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龑｜變節者還是愛國者？塞繆爾·約翰生的恩俸風波與政治底色

《約翰生傳》，[英]詹姆斯·鮑斯威爾著，蒲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1800頁，698.00元

塞繆爾·約翰生和霍勒斯·沃爾浦爾（沃爾浦爾首相的兒子，為行文方便，以下稱小沃），都是英國十八世紀的名人。不過兩人相遇的次數，按小沃在書信里的說法，“在我有生之年，攏共不到六次”。第一次是在皇家藝術學院，首任院長喬舒亞·雷諾茲爵士向他引薦了戈爾德斯密之后，又要介紹約翰生，小沃脫口而出，“免了吧，爵士。戈爾德斯密博士尚可，至于約翰生博士，切莫引薦給我”。約翰生在倫敦社交圈內炙手可熱之際，小沃卻放言，“縱然約翰生像貓一樣有九條命，其生平四行文字足可打發”（“生平”和“命”，英文是同一個詞，life）。約翰生去世后不久，時人決定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為他樹立紀念碑，籌措了一筆數額可觀的捐款，圣保羅大教堂的教長和全體教士也做出類似決定。有人為此征求過小沃，他拒絕出資。

霍勒斯·沃爾浦爾

小沃在《喬治三世時期的回憶錄》中有言，“約翰生頗通掌故，也有才氣，但性情偏狹，可憎可鄙......他舉止卑劣，傲慢，魯莽；他文風浮夸，用心險惡，荒謬可笑。一言以蔽之，他學究氣太重，不愧鄉村教師出身，夸夸其談，根底淺薄”。在《喬治三世時期的日記》中，他稱約翰生是“一介莽夫”“惡毒的宮廷辯護者之一”“變節者”“老朽昏聵的御用走狗”等等。上述引文集中在希爾版《約翰生傳》第四卷314至315頁的注釋里。小沃的攻訐在書中不止出現過一次。比如在有關戈爾德斯密博士的注釋中，小沃說，“其他時人，從無聊透頂、大言不慚的約翰生博士，到傻里傻氣的戈爾德斯密博士，我絕不巴望結識”。他認為，約翰生雖然“有點識見，但后來代之以夸夸其談，并為了一份恩俸，把識見賣掉了”（G. B. Hill ed., Boswell's Life of Johnson, The Clarendon Press, 1934, vol. I, p. 388, n3）。

統而觀之，小沃的指控主要關乎兩端：舉止惡劣、政治背叛。本文關注的是后者，尤其是約翰生領受恩俸的某些政治背景，喬治三世登基之初，意欲擺脫輝格黨權貴的束縛，因而極力籠絡各方才俊，這也是1760至1770年代一系列政治動蕩的開端。

喬治三世和他的首相

有關恩俸詳情，《約翰生傳》這樣寫道，“喬治三世登基給文學人士開創了一個更加光明的新前景，因為文人在前朝并未受到皇家優待。當朝國王在本國受的教育，以及他的情趣和仁德，激勵他成為科學和藝術的贊助人。國王久聞約翰生是一位飽學善良之士，沒有任何固定俸祿，便欣然賜他三百英鎊的年俸。時任首相的布特伯爵有幸宣布這一敕賜”（[英]詹姆斯·鮑斯威爾：《約翰生傳》，蒲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307頁，譯文略有改動，下引此書，只標頁碼）。1762年7月，英國王室授予約翰生恩俸，這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約翰生自己的《英語詞典》中，恩俸的定義是“付給一個國家雇傭的叛國者的費用”。

一時間，流言滿天，眾說紛紜。有人認為，頒發恩俸“是對約翰生的政治賄賂，目的是要他拋棄既定原則，淪為他認為是建立在篡權基礎之上的一屆政府的工具”（307頁）。約翰生曾就此事多方征求朋友的意見。如果鮑斯威爾的話可信，至少他咨詢過雷諾茲，后者答曰，這是對其文學成就的嘉獎，而且字典中的定義并不適應他本人。首相布特勛爵寬慰他道“給你恩俸不是因為你要做什么，而是因為你做了什么”（308頁）。首相的態度極其誠懇，原話一字不落地重復了兩遍，約翰生不僅聽清楚了，也完全釋懷了。

