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在日本偷竊，涉案金額1000多萬，但似乎算不上“犯罪”？

2026年2月13日，日本曝光了一起令人咋舌的新聞：兩名駐日美軍士兵因涉嫌多起盜竊，涉案金額超過一千萬日元——折合人民幣大概五十萬。

然而奇怪的是，這起案件沒有引發(fā)警方的“抓捕行動”，反而被官方輕拿輕放，理由居然是“沒有潛逃風險”。

主權讓渡：美日地位協定如同“空手套白狼”

讓我們先從法律制度談起。日本官方一直宣稱自己是個法治國家，有完備的司法體系，可是自從1952年簽署了《美日地位協定》后，現實往往與這份宣言格格不入。

簡單說，協定第十七條規(guī)定了美軍在“執(zhí)行公務時”犯罪，日本無權管轄。很多人覺得這個規(guī)定很玄乎，實際上已悄然變成了“治外法權”的現代版本。比如2021年的“琉球酒后駕車致死案”，美軍士兵發(fā)火后立即被基地扣押，只在日本聯系了三個月，最后審判只判了個降職。

要了解這種現象的嚴重性，不妨看看《日本時報》2024年的統(tǒng)計：過去五年，美軍在日涉及的刑事案件中，只有不到十五個百分之一由日本司法機關審理。

這個“優(yōu)先審判權”堪比“特權”，有的士兵甚至因此被轉移到美軍法庭審判，拖延時間，像個特殊“保護傘”。2025年一篇《華爾街日報》的分析更是點出個核心：“該協定實際上將部分司法主權拱手讓給了美國，成為日本司法獨立的最大障礙。”

日本的法律體系被“綁架”在了美國的價值鏈中，若要改變，只怕要面對美日關系緊張的風險。可是日本律師界的反對聲浪一波接一波，卻因“聯盟重要性”而被稀釋，成了不得已的“韌性”。

這個制度，不僅讓美軍的“犯罪”變成了“私事”，更讓“主權”變成了一個笑話。

從戰(zhàn)后庇護到“親美崇拜”的文化病根

二戰(zhàn)結束，東京審判后，美國對戰(zhàn)犯采取寬松策略。比如釋放19名甲級戰(zhàn)犯，其中就有岸信介——后來的日本首相。這一段歷史成為日本右翼勢力的“精神養(yǎng)料”，暗中為其崛起埋下伏筆。

之后，1952年，美日“安全條約”簽訂，標志著日本正式變成美國的“附庸”，長達幾十年，美國扶植的右翼勢力不斷鞏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更有意思的是，2025年特朗普在公開場合支持高市早苗當選，甚至多次強調“美日同盟是站在世界的制高點”。這樣的言論讓日本國內一部分政治精英如虎添翼，他們相信，日本的“安全”要靠美國的“保護”，而這種依賴讓他們不敢質疑米國的“優(yōu)先權”。

日本的保守派會覺得，追求“平等司法”像是“過家家”，只要“美軍在身邊保護”就一切都可以忍。即使有不滿，他們也往往束縛在“國家安全”的帽子下，將“忍讓”變成了制度性的選擇。

歷史的慣性讓日本仿佛變成了“美帝的附庸”，再也不用擔心一場風暴會撼動這個“穩(wěn)固的聯盟”。正如一些分析指出，事實上，日本政治合法性的一部分，已經深深綁定在“美國的認可”之上。

日本社會的“選擇性憤怒”

但其實問題比政治層面復雜得多。日本民眾的心態(tài)，直到今天也在“親美”敘事和“微妙的憤怒”之間搖擺。從早期戰(zhàn)后宣傳說美國“拯救”了日本，至今，超半數的民調仍然認為“美國帶來了民主和繁榮”。

這讓許多日本人在面對美軍犯罪案件時，難免會有“守望相助”的心態(tài)——他們覺得“這點小事”不值得大驚小怪。媒體有意無意間營造了“美軍是保護者”的認知，反而讓一些不滿變得表面化，逐漸淡化。

琉球的民眾經年抗爭，反對駐軍、反對犯罪，每年都會舉行“反基地”集會。數據顯示，琉球平均每百個駐軍人員就發(fā)生一件案件，遠遠高于本土其他地區(qū)。他們用鮮血和汗水告訴世界，“這里的和平”不能只是彰顯“親美”的政治說辭。這些抗爭成為一種文化，反映出對“特權”的不滿。

然而，從東京到大阪，多數人依然選擇保持沉默。像上面提到那起涉案金額超過五十萬的盜竊案，網絡反應多是“可惜了太多好兵”，少有人關注背后日本社會的隱性認同——“美軍在身邊的安全感”，讓他們對“特權”的存在心照不宣。

這場“選擇性憤怒”的背后，是深廣的文化根源和制度安排。日本社會習慣保持“階級的和諧”，即便在“美軍犯罪”頻發(fā)的基礎上，那份沉默，也算是一種“默認”。

你可以說，這樣的態(tài)度使得問題愈發(fā)根深蒂固，難以根治。直到今天，很多人還在期待“正義的到來”，卻很難真正突破“既得利益”的枷鎖。如此心態(tài)，打磨出一道“看不見的防線”，也成為了制度挺過去的“保護傘”。

日媒：兩名駐日美軍士兵行竊作案十余起，涉案金額超1000萬日元，日本警方未逮捕——環(huán)球網2026-02-13 20:3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