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姐弟從15層樓墜亡后，兇手被判死刑，母親：他是娃的親爸爸啊

2021年11月2日，重慶的清晨霧氣很重，北碚天臺寺的山門還沒完全打開，石階有些潮冷。陳父站在佛堂門口，手里拎著水果和紙袋，說話的聲音壓得很低：“今天是他們一周年，又是我的生日。”沒人接話，陳母只是點了點頭，繼續往里走。

佛堂里供著成排的骨灰盒，靠近觀音像的第一排，擺著兩個小小的牌位，雪雪和瑞瑞的名字并排寫在上面。陳母把橙子一只只擦干凈，擺好，嘴里不停念叨：“我的大孫女，我的小外孫，你們要在菩薩面前不害怕。”一旁的陳父背著手，繞著佛堂來回踱步，忍不住低聲罵了一句：“人怎么能壞成那個樣子？親生爸爸啊。”

這一家人，原本只是重慶千萬普通家庭中的一個。轉折點，是2020年11月2日下午三點左右，重慶市南岸區彈子石錦江華府小區，15樓窗外發生的一場墜落。

一、從“意外墜樓”到“精心謀殺”

2020年11月2日，接到電話那一刻，陳美霖正在車上，聽見“孩子從樓上掉下來了”幾個字，人當場愣住，腦子里一片空白。她拼命往小區趕，到樓下的時候，看到的是草地、血跡、圍觀人群，還有兩個孩子趴在地上一動不動的身體。

兩歲的女兒當場身亡，一歲的兒子被送往醫院搶救，幾個小時后，也宣告不治。那天起，她的人生被生生掰成了兩半：之前是幼兒園老師，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之后，是在法院、派出所、寺廟之間來回奔波的喪子母親。

剛開始時，小區里流傳的說法很簡單：姐弟倆靠著窗戶玩，不小心一起墜樓。孩子的父親張波沖到樓下，拖鞋只穿了一只，跪在地上，用拳頭拼命捶地，嘴里喊著“娃娃啊”，情緒失控得幾乎站不起來。清潔工后來回憶：“那個爸爸哭得很嚇人，在地上打滾。”

如果只看到這一幕，大多數旁觀者都會相信這是一起“悲劇性的意外”。張波對外說法也很一致：女兒抱著弟弟在窗邊，不小心翻了下去。聽起來，像是任何家庭都可能遭遇的噩夢。

但有幾件事，很快讓陳美霖起了疑心。她最先想到的是窗戶的高度。錦江華府的護欄大約有一米二高，而雪雪才兩歲多，個頭不到一米，她一直跟著外婆生活，膽子小得很，從來不敢爬高。更不用說還要抱著弟弟翻越欄桿，這在她的認知里，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動作。

第二個細節，出現在醫院。剛到現場時，張波哭得撕心裂肺，可到了醫院，他的情緒突然冷靜下來，不再像之前那樣悲痛，有時甚至面無表情。對于案發時自己在做什么，他對不同的人說了兩種版本：對陳美霖說，自己吃了感冒藥睡著了，是被樓下呼喊聲吵醒；對另一位朋友，卻說自己當時在客廳吃外賣。前后矛盾，解釋牽強。

真正的突破口，來自警方的勘驗。辦案民警對現場進行了細致檢查，在窗臺上沒有發現姐弟倆的指紋和腳印，而按照張波對外描述的“孩子在窗臺玩耍”，痕跡理應存在。根據兩個孩子的身高、體重和活動能力，專業人士也認為，他們自己翻越窗戶的可能性極低。

就在所有線索指向“有人為因素”時，一對看似悲慟的父親與從未謀面的“兇手”之間的距離，被硬生生拉近。案發9天后，重慶市公安局南岸分局通知張波和他的女友葉誠塵到派出所領取被扣押的手機，兩人剛踏進派出所，就被當場控制。第二天，兩人被以故意殺人嫌疑立案偵查。

陳美霖后來回想，自己聽到“親生父親涉嫌殺害孩子”的那一刻，只說了一句：“他是娃的親爸爸啊，這要怎么受？”

二、婚姻、野心和“負擔”的出現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時間線往前撥幾年，張波出現在陳美霖生活里的樣子，與后來案卷中的“冷血父親”，幾乎判若兩人。

陳美霖出生在一個書香家庭，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家里條件不算富裕，卻一直重視教育。從小她就被安排學鋼琴、學舞蹈、學聲樂，課外班報了個遍。畢業后，她在幼兒園做老師，和孩子們打交道，日子簡單而安靜。對于婚姻，她期待的是“平淡穩定的家庭”。