塞繆爾·約翰生

不過，時人對約翰生的謾罵，此起彼伏，一直不斷。查爾斯·丘吉爾諷刺約翰生，“一邊罵恩俸，一邊領恩俸”，而上文中小沃所謂的“變節者”更是經典的例子。至于“惡毒的宮廷辯護者之一”“老朽昏聵的御用走狗”，指約翰生晚年為政府撰文辯護，尤其指他在1770年代寫了《虛驚一場》（The False Fire, 1770）、《近來福克蘭群島事務之思考》（Thoughts on the Late Transactions Respecting Falkland’s Islands, 1771）、《愛國者》（The Patriot, 1774）和《征稅并非暴政》（Taxation No Tyranny, 1775）等一系列政論。要想理解約翰生緣何得來這些罵名，必須回到當時的政治語境：實際上，這是喬治三世和首相布特的政敵發起輿論攻擊的連帶效應之一，可以說是反對派精心編織的理論說辭的必然結果。

喬治三世登基之初，意欲擺脫輝格黨權貴的束縛，因而極力籠絡各方才俊，這是頒發恩俸的背景之一。

喬治甫一即位，便以“英國人”的名義慷慨致辭，表達對英國臣民的無限敬意，他打算成為一名全心全意“愛國君王”。不同于喬治一世和二世，這位喬治出生于英國，也在這里接受教育，講的是不帶德意志口音的純正英語，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英國人。前兩位喬治王濃郁的漢諾威情結，在他身上都已淡化了。喬治自覺將自己塑造為一名“愛國者”，當時的新聞也多給出正面報道。1760年12月25日，《巴斯紀事報》刊登了一則新聞：“陛下考慮到與法國的戰爭，已經禁止在宮殿內飲用任何種類的法國葡萄酒，甚至他自己的餐桌上，也不例外。據估計，這每年至少能節省四萬英鎊。”該報道還贊譽喬治關心民眾生活，竭力縮短王室哀悼期（指喬治二世駕崩），以便有效提振紡織業（Jeremy Black, George III: America’s Last Ki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44）。同樣，喬治三世也積極推動英國文化、藝術發展，如支持創作英語歌劇、建造體現英國歷史的紀念碑等，國賓馬車的設計也融入傳統的英國元素。

杰里米·布萊克著《喬治三世：美國的末代國王》

不過在政治上，喬治三世決心實施超越黨派的國策，很快就成為一個爭議人物。他為何鐘情于無黨派之治呢？大名鼎鼎的博林布魯克子爵，著有《愛國君王的理念》一書，這是喬治的政治啟蒙讀物，說他下了韋編三絕的功夫，并不為過。該書主張君主應品德高尚、不偏不倚，有能力凌駕于黨派之上。這一觀點因當時反對喬治二世的政治氛圍而大獲關注。喬治的父親，也就是弗雷德里克王儲，年輕時曾接受過類似教育，喬治也浸染其中。不過，漢諾威家族與其繼承人之間的緊張關系，導致了一個惡果：喬治缺少必要的政治經驗。1750年代，喬治被視為是反對派的象征，這對他日后履行王位責任，意義也不大。喬治二世于1752年和1755年前往漢諾威，小喬治只是在會客室協助母親料理一般性事務（George III, p. 49）。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與兩位前任不同，喬治三世絕非一個追求實用主義的政客。他秉持宏圖大計，是漢諾威王室中最具政治魅力的君主。喬治在1750年代的隨筆中，稱贊威廉三世為“解放者”，他決心充分行使一切合法的君主特權。喬治三世不怕君臣對抗，經常以極端態度審視政治事務，統治后期，他屢屢以退位相威脅。他對自身正義性，抱有絕對的信念，有時也不免固執、決絕，難怪別人視其為專斷獨行。他認為現行政治體制嚴重腐化，而集政治、社會與道德弊端于一體的派系斗爭與奢靡之風，更令他深惡痛絕。他大力推行道德改良主義，這也根植于他強烈的個人虔誠。質言之，喬治三世最初的政策傾向，主要反映了他對超黨派政府理念的擁護，而非批評者所指責的推崇托利主義。

