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內部應對美國威脅的準備怎么樣了?
2月20日,《紐約時報》披露的一份深度調查報告徹底撕開了伊朗政壇的遮羞布,根據六位伊朗現任高官提供的內部情報,87歲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今年1月完成了一項足以顛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國根基的政治操作。
他繞過了憲法明確規定的權力繼承順位,將原本屬于總統和宗教體系的國家核心權力——包括國家安全決策、軍事力量調動以及外交談判底牌——全部移交給了沒有任何宗教神職頭銜的前伊斯蘭革命衛隊指揮官阿里·拉里賈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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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舉動標志著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勝利47年以來,伊朗神權體制首次在實質上向世俗軍事力量低頭,原本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治國原則,在政權生存的巨大壓力面前,被迫讓位于更為冷酷和實用的槍桿子邏輯。
這并非一次簡單的人事變動,而是一場從根本上改寫伊朗權力游戲規則的政治地震。長期以來,伊朗的政治架構建立在“法基赫的監護”這一理論基礎之上,即宗教法學家擁有高于一切世俗權力的絕對統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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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梅內伊此次的決定直接打破了這一維持了近半個世紀的鐵律。阿里·拉里賈尼,這位67歲的技術官僚和安全專家,雖然在體制內摸爬滾打多年,但他身上的標簽始終是“革命衛隊”和“安全機構”,而非“阿亞圖拉”或“大教士”。
哈梅內伊將通往國家最高機密和暴力機器的鑰匙交給他,意味著在這個國家的危急存亡之秋,最高領袖認為只有依靠軍隊和情報系統的鐵腕手段,而非宗教經典的教誨,才能保住政權的延續。
這種權力的讓渡,實際上宣告了神權政治在處理現實極端危機時的無力感,也讓外界看到了哈梅內伊為了換取政權安全而不得不犧牲體制純潔性的無奈與決絕。
在這場權力重組中,最尷尬的角色莫過于現任總統佩澤什基安。作為名義上的國家二號人物和行政首腦,他在哈梅內伊的新布局中被徹底邊緣化,甚至淪為了一個有名無實的擺設。今年1月發生的一起外交事件將這種權力的空心化暴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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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美國中東特使維特科夫直接致電伊朗,要求伊朗方面停止對一名抗議者的處決。按照正常的外交和行政程序,這類涉及國家形象和司法主權的重大事務應由總統在請示最高領袖后做出裁決。
當外交部長阿拉格奇將這一緊急情況匯報給佩澤什基安時,這位總統卻表現出了驚人的無力感,他直截了當地告訴外長,自己無權對此事拍板,必須去請示拉里賈尼。這一幕極具諷刺意味地揭示了德黑蘭當前的權力真相:總統已經失去了對國家關鍵事務的決策權。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種權力的喪失不僅僅局限于外交和安全領域,甚至已經滲透到了日常的行政管理之中。在隨后的一次內閣會議上,佩澤什基安當著所有部長的面公開承認。
現在的行政流程已經發生了質變,即便是像解除互聯網限制這樣純粹屬于行政管轄范圍內的具體事務,他也必須先獲得拉里賈尼的批準才能執行。
這種行政權的旁落,導致原本就效率低下的官僚體系陷入了更深層次的癱瘓,因為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權力中心已經轉移到了拉里賈尼和他背后的強力部門手中,而不再是總統府。
這種頂層權力的非正常更迭和行政體系的混亂,直接投射到了伊朗本就脆弱的經濟基本面上,引發了災難性的后果。就在拉里賈尼全面接管核心權力的1月份,市場對政局不確定性的恐慌達到了頂峰,伊朗貨幣里亞爾遭遇了斷崖式的下跌,單月貶值幅度驚人地達到了23%。
貨幣的崩潰迅速傳導至民生領域,導致國內通貨膨脹率飆升至60%,而與普通民眾生存息息相關的食品價格更是瘋狂上漲了89%。德黑蘭的街頭巷尾彌漫著絕望的情緒,老百姓手中的鈔票每天都在縮水,購買基本生活物資變得日益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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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原本應該對此負責的政府行政部門卻因為權力的被架空而束手無策,擁有實權的拉里賈尼專注于安全與維穩,無暇也無力解決復雜的經濟結構問題。