2017年，她從幼兒園離職，轉到一家小額貸款公司工作。正是在那家公司，她遇到了后來徹底改變命運的男人——張波。

張波比她小三歲，只有小學學歷，打扮在身邊人看來有些“土氣”：愛穿花襯衫、緊身褲，說話帶著一股浮躁的勁兒。他的出身并不優越，父母是農民工，家里唯一值錢的資產，是父親去世前留下的一套80平方米小兩居，貸款還沒還清。

少年時期輟學后，張波跟著父親在工地干活，沒幾個月就待不住，覺得“打工沒有出頭之日”。后來，他進了小額貸公司，這算是他學歷條件下相對體面的一份工作。正因為長期的經濟壓力，他心里盤旋著一個念頭：“不能一輩子窮著，要大富大貴。”

陳美霖進公司時，恰好接替了張波離職后的崗位。因為業務不熟，她經常向張波求助。那段時間，張波每天在新公司打完卡，再專門回舊公司幫她處理工作，下班時，再折回來接她一起走。這樣的細節，很容易打動一個剛入行、缺乏安全感的女孩。

她的朋友們對這段感情普遍不看好：家庭背景差距大，學歷不匹配，生活節奏也對不上。但在戀愛初期，張波表現得勤奮、體貼，幾乎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和感情上，“他眼里只有她”這一點，讓她選擇相信。

交往五個月后，陳美霖意外懷孕。公司領導含蓄表示，如果堅持生孩子，最好主動離職。一邊是工作，一邊是突如其來的新生命，她一度舉棋不定。那時候，張波說了一句：“你想要孩子就生下來，其他的我來想辦法。”這句話打消了她的顧慮，也讓她向父母做了“唯一一次叛逆”。

2017年8月，兩人登記結婚。彩禮1000元，婚戒是陳美霖自己掏錢買的。父母雖然失望，但還是默認了女兒的選擇。婚禮不算風光，倒也順利。誰也沒想到，這段看上去勉強拼上的婚姻，在幾年后會以最極端的方式收場。

2018年3月，女兒雪雪出生。沒多久，陳美霖再次意外懷孕，兒子瑞瑞也在不久后降臨。一兒一女，本是很多人眼里的“圓滿家庭”。但從這時起，張波身上的裂縫開始變得明顯。

他幾乎不參與育兒，不會給孩子換尿布，不會沖奶粉，更不主動抱孩子。在單位，同事幾乎沒聽他提過妻子和孩子，每次被問起，也只是敷衍兩句，很快轉移話題。有同事說：“認識他三年多，從沒感覺他像個有家庭的人。”

瑞瑞有一次因為肺炎住院，醫院甚至下了病危通知書。陳美霖在病房外哭得發抖，獨自簽下病危通知。張波在兒子住院期間，只去看過兩三次，每次逗留不到一小時，就以“要見客戶”“要早點休息”為由離開。有一回，兩人一起給兒子喂藥，張波抱著孩子，她把奶瓶湊過去時，張波下意識往后仰，好像不愿跟孩子靠太近。

這些動作，在當時看來，只是“不喜歡帶娃”；事后再看，卻像是一條緩慢伸展的線——孩子從一開始，就不是他生活里真正的“核心”。

婚姻里的裂痕，在柴米油鹽中越拉越大。陳母回憶，女兒從小對“完整家庭”有執念，小的時候看到父母吵架，總會拉著媽媽說：“再給爸爸一個機會嘛。”這種性格延續到婚后，即便感情已到臨界點，她仍不愿輕易提出離婚。

直到2020年2月，兩人的婚姻走到盡頭。離婚時，女兒由陳美霖撫養，兒子暫由張波帶到六歲，之后再轉交陳美霖。在辦手續那天，張波對她說：“我們離婚吧。我倆不是一個世界的人，就跟兩條平行線。你要的是平平淡淡，我要的是大富大貴。”

這句“我要大富大貴”，后來成了整個案件最扎眼的關鍵詞之一。

三、“大富大貴”的代價

如果說婚姻破裂只是生活中的一場“常見事故”，那接下來發生的事，就已經徹底走出了普通人的認知范圍。

早在離婚前后，張波的朋友圈封面就悄悄換成了和新女友的合影。這個女人叫葉誠塵，兩人通過網絡認識。與陳美霖不同，葉誠塵家境寬裕，父母有一定經濟基礎，可以給張波提供更接近他所謂“大富大貴”的生活環境。

剛追求葉誠塵時，張波隱瞞了自己已婚且有兩個孩子的事實。2019年8月，兩人正式確定關系。葉家的父母開始打聽這位“準女婿”的情況，很快得知他有小孩的事實。對這一點，他們并不滿意，葉誠塵一度提出分手。幾番拉扯之后，兩人又重新走到一起，但“孩子”成了繞不開的話題。

