神龍下凡。

至此，一場轟轟烈烈的抗鹽暴動悲壯落幕，一批剛烈的關中漢子為了一口鹽巴獻出了自己的頭顱。

對于這次事件，官方和民間敘述如此不同，除了立場差別之外，更深層的原因耐人尋味。

民間演義里把張化龍神化，首先當然是出于對他的崇敬和熱愛，他為老百姓而死，老百姓敬他為“張爺”，情出自然，理所當然。不過，如果仔細琢磨，其中可能還包括另一層更復雜的感情：愧疚。張爺為百姓出生入死，而百姓為張爺做了什么呢？張爺被捕的時候，他們沒有保護他，他被羈押牢房，他們雖然包圍了縣城，卻輕信了官府的許諾，本來可以加強施壓讓官府當即放人，或者干脆把人搶出來——這并非妄言，因為圍困縣城的民眾據說有數十萬人，就算此數夸張，十數萬總有吧，這么多人，他們要是硬干，官軍是不敢彈壓的，眾怒難犯啊。可他們卻選擇了解散回家過年，導致張爺隔天被秘密殺害。他們對不起張爺，為了彌補這種虧欠，他們只能在傳說中極力美化張爺，以此來平復自己的愧疚之情。

還有一點，自近代以來，左翼思想傳入，同情以至歌頌被壓迫者的反抗漸成風潮，對張化龍起義的神化只能更加起勁。

我們如果從感情偏好中冷靜下來，客觀地看待歷史，就應該知道，所有的農民起義都不是臆想中完美的革命行動。就拿扶風歷史來說吧，據縣志記載，從明崇禎八年（1635年）至清順治三年（1646年），高迎祥、李自成的農民起義隊伍曾四次攻破和襲擾扶風縣城，“殺人如山，血流成河”，城內大型建筑被悉數焚毀，其破壞力遠勝土匪；更不要說同治年間的回民起義，那不光是攻擊縣城，鄉村也是侵害的對象。至于張化龍起義，也不例外。且不說張氏革命只不過是對以往草莽英雄的模仿，他們的訴求只是具體的物質滿足，最高也就是奪取龍庭，開始另一個王朝的循環往復。而此時，在陜西，秉持推翻帝制開啟共和綱領的革命黨人已經頻繁活動，大革命的地火噴薄欲出，而張化龍他們與革命黨竟然沒有任何聯系！因為沒有高尚而明確的革命目標，他們的起義基本還是局限在打家劫舍、殺富濟貧的綠林模式，在武裝斗爭的過程中，難免簡單粗暴且傷及無辜。據馬長壽《清末陜西民變研究》統計，起義期間有據可查的“劫掠”典當行、鹽局事件共17起；1907年《申報》西安通訊載，秦嶺驛道一度被義軍控制，商隊需繳納“過路捐”方可通行，每馱貨物抽200文；《岐山縣志·軼事補遺》也收錄案例：“有周姓鹽商過秦嶺，獻騾馬十匹、銀百兩，義軍予收據，稱借充軍資。”這些劫掠行為，惡化了與當地民眾的關系，導致他們在秦嶺割據時處境艱難，最終被迫下山，走入虎口。

對這些瑕疵，民間敘述選擇見而不錄，它塑造的張化龍完美無缺，高大光輝，其實這是神龍見首不見尾，是懸浮在空中的偶像，而非真實的活人。

西安碑林博物館陳列的《邑武生生云張公道碑》，又稱《張公碑》

歷史是復雜的。在鎮壓張化龍起義中，鳳翔知府尹昌齡無疑是罪魁禍首，可是，據《張公碑》記載，張化龍被捕后，扶風和鄰縣數十萬人圍城，為張求情。尹昌齡帶頭，把民眾的情愿轉達上峰。在民間敘述里，這一直被認為是欺騙手段，目的是瓦解民眾。可是，民眾就那么容易被欺騙嗎？如果他們真的相信了，那一定是他們對尹昌齡這個人有所期待。聯系尹昌齡在此事前后的所作所為，我們覺得，尹昌齡為張化龍求情應該是真誠的。尹昌齡是晚清名士，對清末陜省興學、練兵、勸工、蠶桑、鐵路、游學諸新政多有建樹，辛亥革命爆發，他亦參與其中，后出任四川軍政府高職，再后來辭官辦實業，所有收入全部投入慈善事業，以至于死后家無余財辦理喪事。最關鍵的，是他同情共產黨和革命事業，曾為革命者提供資金和掩護。以這個人的品行，他當時鎮壓起義是職責所在，既然起義已經撲滅，社會趨于穩定，出于籠絡人心，他可能真的不想殺死張化龍。但此事震動朝廷，結局已經不能由他掌控了。扶風作家扶小風在他的散文《青龍廟漫筆》里說：“我終于明白了尹公會在告老還鄉之后一直從事慈善事業。那是一種對心靈自我救贖的生活方式，也是對幾十位就義亡靈的徹底告慰。”這種猜測不無道理。