1760年代，喬治三世的政治理念與許多大臣的立場沖突日益嚴峻，有論者放出聲來說，國王是英國事務中一股危險的政治力量，正發揮著惡毒的作用。國王的反對者們或憤怒，或怨恨，他們試圖通過干涉大臣任免的手段來加以制衡（George III, p. 51）。實際上，遴選大臣成為當時的關鍵問題之一。1760年10月27日，喬治將王室親屬（叔父坎伯蘭公爵威廉與胞弟約克公爵愛德華）增補入樞密院的舉措，未引發太大爭議，但拔擢布特伯爵的決定，卻成為日后一系列沖突的導火索。此類政治運作實際上反映了英國憲政的模糊性，也折射出英國統治階層的內在張力：在1760年代的政治生態中，王權作為調和貴族派系的仲裁者的傳統定位，正面臨著必要的重塑。

此時，托利黨已經解體了，實際的政治控制權掌握在一撥資深的輝格黨政治領袖手中，如皮特、貝德福德，尤其是紐卡斯爾。德文郡公爵四世，是宮務大臣、前財政首席大臣及喬治二世遺留的內閣核心成員。他向年輕君主提出一則諫言，大意是：紐卡斯爾公爵已將貴族精英、金融財閥與促成光榮革命的政治勢力凝聚成一個有效的聯盟，正是這個聯盟將漢諾威王朝推上王位并予以維系，所以“他們不僅是舉足輕重的政治派系，更是支撐政府運作真正可靠的中流砥柱……陛下欲鞏固統治，必須倚仗這批股肱之臣”（George III: America’s Last King, 51）。問題是，這些資深政客大多拿年輕的喬治當“小字輩”，不屑一顧。實際上，自1757年以來，由于皮特、紐卡斯爾等政治大鱷的聯手掣肘，小喬治常常感到無能為力，內心怨恨不已。

喬治三世對輝格集團主導政治格局的否定，并非全無擁躉。“最親愛的朋友”約翰·斯圖爾特，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首相布特，堅定不移地站在他身后。布特是喬治最信任的顧問，也是這位王子的導師兼知心朋友。布特算是一個理想的朝臣，行事端正有度，為人忠誠不渝。然而，作為一名政治家，他不夠平易近人，對時局的判斷和拿捏時而有誤，尤其麻煩的是，他政治底氣不足。布特在公開場合又顯得冷漠遠人，落落寡合——這多半因為他羞赧的秉性，而未必是傲慢的態度。這位來自蘇格蘭的布特伯爵是有史以來最不受歡迎的英國首相。他在報紙上遭誹謗，甚至面臨暗殺的威脅，多次為暴徒所襲擊，其畫像在大西洋兩岸被焚燒。

公眾的敵意之外，某些政治領導人和反對派辯論家對布特更是大加譴責，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前面提到的小沃和埃德蒙·柏克。他們指責布特是“特權政治”的化身：一個雄心勃勃，但平庸無為的朝臣。近來的研究表明，盡管這位首相的任期短暫、動蕩，他對政治上的優先事項還是保持著清晰的認識，堪稱一位負責、謹慎的大臣。麻煩的是，1760年代的英國，一系列迫切的政治問題亟待解決，比如七年戰爭如何進行，新的派系斗爭何以展開，議會的地位以及公眾輿論之作用等等，這些將在日后的政治體制中造成嚴重的分裂。在這樣的歷史關頭，控制紛繁復雜的政局，贏得內閣同僚的支持，協調輝格黨內部激烈的派系斗爭，應付充滿敵意的報刊等等——所有這些，哪怕是一位更有經驗的首相，無論是沃爾浦爾，還是他的得意門生佩勒姆，都會感到忐忑不安、手足無措。

