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談｜以安全焦慮驅動國家治理：高市早苗施政演說釋放四大危險信號

2月24日晚，大批日本民眾在東京眾議院第二議員會館前舉行集會，抗議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推動加速修憲、擴充軍備、強化國家情報能力等政策，對日本未來走向表達擔憂。

2月20日，挾眾議院選舉大勝之勢再次當選首相的高市早苗在國會發表施政方針演說。與四個月前她首次以首相身份發表施政演說時如履薄冰、言辭間帶著“跛腳首相”的試探與克制不同，高市早苗在20日的演說中多次使用“根本性”、“大膽”、“全身心”等帶有極強個人意志的形容詞，毫不掩飾地展示推動變革的強烈決心。

“我要按下成長的開關，按下去、按下去、按下去、拼命按下去。”高市說道。

表面上，她以強勢的保守派演講為自己的新任期定調：主動安全、主動外交、國家能力、刺激經濟；但如果放在戰后80年的歷史維度中比較，會發現這更像一份日本戰后體制的“終結宣言”。或者可以說，她正引導日本從“低風險增長國家”轉向“高安全焦慮國家”。

而在高市勾勒的這份“強韌日本”藍圖中，卻隱藏著四個危險信號，它們未必會立刻引發危機，但可能在未來數年持續改寫日本國運、放大經濟風險、外交摩擦與社會裂痕。

高市兩次當選首相演說內容的對比。作者自制

消失的隱私邊界：日本走向“情報能力國家”

在所有政策中，最具有結構性影響的，或許是國家情報機構的設立。

高市正式提議設立由首相直接領導的“國家情報局”（NIU），給出的理由是“強化反間諜能力”和“防止外國干涉”。這意味著日本的自我安全定位正在從“依賴式被動防衛”進化為“主動防御”。

乍看之下，似乎也無可厚非：信息化時代，全球各大國都擁有強大的情報系統。但是，國際關系牽一發而動全身，當一國提高情報和反干預能力后，其對外互動就容易被風控思維所主導，外交信任成本隨之上升，周邊國家也可能做出對等反應，從而形成安全對抗的升級循環、強化地區安全困境。

比如，日本一直與五眼聯盟關系密切，以及舊日本帝國時期令人毛骨悚然的特務網的黑歷史（“特務”一詞就來自日語，在日語中較為中性，但漢語中就明顯帶有壓迫感），如今進一步升級情報能力很容易擴大負面聯想。

還有個有趣的數據統計，高市自去年上任以來會見內閣成員的次數，國家安全保障局長以35次排名第一（平均四天一次），相比之下財務大臣平均每周見一次。

高市早苗于2月20日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發表施政演說。來源：網絡

更重要、也是更令人不安的一點，在于“首相直接領導”——情報機構的強化往往伴隨國家權力邊界的擴張，而制度監督能否同步完善，是一個非常敏感且棘手的問題。

以美國為例，盡管擁有全球最龐大的情報系統，但國會情報監督委員會等制衡機構相對成熟；而日本目前的政治體制對行政權力的監督手段較為匱乏。一個由首相直轄、擁有搜集分析情報大權的機構，極易演變為打壓政敵、管控輿論的“內閣特務機關”。

在四個月前的演說中，高市還沒有提及情報問題，而如今她明確釋放出權力擴張信號，而且只字未提制衡力的結構設計。日本媒體將其稱為“監控社會的陰影”。因為這個機構的觸角完全有可能伸向學術界、媒體甚至跨國企業的辦公室，配合高市一直推動的《反間諜法》，它會形成一套無孔不入的“錦衣衛”系統，任何與“國家利益”相悖的行為都可能被貼上“外國干涉”的標簽。

這種泛安全化的傾向，很可能導致日本未來將“安全焦慮”設為國家政策的默認出發點，并重塑其社會原本開放、多元的法治氛圍，轉向立場先行、人人自危。

和平憲法的“蟻穴”：放寬武器出口限制

如果說“情報化”目前還只是潛在的風險，那高市的另一項舉措則是明確地挑戰延續80年的“和平憲法”。

在演說中，她明確要求修改武器出口“五類限制”，主張向盟國提供殺傷性武器，理由是“強化威懾力”和“扶持民族防衛產業”。這實際上是加速掏空和平憲法的精髓，讓日本從“和平貢獻者”轉型為“軍火供應商”。

戰后日本表面上一直維持著其不參與戰爭、不輸出戰爭工具的和平承諾。但近年來除了出售老舊退役武器，日本還向菲律賓、越南及其他爭議地區輸出先進防衛設備；而且正在與英國、意大利聯合開發隱身戰斗機、與美國共同生產導彈，并允許向第三國出口。

去年8月，日本跟澳大利亞簽訂了價值約65億美元、出口11艘“最上”級軍艦的協議，這些新型護衛艦可實現高度自動化操作、可隱身，具備反潛、防空和對海上目標打擊能力，航程達1萬海里。

“最上”級是日本戰后第一艘對外出口的軍用艦只。來源：網絡

這些舉動進一步釋放了非常危險的信號：日本正在積極加入世界“先進軍武庫”，出售的武器不僅會加劇地區沖突，更會刺激周邊國家開啟新一輪軍備競賽，甚至增加區域誤判和擦槍走火的概率。

而以“扶持民族防衛產業”為由制造、出售先進武器，可以說是高市對和平憲法中“專守防衛”原則的“修正”。事實上，在選舉勝利的第二天，她就在記者會上說“我們將繼續推進修正案”。