張波離婚后，葉誠塵明確表示，很難接受男方帶著孩子的狀態。對于張波來說，這意味著，如果想牢牢抓住這段關系，就必須處理好“上一段婚姻留下的一切”。在他扭曲的價值判斷里，兩個年幼的孩子，漸漸被視作拖累，而非血脈。

警方披露的案情顯示，2020年2月前后，張波與葉誠塵開始密謀“除掉”兩個孩子。兩人多次討論作案方式，最后選定了“高墜偽裝成意外”的方案。6月以后，葉誠塵多次通過微信催促張波，“早一點動手”。

這一段內容，令人不寒而栗。不是沖動之下的一時糊涂，而是持續數月的精心籌謀。從時間線上看，孩子的生母剛剛在承受離婚痛苦，父親這邊，卻在冷靜地計算如何結束兩個小生命。

2020年10月2日，事情出現了表面上的“溫情一幕”。那天，張波主動打電話給陳美霖，說想帶女兒去買衣服，讓她把孩子送到錦江華府小區。自離婚后，他幾乎沒主動看過雪雪，這樣的提議，讓陳母心里敲起了警鐘：“他從來不來看，怎么突然這么好？要小心點，他不會是想把娃賣了吧？”

盡管有顧慮，想到女兒經常問“爸爸在哪兒”，陳美霖還是答應了。那天，她全程陪著女兒，一家人逛街、吃飯，雪雪終于見到日思夜想的爸爸，一整天幾乎都處在興奮中。晚上回家時，陳美霖問她：“你喜歡爸爸還是媽媽？”小姑娘毫不猶豫地說：“我想爸爸，我喜歡爸爸。”

這句話，日后反復刺痛了所有知道案件細節的人。

11月1日，張波再次提出見女兒，這一次，他提出了額外要求——想讓女兒在自己家里留宿一晚。“算我求求你，讓孩子留下來吧。”他這樣說。陳美霖擔心女兒不習慣，還特意問過雪雪：“和弟弟一起在爸爸家睡，明天媽媽再來接，好不好？”雪雪連著點頭，“嗯嗯”了兩聲。

那一晚，是陳美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把兩個孩子同時留在張波家過夜。

由于張波的母親在家，計劃中的作案沒有實施。第二天早上十點多，張波趁母親外出，抱起兩個孩子的雙腿，將他們從次臥飄窗扔了下去。那一瞬間，雪雪曾本能地試圖抓住窗框，指腹用力按在窗邊，只留下一串試圖自救的指紋。

警方技術分析表明，孩子的身體是從窗內直接被拋出，而非自己翻越護欄失足墜落。所謂“姐弟在窗邊玩耍不慎墜樓”的說辭，被證據一步步推翻。

陳父后來站在佛堂里，忍不住喃喃自語：“你不想要，可以送回來給我們，我們養一輩子也認。為啥子，一定要把他們弄死？”這句質問，簡單而粗礪，卻說中了無數人心里的困惑。

2021年7月26日，此案在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庭上，張波當庭承認與葉誠塵多次密謀，故意將兩個年幼孩子從高樓拋下。聽到經過時，不少旁聽者忍不住低頭抹淚。

陳美霖在法庭上只提了一個要求：放棄一切民事賠償，只求兩人償命。她明確表示，如果未判死刑，將持續上訴。雖然她清楚，就算兩人付出生命代價，孩子也回不來了，但在她看來，這已是自己能替孩子做到的最后一件事。

2021年11月28日，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對張波、葉誠塵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宣判那天，陳美霖清晨七點多就醒了，趕在九點前趕到法院。十點半左右，結果塵埃落定。離開法院后，她沒有選擇回家，而是徑直去了天臺寺，面對兩個孩子的靈位，輕聲說了一句：“結果出來了，你們知道就好。”

她很快又冷靜下來：“這還不是終點，他們可能會上訴。在他們真正伏法之前，我不會松一口氣。”

四、一家人的余生，和一場判決的重量

案件進入二審程序后，“重慶姐弟墜亡案”幾度登上熱搜，引發廣泛關注。2022年，二審維持原判，死刑裁決最終生效。1月19日，關于“二被告人被指上訴”的新聞再次引起議論，輿論的焦點，一部分落在判決結果上，另一部分落在“親生父親為何走到這一步”的反思上。

對陳家三口來說，判決生效，并不意味著生活恢復如常。那一年冬天，天臺寺人不多，賣香燭的大媽認出他們，壓低聲音問：“今天是娃娃周年？”陳母點了一下頭。寺里的人見到他們，常常只問一句：“判了沒？”這起案件在重慶幾乎無人不知，大家都在等待一個結果。