布特

而喬治三世和布特恰恰把問題簡單化和理想化了。在他們看來，現在是時候讓才華橫溢之士擔任公職了，不管他們早先所屬的黨派如何。國王和首相企圖網羅盡天下的人才，尤其是那些長期以來被排斥在政壇外的托利分子。在這二位眼里，正是幾個飛揚跋扈、互通款曲的輝格黨老政客利用恩庇制度和腐敗手段，無恥地奴役君主的意志。前面已經指出，與其說喬治三世違憲，不如將其視為未諳政治精微的樸素理想主義者更為公允。而當時所謂的政治精微之道，就是由這批實用主義、趨利重商的輝格黨政客精心界定和竭力捍衛的。喬治三世自認為享有比他的前任（無論是喬治一世，還是喬治二世）更多政治選擇上的自由，再加上英國憲政的模糊性，首相的任命在很大程度上的確取決于國王的偏好，這算不上是違憲之舉。喬治三世并沒有打算削弱議會的權力，只是希望保護憲法不受輝格黨和腐敗關系的腐蝕。但他登基未久，立足不穩，就斷然采取此等舉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政壇震蕩，尤其得罪了兩位“開國”元老。

戰爭與和平

1760年10月，國王任命王室侍從布特勛爵為內閣要員，并立即明確表示是布特，而非皮特和紐卡斯爾，才能向國王建言獻策，足見他深得國王信任。1761年3月，布特平步青云，在樞密院宣誓就職，1762年又被授予嘉德勛位，兼任首席財務大臣。紐卡斯爾坐臥不安，因為自己和朋友的政治命運也許會變得岌岌可危。老皮特已經對布特的自命不凡感到十分惱火，他更不贊成喬治三世急于結束對法戰爭的意圖，并對宮廷拋棄盟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想法大為不滿。皮特竭力主張對西班牙進行先發制人的進攻，但這一提議在內閣中被否決。政府現在希望減少對腓特烈大帝的補貼，這就動搖了兩位老臣的基本戰略方針。十八世紀，英國究竟該何去何從，時人爭論不休：是建立一套自給自足的國家經濟體制？抑或憑借航海和技術來大力發展貿易、擴張帝國？約翰生心儀的“鄉村”反對派更認可前一條道路，而倫敦和布里斯托爾的一些獨立商人則主張自由貿易（比如皮特），大力拓展殖民地市場，不惜以武力來保駕護航。

在舉國對戰后財政日益擔憂之際，試圖推行一項最低限度地介入歐洲大陸事務的政策，這也是合情合理的。據統計，1756至1763年“七年戰爭”期間，英國直接戰爭開銷的數字為1.12億至1.33億英鎊（約合當時英國年度GDP的1.5至1.8倍），平均每年支出約1450萬英鎊，峰值年1761年高達2100萬英鎊。喬治三世和布特無論如何不能認可皮特對西班牙先發制人的提議。而一旦拒絕此提議，必然加劇內閣危機，皮特于1761年10月5日辭職。1762年1月，在新一屆議會開幕式上，和平宣言正式發表。老皮特性情高傲，無法就此達成任何妥協，或許他根本不愿意與人分享權力。最后，他不顧內閣的統一意見，憤然掛冠而去。誠如史學家所說，縱使喬治三世在1761至1762年間處置失當，但向來孤傲的皮特在1761年就已經與多數同僚齟齬不斷了。而在一些時人看來，皮特是宮廷陰謀的受害者，大臣們，尤其是布特，遭到了憤怒的暴徒和報刊的攻擊。在他們眼里，布特的驟然崛起和休戰提議，似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亂、沖突和誤解。

諷刺漫畫《支付國債的新方式》（1786年）

喬治三世反對戰爭，原因不難理解。其父政治遺訓中關于力行節儉、削減國債的告誡，喬治一向是銘記在心的。從現有統計數字看，“七年戰爭”使國債從戰前約0.74億英鎊飆升至1763年的1.33億英鎊，幾乎翻了一翻。在財政領域，喬治三世的理想主義，同樣遭遇打擊。1760年的《王室年俸法案》本意是追求財政規范化和透明化，將浮動收入改為固定撥款，這甚至可以被視為一種現代預算制度的進步。這是“用心良苦的改革”，喬治三世本意節儉度日，減少支出，但它卻成了喬治宮廷財政拮據的根源。固定金額的年俸，無法應對通貨膨脹和王室成員日益增長的開銷，喬治三世不得不屢次向議會乞求資金援助，這反而削弱了他的政治獨立性。（George III: America’s Last King, 52）