據東京大學做的一項調研發現，不僅超過90%的當選議員支持憲法改革，而且80%的議員將“明確規定保留自衛隊”列為修正案議題。

“毫無疑問，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日本《朝日新聞》對此發表評論呼吁：希望憲法審查委員會的成員、無論黨派，都能基于“各自的信念”開展“真摯的討論”，而不是“立場先行”的站隊式投票。

閉關鎖國的開端：社會議題正在被政治化

高市在演講末尾提到關于“夏季前出臺外國人土地取得限制框架”的表態，可以引申出其“堅決應對不當行為”、“秩序型共生”等構想，雖然表述本身并不極端，但它們的政治語境正在發生變化。

在通貨膨脹、社會老齡化與安全焦慮疊加的情況下，移民議題政治化會導致很多不良后果。

首先，容易引發投資環境的寒蟬效應。高市宣稱要“擴大國內投資”，同時又對外國資本豎起高墻。如果土地交易和企業并購被籠統地納入“安全審查”的范圍，且標準由“國家情報局”這類“黑箱機構”裁定，那么真正的全球資本將對日本市場望而卻步。

其次，這種政策導向在無形中煽動了族群撕裂：將社會經濟問題歸咎于“外國人買地”或“外國干涉”，是典型的民粹主義套路。不僅無法解決日本勞動力缺少的問題，反而會陷入孤立主義的怪圈。

除此之外，高市也將經濟和產業問題政治化，將AI、供應鏈、半導體、關鍵礦產等重點產業提升到“國家財政工程”的高度，并提到危機管理投資、成長型投資、技術保護等。這意味著當政府以國家名義介入產業投資時，市場邏輯將不再是唯一的資源配置機制，投資決策將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屬性。

日本媒體報道，今年2月日本完成南鳥島海底5569米處的稀土泥試采。來源：網絡

綜合來看，無論將“外國人”問題政治化、產業/技術政治化，還是建立情報局、放松武器出口限制等政策，她都在向國民確認或灌輸“不安全感”、強化“安全敘事”，從而對內增加國民焦慮、對外增加摩擦概率。換句話說，這種多重安全化，很可能會加劇社會心理的不確定性。

財政穩定的悖論：打造“高市經濟學”？

除了安全問題，高市早苗的施政綱領中最大、也最危險的隱患，是財政政策。

她演說中最受日本民眾歡迎的部分，莫過于“兩年食品消費稅清零”。這在通貨膨脹加劇的日本，已成為幾乎所有政黨的口號；但在經濟學家眼中，卻是一場極其危險的財政豪賭。

首先是難以填補的財源黑洞。 日本消費稅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基石。據初步估算，僅食品一項的稅率清零，每年就將產生約 5萬億日元的缺口。

高市一方面承諾減稅，另一方面又要求在危機管理和尖端技術領域進行“毫不猶豫”的大規模財政投入。這種“既要福利、又要國防、還要減稅”的邏輯，幾乎就是一個“不可能三角”的悖論。

其次是通脹的火上澆油。 高市主張通過增發國債和“多年期預算”來繞過傳統的財政審查紀律。這種激進的擴張政策，在日元本就面臨貶值壓力的當下，極易引發市場對日本政府長期信譽的質疑。如果日元因此進一步崩盤，進口能源和糧食成本的上漲將迅速吞噬消費稅減免帶來的那點微薄收益，最終受害的仍是底層民眾。

其實，高市隱藏在“消費稅清零”背后的真實意圖，是不再使用傳統的“財政重建”敘事，而可能是打造自己的“高市經濟學”——她多次強調“責任”，試圖將財政從短期刺激工具轉變為長期國家戰略導向。

但問題在于，日本是全球債務率最高的發達經濟體之一，市場對其債務的信任建立在兩個前提之上：低利率、財政自我約束。而一旦財政擴張成為常態，第二個前提就會開始動搖。換句話說，日本正在用財政穩定性換取增長可能性。

所以，高市口中的“責任外放”，本質上是將債務壓力轉嫁給未來一代的“責任逃避”。這種風險置換，一旦遇到全球加息周期或金融動蕩，日本財政將面臨斷裂的危險。

《日本經濟新聞》發布的民調。顯示出去年10月高市上臺前，社會輿論更關注物價、經濟、就業、收入等方面；高市上臺后的高支持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輿論議題的設置，安全、外交等話題的比例有明顯提高，修憲話題熱度回升，經濟問題的熱度有所下降。 作者自制

結語：在“強韌”與“脆弱”之間

日本過去幾十年的政治邏輯，是在低風險中尋找增長。而高市早苗此次施政演說，不啻是一劑裹著“強國”糖衣的烈藥，使未來的政策更像在不確定中主動管理風險。

也許這并不意味著日本將馬上發生劇烈轉向，但她正在試圖用極端情緒和破產式的財政刺激，來喚醒那個在“失去的三十年”中沉睡的日本。

其中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政策背后共同指向的一種趨勢：安全焦慮正在取代經濟焦慮，成為國家治理的核心驅動力——當政府以安全為中心組織財政、產業、外交與社會政策時，可能短期方向比較確定，但長期的風險修正能力會逐步變弱。

正如在野黨在演說后的質詢中所指出的：“當首相在談論‘全身心’投入時，日本國民更想知道，在這場豪賭失敗后，誰來為崩塌的財政和惡化的國際環境買單？”

永田町（日本國會、首相官邸所在地）的掌聲雖熱烈，但日本的未來，正行走在濃霧籠罩的懸崖邊緣。

（作者系前媒體人，現旅居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