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總統通告全球，不會對中國跪下認錯，除非中方先做出讓步

立陶宛最近又把對華關系這件事推到了聚光燈下。2月19日，總統瑙塞達站在總統府門前對著媒體說得很硬，他表示立陶宛不會向中國“跪下”，也不會承認之前的決定有錯。

話說到這份上，聽起來像是把門直接關上了，但他緊接著又留了個口子，說立陶宛還是希望和中國恢復正常的外交關系，只是得“平等對話”，而且得讓中方先給個臺階。

強硬和緩和被放進同一段表態里，本身就形成了一種張力，也讓外界難免反復琢磨，立陶宛到底是準備真正修復關系，還是想在談判開始前就把條件擺好。

這種擰巴的表達，并不是臨時起意。它背后和立陶宛國內權力結構的分工有直接關系。總理這一線要面對企業的困境、就業的壓力和不斷變化的經濟數字，很多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很快就會反映到社會層面。

而總統更多承擔的是國家形象和政治立場的展示，尤其是在西方陣營內部，需要維持一種“立場堅定”的姿態，同時還得顧及國內激進派的觀感，避免被扣上“軟弱”的標簽。

于是就出現了一種分工明確的局面，一邊在實際層面尋找緩和空間，一邊在公開場合強調立場不退。總理去和企業溝通、尋找經貿出路，總統去強調原則和尊嚴，表面上像是兩種聲音，其實是在不同位置上各自承擔角色。

不過，無論姿態如何設計，現實壓力不會因此消失。過去三年里，立陶宛在經貿層面承受的沖擊相當直接。這個國家外貿依存度本來就高，木材加工、乳制品出口以及高科技激光產業都深度嵌入全球產業鏈。

中立關系惡化之后，立陶宛企業在進入中國市場時遇到明顯阻礙，更復雜的是，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使不少跨國企業出于風險考量主動減少與立陶宛企業的合作。結果就是，激光器生產企業、奶酪出口商等本地重要企業接連陷入困境。

最初，一些政客可能認為，只要美國和歐盟愿意提供支持，就能彌補中國市場的缺口，但現實很快證明事情沒有那么簡單。

美國和歐盟確實表達過支持，但真正落地的資源并不充足。美國進出口銀行向立陶宛提供了6億美元的出口信貸準入，不過那是需要償還的貸款，而且附帶嚴格的使用條件。

對已經在訂單和市場上遭遇困難的企業來說，這樣的支持更多是緩沖，而談不上徹底解決問題。經濟壓力向下傳導，社會層面的不滿情緒自然隨之積累。

很多民眾逐漸意識到，所謂“價值觀外交”并不能直接改善生活，反而在短期內帶來了就業和收入上的不確定感，這種落差感在輿論場里越來越明顯。

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立陶宛對華政策的變化可以分成幾個階段。最初是主動挑釁，隨后在經濟和外交壓力下被迫調整，如今則是在示好與強硬之間來回試探。政策節奏變化頻繁，給外界留下的不僅是搖擺印象，也讓其外交可信度受到影響。

立陶宛希望同時在西方陣營中保持政治姿態，又能在經貿層面爭取恢復空間，這種雙重目標本身就增加了操作難度，一旦把握不好，就容易在兩個方向上都承擔成本。

問題的起點還得追溯到2021年。當時由希莫尼特領導的執政聯盟決定允許臺灣當局在維爾紐斯設立所謂“臺灣代表處”。

在歐洲其他國家，類似機構通常以“臺北代表處”為名，這種稱呼在外交實踐中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邊界。立陶宛選擇使用更具政治意味的名稱，被中方視為挑戰一個中國原則。

隨之而來的，是兩國外交關系從大使級降為代辦級，雙邊經貿往來迅速降溫。那一步邁出之后，雙方關系的回旋空間明顯收窄，后續每一次調整都變得更加復雜。

在這種背景下，立陶宛對外釋放信號時顯得格外謹慎。它既要安撫臺灣地區相關政治力量，又希望繼續獲得歐盟和美國的支持，以爭取更多資源。

于是對外表達常常呈現出兩種面向，一方面強調立場不變，另一方面又在實際層面尋求緩和空間。

這種多線操作在短期內或許能爭取時間，但長期來看，如果行動與表態之間存在落差，外界對其承諾的信任度就會下降。

今年2月初，情況出現了新的變化。新任總理魯吉尼埃內公開承認此前決策的代價，她用“沒看路就撞上了火車頭”來形容當時的處境，等于是對過去做法的一種反思。

她還表示，立陶宛愿意主動考慮把代表處名稱改回“臺北代表處”，并按照中方所要求的程序推進相關安排，以期讓經貿關系逐步解凍。

這番話在國內外都被視為明顯的政策松動信號，至少說明執行層面對現實壓力有了更清晰的判斷。

緊接著瑙塞達強調“不跪下”的表態，讓局面再次顯得復雜。這種前后交替并非偶然，而更像是一種策略安排。總理釋放務實信號，為談判預留空間；總統則強調立場，維護政治形象，同時向外界傳遞不會輕易低頭的信息。

在這樣的組合下，立陶宛既保留了調整的可能性，也試圖避免被解讀為單方面退讓。這種做法也包含試探意味，如果中方在恢復關系問題上率先做出動作，立陶宛就可以在國內宣稱自身立場未變，同時獲得實際收益。

類似的表達方式，在一些歐洲國家對華接觸中也可以看到，政治口號與經貿合作并行存在。

但現實條件并不會因為策略設計而改變。過去三年間，立陶宛GDP增速多次放緩，通貨膨脹率一度位居歐盟前列。曾經公開支持立陶宛立場的西方盟友，在涉及長期經濟成本時，并沒有全面承擔相應責任。

對中國而言，關鍵并不在于聽到怎樣的措辭，而在于看到怎樣的政策調整。代表處名稱問題不僅關乎稱呼本身，更涉及是否在政策層面體現對中國主權的尊重。如果沒有清晰、持續的行動配合，僅靠表態難以真正推動關系恢復。

瑙塞達的最新講話，并未消除立陶宛內部的壓力，反而讓這種兩難處境更加顯眼。一方面擔心經濟承壓持續擴大，另一方面又不愿在政治姿態上顯得退縮；既希望把關系帶回可合作的軌道，又試圖把主動權握在自己手中。

外交決策往往需要在原則與利益之間找到平衡點，而一旦前期判斷失誤，后續修正就需要更明確的行動支撐。對話的大門始終存在，但前提是相關政策必須體現出足夠的誠意和穩定性。

至于這種“紅白臉”式的安排還能維持多久，很大程度上要看現實壓力的走向，以及立陶宛是否愿意在關鍵問題上作出清晰而持續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