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影史首位400億元票房主演，沈騰為什么比吳京更讓觀眾來買單

2026年2月24日，中國影史的一個重要坐標被正式確立：根據燈塔專業版與貓眼專業版的實時數據，演員沈騰主演電影的累計票房正式突破400億元人民幣大關，他由此成為中國電影史上首位達成此項成就的主演。

在這一破紀錄的過程中，2026年春節檔的合家歡喜劇《飛馳人生3》起到了決定性的助推作用，該片自大年初一上映以來僅用8天時間便收獲了30.16億元票房，以一騎絕塵的姿態領跑檔期，貢獻了整個春節檔過半的票房份額。

與此同時，作為中國電影票房另一座高峰的吳京，其主演累計票房約為355億元，至此，中國影壇長期以來的“雙雄格局”在數據層面出現了顯著的位次拉開，沈騰的領先優勢擴大到了近50億元。

回顧沈騰的成名之路，從2012年春晚那個初出茅廬、帶著點“賤萌”氣質的“郝建”到如今單片平均票房高達16億元的“票房錦鯉”，他的崛起軌跡與中國觀眾對“喜劇剛需”的心理依賴幾乎是同步的。

400億的數字背后，是25部作品的積累，是無數次銀幕內外的情緒交換，更是市場在經歷了宏大敘事洗禮后，對“平民幽默”與“情緒慰藉”的一種報復性買單。

在中國影壇的頭部梯隊中，沈騰與吳京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創作范式，長期以來，吳京憑借《戰狼2》、《流浪地球》系列和《長津湖》系列以“重工業敘事”和“家國情懷”筑起了票房的高墻，然而進入2026年，兩者的差距被顯著拉開。

2026年春節檔成為兩人職業生涯的一個重要分水嶺：沈騰攜《飛馳人生3》出擊，以合家歡、低門檻、高情緒價值的喜劇底色精準契合了春節期間的消費剛需，該片單日票房峰值一度突破7億，最終在短短九天的“超級黃金周”內幾乎鎖定了檔期冠軍。

吳京帶來的武俠力作《鏢人：風起大漠》雖然展現了極高的工業水準——實景拍攝于新疆戈壁、堅持“真刀真槍”動作美學、豆瓣開分高達8.7分，但在票房表現上卻略顯落寞，由于武俠題材受眾相對垂直，加之排片占比受限（初僅16%-17%），盡管該片在后期憑借硬核質量實現了票房逆跌，但仍難以阻擋沈騰在總票房上的斷層式反超。

沈騰的魅力為何如此廣泛？

如果把票房看作一種“觀眾投資行為”，那么哪種演員更容易讓觀眾掏錢？在中國電影市場這樣一個人口體量超大的市場里沈騰之所以能得票房，背后離不開兩類觀眾心理：

1.情緒共振：他讓人笑，也讓人感覺“像自己”

沈騰的角色不是遙不可及的“英雄”，而是與普通人日常煩惱共振的角色，他塑造的角色往往有明顯的“缺點”比如笨拙、懶散、情緒化、夸張的行為、滑稽的反應……但正是這些“不完美”讓觀眾感覺“這不就是我身邊的誰嗎？”

這種共振感使他的角色在觀眾心中產生了一種“可親近性”，相比之下吳京類型的角色往往是“超出日常生活范圍的英雄”，這種形象雖然令人欽佩但觀眾的心理認同感主要體現在“崇拜”和“代入英雄想象”，而不是“自我投射”，這種差異決定了兩種票房吸引力邏輯的不同。

2.喜劇是跨年齡與跨階層的“最簡通用語言”

吳京的動作片、大場面科幻片常常帶來視覺震撼，但這類電影的接受度與觀影門檻相對較高，部分觀眾因為對動作戲碼興趣有限、對技術性表演理解不夠或對“英雄敘事”不感共鳴而選擇不去觀看。

相比之下喜劇是最普適的情緒共振方式之一，它不需要對特定文化符號或類型設定有高度認知，只要能被逗笑就有“觀看價值”，在中國這樣一個觀影人口基數巨大的市場中能夠讓“全家人一起笑”的電影本身就具有極高的票房潛力。

特別是在春節檔這樣的節日檔期，家長與孩子、老人一起走進影院，“可以一起笑的電影”自然成為首選，這一點在沈騰的電影票房成績里得到了持續驗證。

與吳京對比：不同風格，不同消費邏輯

如果把吳京放在商業電影領域來觀察可以看到他和沈騰其實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票房路徑：

1．吳京代表的是“英雄標簽+視覺張力”

吳京憑借硬朗形象、精湛動作戲與國家主義敘事，在動作電影市場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塑造的是一種英雄路徑：技術流的動作設計；敘事中的國家與責任感；跨越個人與集體情緒的投射。

因此，他的觀眾主要是：對動作設計有偏好；喜歡英雄故事；對情緒高強度觀影體驗有需求。

這類電影在年輕男性觀眾群體中更有號召力，但在更廣泛的家庭層面其普適性卻相對有限。

2．沈騰代表的是“情緒共振+大眾化接受度”

沈騰式作品的受眾更廣泛：全年齡段觀眾；不同文化層次的人群；城鄉差異都較小。

這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市場容量更大、可覆蓋人群更廣，在春節這樣的家庭觀影旺季，一部沈騰主演的電影更像是一種“家庭共識性消費行為”而不是單一人群的支持。

結語：沈騰與中國電影市場的新時代共振

當我們討論“為什么沈騰比吳京更能讓觀眾買單”時實質上是在探討一個更宏大的文化現象：電影不再只是單一內容的視覺享受，而是一種社會情緒與日常體驗的共同表達。

中國電影市場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不再僅依賴類型化大片，而是更依賴大眾認同感與情緒共振。

如果說吳京代表了一種英雄敘事的時代符號，那么沈騰則代表了一個大眾情感與自我認同共振的時代符號，而在如今這樣一個多元文化快速交融的社會里這種符號的“落地能力”正在變成一種真正的文化力量。

因此沈騰沒有被“替代”，他只是恰好成為了一個時代的承載者，在這個承載之后是一個不斷尋求共鳴的電影市場，以及一個期待釋放壓力與重塑情緒的觀眾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