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途中的聾啞挑夫，一生從沒立過戰功，為何建國后被授予軍銜？

1949年9月的北平城里，秋意初起。西山方向云氣壓得很低，城里卻格外安靜。新中國籌建的關鍵會議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很多人盯著大局，也有人不時提起一些“老紅軍的名單”。名單里，有一位名字非常普通，卻總讓人多看兩眼——熊世皮。因為在他的名字后面，常常會被人順手加上兩個字：“啞巴”。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參加過長征的老戰士記憶里，一提到這位“啞巴同志”，浮現出來的并不是槍林彈雨，而是一口黑乎乎的鐵鍋，一副磨得發亮的扁擔，還有那個永遠走在隊伍最后，卻把好東西都往前面塞的背影。

這就牽出一個看上去有些“反常識”的問題：這樣一位不會喊口號、不會立戰功的聾啞挑夫，為什么會在1955年授銜時，被授予少尉軍銜，成為我軍第一位聾啞軍官？

答案，要從1935年的夾金山說起，也要從建國后高層對他一再的惦念說起。

一、從“可疑人物”到紅軍挑夫

1935年6月，中央紅軍正在為翻越夾金山做準備。這個時間點很關鍵，中央紅軍剛剛突破烏江、四渡赤水，又強渡大渡河，正向川西高原挺進。要想穿過這道“雪山門檻”，找到可靠的向導，是過關的第一步。

然而情況并不樂觀。地方反動勢力長期散布“紅軍吃人”“紅軍搶孩子”的謠言，不少當地百姓寧愿躲進山溝，也不肯多說一句話。紅軍偵察分隊在夾金山一帶找了三天，問路碰壁，找向導也毫無進展。

就是在這樣一種微妙的氣氛里，一個衣著破舊、神情躲閃的男人，出現在紅軍偵察兵視野中。他走走停停，似乎在觀察，又似乎在躲避。等戰士們把他圍住，才發現這人不說話，用手比劃半天，別人也聽不懂，只知道他耳朵不靈、嘴也發不出聲。

在那個敵情緊張的節骨眼上，這樣的“怪人”，很容易被當成嫌疑對象。熊世皮，就這樣被偵察分隊帶回了部隊。

兩天時間里，紅軍通過多方打聽，再加上細致的觀察，逐漸弄清了他的底細：這是當地一個窮苦農民，從小耳聾，說話含混，幾乎和外界隔絕，根本談不上什么“特務背景”。查明情況后，部隊按照紀律，把人放了。

按理說，事情到這就該結束了。結果出人意料。

被放回去的熊世皮，并沒有急著躲開，反倒跟在隊伍附近打轉。幾名戰士看他實在古怪，又把他叫到一邊。熊世皮急得滿頭大汗，嘴里發出模糊的聲音，雙手不斷比劃，指著紅軍的旗子，又拍著自己的胸口，意思再清楚不過——他想跟著走。

在場的戰士互相看了一眼，有人忍不住笑出來，又有點心酸。這個連普通話都聽不懂的聾啞人，明知道跟著紅軍意味著翻雪山、過草地，照樣死活不肯離開。最后，只能把他的意愿層層上報。

那時紅軍內部，對出身貧苦的勞動人民一直有一種自然的信任感。很快，批復下來：可以接收，編入中央警備團，從事后勤雜務。于是，這個被人叫了半輩子“啞巴”的農民，有了名副其實的新身份——紅軍炊事員兼挑夫。

誰都沒想到，這個身份，會伴隨他走完長征，也會在幾十年后，變成一枚少尉軍銜。

二、雪山草地上的無聲身影

對于很多紅軍戰士來說，長征是一段血與火交織的記憶；對熊世皮來說，更像是一場異常漫長的體力極限考驗。

參加紅軍沒多久，隊伍就迎來了翻雪山、過草地的艱難階段。中央警備團擔負著警衛首長、保管重要文件和物資的任務，隊伍雖不算最大，卻責任極重。后勤分隊的每一口鍋、每一袋糧食，都關系到整個團的戰士能不能吃上一口熱飯，能不能堅持下去。