我還想補充的是，謀反是大逆罪，歷朝歷代，不光殺本人，還是要株連九族的，可是張化龍一案卻沒有禍及家人，這是不是有點奇怪？而且，據有人采訪張家后人，張化龍的首級是被縫在身體上安葬的，那就是說，所謂梟首示眾三月的懲罰，很可能提早結束了。因為三月時間，遺體早就腐爛了。這些從輕發落，是不是有人從中斡旋？如果有，我猜大概就是尹昌齡了。如果是，他的動機是什么？尹昌齡是身居高位之人，他所看到的現實和掌握的信息，一定比一般人要豐富全面，大清王朝已經日薄西山，勢如累卵，他分明是感受到了，出于他的良心，更出于他對自己前途的考量，他要為自己留下后路，不能把事做絕。

在這里，我還要追問一個嚴峻的問題：當張化龍這些武人為了民眾的生計以死相搏的時候，扶風的文人都干了什么？在上一則里我夸獎了以屈氏叔侄為代表的讀書人不惜犯禁，以生命為代價捍衛了士人的尊嚴。那是乾隆朝的事，到了光緒朝，隨著大清由盛而衰，依附其上的文人也與世沉淪。張化龍起義失敗了，這件事有三個關節點，其中每一點上都有士人參與，他們的作為讓人不齒。

第一，抗鹽運動最先是包圍縣城，繳農施壓。扶風知縣陳官韶沒有出面，而是委托賢山書院山長馬驊銘與民眾交涉。扶風賢山書院與西安關中書院、三原宏道書院號稱陜西三大書院，是清代陜西儒學教育的重鎮，名氣很大，其主持人山長一職更是非碩學鴻儒莫屬。馬山長是士紳領袖，德高望重，在官紳共治的權力結構中，他的話分量很重，他答應了民眾減鹽價降捐稅的要求，民眾方才散去。可是協議并沒有施行，無論是他事先與知縣預謀，還是他被知縣設局，客觀上，馬山長都是在欺騙民眾，瓦解了抗鹽運動的第一波抗議。

第二，如果說馬驊銘有可能是無意施騙，還有情可原的話，那尹昌宏就是有意行奸，罪不可赦。有人說他是鳳翔知府尹昌齡的弟弟，被安排混入義軍做奸細，因為無可靠佐證，只能算猜測。按常理，尹知府不會拿自己親人的生命去冒險，這人大概率是另一個混社會的落第秀才，尹知府許諾給他前程和財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他去干了。正是這個尹昌宏，利用張化龍等人對讀書人（軍師）的信任，哄騙義軍下山，誘捕了張化龍等人。此人后來結局如何，沒有史料記載，想必不會善終。

第三，宣統二年（1910年），扶風民眾為了紀念張化龍，在他的家鄉樹碑立傳。全文如下：

蓋聞忠臣事君，不顧身家；義士殉名，罔計利害。故孔子有殺身成仁之教，孟子有舍身取義之訓，非輕生也，即易所謂以貞勝者也。今有升云張公者，賦性忠直，作為豪俠，世工射技，遂獲武衿。辨邑里之曲直不畏豪強，論官民是非罔避忌諱。光緒三十一、三十二年間，假民之征差甚多，而借公肥私詭偽百出，公于是率眾臨城爭之而不惜也。不學無術而不得其道，冒犯王章有干律例。府大人稟于上憲，調兵捕捉，公恐累及眾人，銳身自出，至臘月遂為捕兵所獲焉。當公入獄之日，即三十三年元旦之際，扶眉數縣人民救公之情急，佳節不賀，不期而來者數十萬人，皆臨邑城下，為公乞免焉。府大人尹，縣令大人陳，管帶大人張，因眾民之誠懇聯名，而轉請上憲。上憲以為法難廢，不允所請。至初三日，公竟赴義焉。嗚呼！公之捐軀為邑人也，而邑人能忘公乎？于是助資立石，爰敘其事，以垂不朽云。

此傳何人所作，現已無考。讀罷碑文，我們不能不驚嘆作者的奸猾世故，誰都不得罪，稀泥抹光墻。首先是稱贊張化龍，為英雄叫好；然后又指責他“不學無術”，“冒犯王章”，為朝廷鎮壓提供理由；再后為所有鎮壓起義的官員張目，他們都慈悲為懷，只是法不容情；最后為民眾開脫，人民盡責了！

張化龍為民眾犧牲了，此人連一句理直氣壯的公道話都說不囫圇，真讓人寒心啊。勒石紀念，這是要傳之永遠的！這樣的文人與武人張化龍比較，是多么猥瑣和怯懦。

殺人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取其命，一種是滅其名。人總是要死的，不可能長命百歲，但名卻能萬古長存，因此，污名比砍頭更可惡，這種活只有知識分子最擅長。

在這個意義上，我很贊同1972年把《張公碑》移送到西安碑林博物館——鄉人對此曾有異議，這樣才能長久保存且吸引萬人觀覽。作為一個文化標本，它讓我們看到了歷史是如何被有心人胡涂亂抹的，也明白了為什么伴隨著英雄的總是寂寞與悲愴。

作者簡介

張浩文，作家，現居海口。主要著作有《絕秦書》《三天謀殺一位鄉村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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