實際上，“休戰”是國王和首相的“新政”，上面提到的和平談判（最終，英法兩國簽署了《巴黎和約》）深受民眾歡迎。約翰生也認可這些政策和原則。尤其是國王和首相一心要結束那場沒有勝算，而且極為昂貴的“七年戰爭”，讓這個國家的臣民免遭荼毒。“七年戰爭”期間，約翰生寫過幾篇反戰的報刊文字，涉及農業、民兵法案和對外殖民政策，其基本傾向有點“鄉村”托利分子的色彩：最小的政府也是最好的政府，推崇自足自給的經濟模式，拒絕無緣無故侵略性的戰爭，反對無節制的殖民擴張。這些與喬治三世、首相布特渴望締結和平的政綱不謀而合。實際上，布特給喬治王子灌輸高尚的政治理想和約翰生的政治觀，都蘊含著傳統“鄉村”反對派的某些觀念：提倡孤立主義外交政策，特別是避免費心費力、開銷過大的歐洲承諾，廢除黨派差別，清除腐敗，加強君主對政策和贊助的控制等。盡管這些只是傳統反對派一貫標榜的姿態，國王和布特還是十分認真地對待，并決心加以實施。

英法和平談判的推進，《巴黎和約》的簽訂，都證明布特是一位能干、勤奮、認真的首相，而且他非常精通歐洲事務。主要是布特而不是皮特，負責擬訂了提交給法國的和平建議（“William Pitt, Lord Bute and the Peace Negotiation with France, May September 1761”, Albion 13, pp. 262-275）。今天的歷史學家認為，《巴黎和約》本身是一個可圈可點的解決方案，喬治三世稱之為“崇高的和平”，布特也視之為他本人的主要成就。當時，官方政治意見已經達成了一致：預備會議在上議院和下議院以絕對多數通過，并于1763年2月10日正式獲得批準。但由于輝格黨“老幫派”組織了各種反對和平條約的集會抗議和輿論宣傳，《巴黎和約》一度成為了頗有爭議的話題。

關于《巴黎和約》的寓言畫

這些抗議和宣傳并非完全出于高瞻遠矚的政治考量，部分源于他們對布特或者國王的個人敵意。比如，精明的商人，同時也是下院議員威爾克斯（John Wilkes），一度為皮特、紐卡斯爾等政客效力，積極宣傳反對派的觀點以對抗布特內閣。他主辦的報紙《北不列顛人》（North Britons）因對王室直言不諱的態度而迅速贏得無數讀者的青睞。1763年4月23日，它的第四十五期不僅詆毀《巴黎和約》，而且使用挑釁的措辭謾罵布特和蘇格蘭人，同時還近乎不加掩飾地攻擊內閣和國王本人，甚至暗示皇太后（喬治三世的母親）和布特首相暗通款曲。一時間，威爾克斯竟然成了英國自由和正義的守護者。

“約翰生的既定原則”

小沃和柏克的宮廷陰謀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冒出來的，隨著時間流逝，它本身已經變成了一套真假難辨的政治說辭。布特于1763年4月辭職，對皮特和紐卡斯爾的朋友們來說，“垂簾聽政”更加令人擔憂：也就是說，雖然不擔任公職，布特依舊深得國王的信任，按柏克的說法，就是“散發著秘密的影響力”。到1763年底，紐卡斯爾的朋友們將有關布特勛爵“秘密影響力”的神話，改編成了一紙更為夸張、連貫的控訴：喬治宮廷自統治以來，不斷羞辱輝格黨“老幫派”，這是他們既定計劃的一部分，目的是摧毀輝格黨的精神，降伏輝格世家和貴族，從而提高特權和王權的地位，這是對憲法蓄意而危險的攻擊。那些受王室寵愛的政府或者內閣，勢必削弱議會的獨立性，議會中將充斥著來自王室的諂媚者，這些人無法履行其作為行政權力制衡者的角色。這就是柏克《論當前不滿情緒的根源》的概要。這些說辭充其量只是片面的政治闡釋。喬治三世之于布特的信心已經衰退，但有關布特秘密影響力之指控繼續存在，最終擴展成一個完整版的宮廷陰謀論，在1760至70年代，它是反對派團體的宣傳和策略的一大特色。