佛堂里很安靜，說話聲稍微高一點，都會有回響。陳美霖跪在觀音像前，給兩個孩子磕頭，又半蹲著，把骨灰盒上的灰一點點擦凈。她不太說話，眼神緊緊盯著孩子的名字。陳母終究忍不住，抱著牌位哭出聲：“我的大寶寶啊，你死得太慘了。”陳父則站在旁邊，反復念叨：“這個位置好，面對著菩薩，雪雪膽子小，這樣不嚇人。”

祭拜結束，一家三口在不遠處商場四樓吃了頓小火鍋。鍋里的湯咕嘟咕嘟地冒著泡，桌邊卻安靜得出奇。吃到一半，陳母舉起茶杯，說：“還是碰一個嘛。”三個人輕輕碰杯，說了一句“生日快樂”，又默默放下杯子，繼續低頭涮菜。這頓“生日飯”，更像是一種儀式，把死亡紀念和生日擠在一起，誰都不知道該說什么，只能盡量少說。

孩子去世后，陳美霖暴瘦十幾斤。支撐她堅持到現在的，只有四個字：“給孩子公道。”陳母和陳父明白，真正難熬的，是判決塵埃落定之后的日子。沒有庭審，沒有媒體，沒有新的流程，她要學著面對一個永遠缺席孩子的世界，學著在每一年的11月2日，走上同一段臺階，對兩個小小牌位說話。

從法律角度看，這起案件的定性并不復雜：故意殺人，且手段殘忍、情節惡劣，社會危害性極大，最終判處死刑，并不意外。令人震驚的，是作案動機之“冷”，時間跨度之長，計劃之細致，以及“親生父親”這個身份背后引發的沖擊。

不得不說，這種極端案例，在社會心理層面敲醒的，是關于“家庭責任”和“人性底線”的更深層追問。表面上看，是一個男人為了追求所謂“大富大貴”，為了迎合新感情的要求，把自己孩子視作障礙，選擇以最惡毒的方式清除；再往里看，還牽扯到家庭教育、婚姻觀念、金錢崇拜、個人價值判斷等一連串鏈條。

試想一下，如果張波在最初面對婚姻矛盾時，能把孩子的監護權徹底交給陳家，從此不再參與撫養，這個故事會是另一種結局。如果他在被金錢誘惑與現實壓力糾纏時，哪怕稍微停下腳步，哪怕只是簡單想到“那是自己骨肉”，這兩條小生命也許不會中斷在2020年的秋天。

但歷史沒有“如果”。2020年11月2日下午，小區的監控畫面定格了救護車駛離的方向，也記錄下一個家庭徹底坍塌的時間節點。2021年11月2日，天臺寺里多了兩個小小靈位。2021年7月和11月，法院的宣判書上，蓋上鮮紅印章。時間線一環扣一環，無法回退。

值得一提的是，在孩子生前的那段日子里，雪雪和瑞瑞并不是“邊緣的小孩”。陳美霖常帶他們拍一些日常小視頻，發到平臺上，記錄姐弟互動。雪雪有時候像個“小大人”，見媽媽吃飯拖拉，就會站在小椅子上催一句：“媽媽，快點啦，要洗碗啦。”瑞瑞性格外向，一見外公就搖搖晃晃跑過去要抱，逗得老人家常常笑得合不攏嘴。

這些細碎的畫面，現在只存在于手機和記憶中。兩只小手再也抓不到窗臺，也再也抓不到媽媽的衣角。那些曾經看起來很普通的日常，在失去之后，反而顯得格外扎眼。

對于關注此案的很多人來說，最終的死刑判決是一種“必須要有的結果”，也有人擔心類似悲劇是否還有被復制的可能。至少在重慶這座城市里，“錦江華府姐弟墜亡案”的名字，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被記住，人們提起它，語氣會不自覺地放低，說一句：“那兩個娃兒，好可憐。”

1月19日，當媒體報道“張波、葉誠塵提出上訴”的消息時，有記者再次聯系陳美霖。她只說了一句：“一個人如果還有一點良心，就會放棄上訴。如果二審改判，我也會向檢察院申請抗訴。”這句話不復雜，卻透露出一種倔強的堅持。

對她而言，未來漫長，每一年的春夏秋冬都要走一遍。11月2日依舊會來，寺廟依舊要去，水果要一只只擦干凈擺好，頭要在佛像前磕下去。孩子們留在人世間的最后一點痕跡，不在于那些冰冷的案卷數字，而在于有人還記得他們叫雪雪，叫瑞瑞，記得他們短暫三年里曾經笑過、鬧過，跑到外公懷里撒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