這種治理結構的錯位,讓伊朗的經濟像一輛失去剎車的卡車,在通往崩潰的道路上加速狂奔。哈梅內伊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在這個歲數做出如此劇烈的權力切割,其背后的深層動因是對外部安全環境極度惡化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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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防止政權在突發戰爭或外部“斬首”行動中瞬間崩塌,他在今年年初精心設計并啟動了一套極為復雜的“四層繼任機制”。這套機制帶有濃厚的冷戰末日色彩,它規定每一個關鍵的軍政職位,從軍隊指揮官到情報機構負責人,都必須指定多達四名備選接班人。
這是一種極端的戰時生存邏輯,旨在確保即便指揮鏈的高層遭到定點清除,或者是由于內部通訊中斷導致指揮失靈,第二、第三甚至第四順位的替補者也能立即填補真空,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
哈梅內伊試圖通過這種層層加碼的保險措施,將伊朗打造成一個即便被斬斷頭顱依然能夠反擊的戰爭怪獸。但這套看似周密的機制同時也埋下了巨大的隱患。在極度不透明的政治環境中,設立如此多的備選接班人,實際上是在人為制造內部競爭和猜疑。
當真正的危機來臨,誰是一號替補,誰是四號替補,在混亂的信息迷霧中極易引發內部權力的爭奪甚至是內戰。對于此刻的哈梅內伊而言,防止政權被外部勢力瞬間摧毀是壓倒一切的優先事項,至于內部可能產生的混亂,則是不得不承受的代價。
為了配合這一戰略收縮,伊朗在軍事層面也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強硬姿態。在過去的一個月里,伊朗不僅頻繁地與俄羅斯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展示盟友關系,還通過定期關閉領空、短暫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等手段,反復測試國際社會的反應底線。
在波斯灣沿岸和伊拉克邊境,原本隱蔽的彈道導彈發射架和S-300防空雷達系統開始密集出現,這種劍拔弩張的軍事部署,清晰地表明德黑蘭已經做好了應對最壞情況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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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談判桌上,這種強硬立場導致了局面的徹底僵持。2月份,伊朗與美國進行了兩輪間接談判,試圖就核問題尋找突破口。由于國內強硬派已經通過拉里賈尼掌握了絕對話語權,談判團隊在鈾濃縮等核心問題上寸步不讓,導致談判最終無果而終。
哈梅內伊似乎已經認定,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下,妥協換不來安全,只有展示出足夠的破壞力,才能迫使對手有所忌憚。這種邏輯主導了伊朗的國家戰略,也使得外交途徑解決危機的希望變得愈發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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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哈梅內伊的這一系列操作,實際上是在利用拉里賈尼這位世俗軍人作為過渡時期的“看門人”和“擋箭牌”。外界普遍分析認為,哈梅內伊正在下一盤關乎家族和政權延續的大棋。
他打破憲法常規重用非宗教人士,可能是為了在局勢動蕩期由強力部門穩住局面,從而為他的兒子莫伊塔巴·哈梅內伊最終接掌最高權力鋪平道路。在這個過程中,拉里賈尼扮演的是一個負責清理障礙、承擔罵名和應對危機的執行者角色。
一旦局勢穩定,或者權力交接完成,這套臨時的世俗集權架構可能會再次發生變化。但無論未來的走向如何,當下發生的一切已經對伊朗社會產生了不可逆轉的影響。
網絡輿論數據的變化敏銳地捕捉到了這種風向的轉變。在過去的一年里,伊朗社交媒體上關于“強硬派”和“神權派”的討論熱度暴漲了37%,而代表溫和理性的“改革派”聲量則萎縮了18%。
這表明,無論是在官方的宣傳引導下,還是在民眾的現實感知中,國家正在不可避免地滑向更加封閉和軍事化的方向。那個曾經試圖在伊斯蘭教義和現代共和體制之間尋找平衡的伊朗,正在哈梅內伊的晚年逐漸遠去。
這一豪賭或許能在短期內保住政權的物理存在,但其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它不僅摧毀了伊斯蘭共和國賴以生存的法理基礎,更將國家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將無數普通民眾推向了貧困的深淵。
當德黑蘭的決策者們在深宮大院里為了生存而精算權謀時,這個國家正在經歷著建國47年來最為深刻且危險的蛻變。歷史將如何記錄這一刻,是神權政治的回光返照,還是軍事獨裁的序章,只有時間能給出最終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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