埃德蒙·柏克

在“秘密影響力”大合唱中，被貼上“變節”標簽的，遠不止約翰生一人，我們可以列出一張“恩俸黑幫”（Court Pensioners）的名單。上文那個諷刺約翰生的丘吉爾，在1763年接受約克大主教職位，立刻被拉黑為“一邊罵恩俸，一邊搶恩俸”的投機分子。威廉·古奇連續領取王室的“寫作津貼”，被《北不列顛人》嘲為“王室御用史官”。蘇格蘭劇作家約翰·霍姆，其悲劇《道格拉斯》由布特與喬治三世共同贊助，1760年首演后即獲王室年金，被譏為“后宮劇作家”。《論真理》作者詹姆斯·比蒂，由于享受國王“文學年金”，柏克派小冊子指其為“哲學廷臣”。一位神學小冊子作者理查德·赫德，1761年獲王室“教會史恩俸”，被貶為“宮廷神學打手”。以《墓園挽歌》聞名的托馬斯·格雷，1763年起享受“國王詩歌年金”，被激進周報暗諷為“溫莎御用哀歌作者”，諸如此類。

一時間，這些人仿佛真的成了宮廷和新政府的工具或者爪牙，以至于約翰生恩俸的提議者拉夫伯勒勛爵一再解釋，“之所以給約翰生發這份年俸，完全是為了表彰他的文學功績，沒有任何條件，甚至連要他寫文章替政府說話的默契也沒有”（307頁）。《約翰生傳》中附有一封約翰生寫給首相大人的書信，其中有言，“獎賞的部分價值，總是來自頒發它的態度，大人仁心博大面面俱到，既能體貼入微，又能履行職責。您施恩的對象，是個既無人事背景又無利害關系之人，既非有功該賞之輩，也非獻媚邀寵之徒，您使他免遭懇求之恥及懸疑之慮”（309頁）。從這里的修辭可知，約翰生深諳當時的歷史語境，他的惶恐和羞赧溢于言表，此時此刻，讀者也許會想起那份寫給切斯特菲爾德伯爵的“文人獨立宣言”，這還是那個狷介、孤傲的約翰生嗎？在鮑斯威爾的傳記中，約翰生多次為自己辯護，雖然領取了恩俸，“我還是原來的我，我的原則沒有改變”。的確，約翰生也批評、甚至罵過喬治三世和布特，他私下里曾說，“喬治三世是個白癡”，布特是“一位理論政治家——一位書本大臣”，因為布特天真地認為這個國家可以“僅僅靠王室的影響來治理”。

就約翰生愿意領受恩俸而言，還有一點也是重要的。國王和首相對科學和藝術非常熱心，他們樂意提高文人的地位，這無疑會贏得約翰生的衷心擁戴。“你知道，我們現在有了一位新國王”，約翰遜于1761年6月10日寫遠在米蘭的老友寫信，“我們對老國王感到厭倦，對他的繼任者（指喬治三世）頗為滿意；我們殷切地對他寄予厚望”。1767年，約翰生在國王圖書館偶遇喬治三世，次年積極參與這里的圖書收集事宜。最近的學術研究，不僅提高了布特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地位，也承認他對科學和藝術的開明和坦誠的贊助。布特在政治上失意后，回到自己的蘇格蘭莊園，專心從事農業，在文學和植物學上也頗有建樹。另外，他還在愛丁堡大學設立修辭和純文學教授職位。斯摩萊特、托馬斯·謝立丹、畫家阿倫·拉姆齊和建筑師羅伯特·亞當等等，也都是被資助的對象。《約翰生傳》這樣評價布特：“這位貴人已遭到惡毒的誹謗，但在這件事情上（指頒發恩俸），行為光明磊落，心胸豁達大度。要是一位性情狹隘自私的大臣，就會利用這樣一次機會，讓一個約翰生這樣才學蓋世的人背負不言自明的人情債來支持自己。”（307頁）