在這種條件下，一個聾啞挑夫能做到什么？不少人當初并沒有太高期待。現實卻超出了多數人的想象。

長征期間，熊世皮背著二十多斤的鐵鍋，肩上還挑著上百斤的糧食和雜物。高原空氣稀薄，很多年輕戰士走幾步就喘得厲害，他卻咬住牙，一步一步往前挪。路上遇到有戰士落在后面，他會停下來，把別人肩上的東西接過來一半，自己嘴里含著干糧，揮揮手讓對方趕緊跟上。

有戰士后來回憶，說他那時候“像頭倔驢”，只要扁擔還在肩上，就不肯停。到了宿營地，別人一屁股坐地上喘氣，他先把鍋架好，找柴火，燒水，準備簡單的飯菜。很多年輕戰士餓得頭暈眼花，等一碗熱乎乎的糧食遞到手里，抬頭一看，就是那個不會說話、衣襟被汗浸透的“啞巴同志”。

有一回，過草地時，一名班長不慎陷進沼澤。周圍戰士知道這種地形的危險，誰都清楚多一人下去，多一個人可能出不來。班長大喊“誰都不要下”，聲音里帶著絕望。

就在這時，一個背影搶先沖了過去。熊世皮毫不猶豫，把扁擔往地上一摔，踩著浮草往前探。戰友們只能一邊拽著他身后的繩子，一邊拼命拉那位班長。折騰了半天，兩個人都被拖上來，渾身泥漿，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

那名班長后來提起此事，很長時間都說不出完整的話，只會拍拍胸口，沖著別人比劃：“要不是他，人就沒了。”

如果說草地考驗的是勇氣和體力，那么雪山更像一項殘酷的生死篩選。夾金山、夢筆山一線，不少戰士在冰雪中滑落山崖，再也沒有回來。雪面光滑，草鞋打滑，跌下去就是萬丈深淵。

熊世皮從小在山里摸爬滾打，對這種地形有本能的警惕。他發現不少戰士腳下打滑，臉色變得很難看，干脆把自己的想法比劃給大家看——先用布條、草繩把草鞋纏緊，再把草鞋邊緣編出粗糙的網狀，讓鞋底能更牢地“抓住”冰面。

手語說不清，他就用行動示范。有人照著做，試了一趟，果然穩當許多。做法立刻推廣開來。傷亡統計自然沒有進行到這么細致，但不少老紅軍后來都提起過這件小事，認為這種看似不起眼的改動，實實在在救了一批人的命。

值得一提的是，熊世皮從未參與正面作戰。他沒有拿槍沖鋒的記錄，也沒有單獨擊斃敵人、繳獲武器的戰功檔案。可在后勤線上，他幾乎什么活都搶著干：挑擔、打水、燒火、洗鍋、分糧，一天下來，別人累得趴下，他還在火堆旁收拾鍋碗。

有戰士私下感嘆：“他要是會說話，早就立了大功。”這話并不夸張。只不過在那個年代，大家更習慣把這樣的付出，看作是一種“天經地義”的集體奉獻，很少有人把功勞往個人頭上去算。

正是因為這份樸素而頑強的堅持，熊世皮給戰友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就連中央首長，也注意到了這個總是光著腳跑前跑后、沉默寡言的后勤兵。

有一次，朱德來到部隊，看見他在井邊挑水，一雙腳滿是裂口，連草鞋都沒有。朱德停下來，愣了一下，隨即轉向身邊干部，語氣里透著自責：“怎么能讓同志光著腳干活？他雖然不會說話，不上前線打仗，可是在后勤上的功勞，不能忽視。”

這句話很直白，卻點到一個根本的觀念——紅軍不是單純靠英雄沖鋒取勝的隊伍，而是一支靠全體官兵共同支撐起來的隊伍。沒有槍林彈雨中的戰士，也不行；沒有默默扛鍋挑擔的人，同樣不行。

三、一枚少尉軍銜的背后

長征結束后，紅軍隊伍經歷西北會師、改編整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漫長階段。無數人換了番號，有的犧牲，有的轉業。熊世皮始終留在隊伍里，在不斷變化的組織結構中，他的崗位大體沒變——還是在后勤、警衛系統里，一直干到新中國成立。

1949年以后，他被正式編入中央警衛部隊。隨著年齡增長，炊事、挑擔這類重體力工作逐漸交給年輕人，他轉去做一些相對輕一點的事務，比如協助管理物資、打掃、維持秩序。有病號需要幫忙，他就默默上前；機關院里種地、收菜，他照樣起早貪黑，不聲不響。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部隊組織體檢。醫生發現他身上積勞成疾，留下不少問題。那時候，很多老紅軍身上都有舊傷舊病，可對于這個既聾又啞、又體弱的老人，領導層尤其上心。

公安師師長劉輝山得知情況后，專門打招呼，讓衛生部門安排他去山東休養一段時間，環境清靜，空氣也好。按理說，休養是好事，很多年紀大的干部都盼著這樣的機會。結果沒想到，熊世皮在山東待了沒幾個月，就堅持要回到原單位。

他不會講理由，只會著急地比劃，指指自己，又指指部隊大門，嘴里發出含混的聲音。最后，負責人只好把意見往上報。經批準，他如愿回到部隊，被安排在師部果園做管理員。

果園這種崗位，看上去平平無奇，卻很適合他的情況：環境固定，勞動量適中，又能離部隊很近。他每天照看果樹，修枝、澆水、施肥，一絲不茍。有戰士開玩笑說：“啞巴師傅照看果樹跟照看鍋一樣仔細。”

1955年，全軍實行軍銜制，是一次極具標志意義的大事。那一年，對授銜對象的考察相當嚴格，既看資歷，又看戰功，同時還要統籌崗位、貢獻等多方面因素。在這種背景下，一名沒有戰斗立功記錄的聾啞后勤兵，出現在授銜名單上，不得不說有些特殊。

在公安師的一次師部會議上，師長劉輝山點名談到了熊世皮。他很直接：“啞巴同志雖然沒有在戰場上消滅敵人，但他是經歷過長征的老紅軍，多年任勞任怨，對革命有貢獻。我個人認為，組織應該考慮給他授銜。”

政委也表示贊同。會后，相關材料逐級上報。經過研究，組織上作出一個看似不太起眼，卻很有意味的決定：授予熊世皮少尉軍銜。

這一決定，在全軍范圍內非常少見。授銜對象中，多數是有明確戰功、技術特長或指揮經歷的軍官。像這樣以長期后勤工作、長征經歷、組織認可為依據的聾啞干部，被授予軍銜，幾乎可以用“罕見”來形容。

不得不說，這枚少尉軍銜本身的軍階并不算高，但它傳遞出來的信號卻很清晰：革命隊伍不會忘記那些默默扛鍋挑擔、沒有“光鮮戰報”的人。制度設計空間有限，情理之中的照顧，有時候就體現在這樣一個選擇上。

授銜之后，熊世皮正式成為“我軍第一位聾啞軍官”。他本人未必完全明白“軍銜制”的全部含義，只是知道從那以后，大家稱呼里會加上“同志”“軍官”，遇到他時，年輕戰士會更自覺地敬禮。

此后十幾年，他依舊留在中央警衛部隊。生活節奏慢慢平穩了下來，工作性質偏向管理和服務，有時是果園，有時是機關院里的簡單事務。有人說他“變懶”了，其實不過是年紀在那擺著，身體條件也支撐不了過去那種強度。可只要還能動，他就習慣性地在院子里轉，一看到有人扛不動東西，就趕緊上去搭把手。

這些細節看上去零碎，卻恰好構成一種樸素的延續：紅軍年代那種不爭、不搶、搶著干活的勁頭，并沒有因為授了銜、換了制服就消失。

四、“啞巴同志在哪里？”