有學者認為，領取恩俸是約翰生后期趨于保守的根本原因，這個觀點是值得商榷的。約翰生早年的文字，略顯激進，他對戰爭的認識不夠成熟，曾跟隨狂熱的民眾一起迫使沃爾浦爾最終不情愿地加入英西戰爭。約翰生開始走向思想成熟，或許與1741至1744年的《議會辯論》寫作有關，約翰生對政治的了解越來越多，能夠更全面地觀察歷史和現實政治，中立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所以早在1750年代，忙于編寫字典的約翰生就已經認可了主流政治（也就是“老幫派”或者輝格黨政治領袖）觀念，越來越堅持務實、穩健的立場。他后期的實用保守立場并非是1763年接受恩俸的結果。

另外，約翰生政治觀念的最終定型，或許與1760年代撰寫政法論文有些許關系。1766年，羅伯特·錢伯斯繼布萊克斯通之后擔當牛津大學法律教師之職，他寫作極為緩慢，難以應對一年六十篇講義的要求。大約五六年的時間，約翰遜幫這位朋友起草和撰寫了《英國法律講義》。《講義》獲得了廣泛的認可，對后來的法律教育和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約翰生主要參與理論和歷史部分的寫作，尤其前言和結論，還謀劃全書的邏輯結構，法律條文等細節部分則由錢伯斯完成。盡管關于“消費稅”、常備軍的說法，都不同于約翰生以前的定義，其政治觀念的輪廓還是清晰可見的，比如強調國王在法律上的重要地位，批評清教徒的激進等。《講義》可以和布萊克斯通的《英國法律評注》比照閱讀。如果說布萊克斯通強調議會的功能，那么錢伯斯和約翰生則看重君主的作用。如果說《評注》強調個人自由的重要性，《講義》更加強調社會的制度層面，置個人權利于次要地位。《講義》指出，始自阿爾弗雷德的“古有憲制”經由諾曼底征服，正在歷經不斷改善的進程，并一直持續到十八世紀。此進程與其說為“民主”和“正義”等原則所驅使，不如說是一系列為了政治和經濟利益而達成的折衷和妥協。

約翰生的觀點略顯保守，但并不“反動”。前面提到1770年代的幾篇文章，盡管是為朋友而寫，或者為政府而作，其實也代表了約翰生本人的立場。《虛驚一場》是為了證明下院對自己議員具有無可辯駁的拘束力，這同《講義》重視制度層面的精神完全契合。另外，在這篇文章中，約翰生并非僅僅從政治的立場出發，而是以啟蒙哲人的身份切入，批評了當時流行的形而上政治話語，且指出這些說辭背后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約翰生反對戰爭，反對殖民地爭奪，他多次指出，某些政客從歷次戰爭中獲得巨額的利潤。在《愛國者》中，約翰生歷數“愛國者”這一“行話切口”在三十年中的變遷，嘲諷老皮特等政客以國家利益為幌子，實際是謀求個人之私利。《征稅并非暴政》是英國臣民的“權利宣言”，其目的在于為英國人的權利作自我辯護。在英國，自從十七世紀的革命以降，議會的立法和行政權力越來越大，約翰生完全是站在議會一邊而辯，這恰恰是輝格黨的立場。總之，這些文字同《議會辯論》以后約翰生所持觀點基本保持一致，并未完全淪為政府的傳聲筒。

經歷1770年代社會動蕩之后，尤其隨著美洲問題的加劇，民眾騷亂、商業集團不滿和各種政治激進運動聯手而行，約翰生隱約嗅出內戰的氣息，越發同情受挫的王權。約翰生在致前面提到的錢伯斯的信中感嘆：“你知道，我們的國外事務一派混亂，國內又爭吵不休......，我們現在羸弱乏力，不得太平，莫要說影響其他國家，就連我們自己，也無可奈何。至少，我竭盡一己之全力維護秩序，支持國王。”確保社會穩定，就意味著支持政府，這也許是一種道德現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