時間往后推，來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那時新中國已經走過二十多個年頭，國內外形勢都非常復雜。高層事務壓得很緊，但有些名字，卻始終藏在某些老一輩革命者的心里。

1971年前后，周恩來在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談話時，突然提起一個問題：“啞巴同志現在在哪里？身體怎么樣？”這一問，聽上去樸素，卻讓在場的人都愣了一下。

吳忠隨即回去了解情況，把熊世皮的住處、身體狀況、日常待遇，都一一梳理清楚，再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聽完，點了點頭，特意交代：這樣無親無故、為革命付出很多的老同志，組織一定要好好照顧；部隊要經常去看他，檢查身體，看看還缺什么。

從具體工作層面看，這不過是對一位老干部待遇的再強調。但從時間跨度來看，這件事很耐人尋味。距離長征已過去三十多年，距離1955年授銜也有十六年，周恩來還能在繁忙政務中記起一位聾啞后勤老兵，并專門口頭叮囑，可見當年的印象有多深。

不久之后，熊世皮的身體狀況開始急轉直下。1972年，他突發心臟病，師領導高度重視，立即把他送到師部醫院，安排專門的醫護小組輪流照看。領導干部多次去病房看望，雖然無法和他進行復雜對話，但站在床前，拍拍他的手臂，點點頭，他就能明白大概意思。

因為熊世皮平日里喜歡看電影、電視，部隊專門把師部里唯一的一臺彩色電視機，送到他住處。那時彩電并不普及，更別提在基層單位集中使用。給他用一臺，多少帶著一點“破例”的意味。

不久，他的老領導、時任北京衛戍區政治部副主任杜澤洲，還代表組織送給他一臺電冰箱。在當年的普通家庭，這種家電是相當稀罕的物件。對于一位無兒無女、獨自生活的老兵來說，這樣的安排，顯然已經超過一般意義上的生活照顧。

如果從純粹的制度角度看，這些“特殊照顧”并不容易量化。但放在整個老紅軍群體里看，就會更容易理解：很多在戰爭歲月中付出巨大、甚至沒有留下完整檔案的老戰士，需要有人記得，需要有人具體落實關懷。熊世皮不過是其中一個典型。

在他的觀念中，“家”的概念十分單一。部隊就是家，院子就是家，天天見面的戰友和干部，就是家里人。沒有子女，沒有近親，卻沒有被遺忘。這種情況在普通社會中確實少見，但在那個時代的軍隊里，卻并非孤例。

1981年5月，按照組織安排，他以副師級干部待遇正式離休。那一年，他已經年逾八十。離休手續辦理得比較周全，生活待遇、醫療安排，都有明確落實。對一位從紅軍時期一路走來的聾啞老兵來說，這樣的結局，算得上比較完整。

兩年后，熊世皮因病去世，享年九十二歲。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骨灰最后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這一選擇本身，就是一種極為明確的肯定——他被視作為革命作出突出貢獻的人員，享受相應規格的安葬禮遇。

試著想象一下，如果1935年那場誤會沒有發生，如果他沒有在夾金山腳下被紅軍偵察兵“抓”回去，他的命運大概就是在偏僻山村里沉默終老。以當年的醫療條件，一個先天聾啞、體力長期透支的農民，很難活到九十多歲，更談不上軍銜、八寶山、果園管理員這些角色。

從另一個角度看，他的一生，也折射出我黨我軍在相當長時間里，對老紅軍、老同志的態度。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全國范圍內曾經展開過尋找失聯老紅軍的工作，目的是讓那些因歷史原因“失去聯系”的人，重新被組織找到，確認身份，落實待遇。對很多人來說，這種“遲到的認領”，不僅是一紙材料，更是一種心理上的回歸。

熊世皮的故事，之所以在很長時間里被人一再提起，并不在于他有多少傳奇的戰斗場面，而在于他所代表的那種群體：沒有耀眼勛章，沒有豪言壯語，卻在漫長歲月里，一直扛著扁擔往前走。他在長征路上挑的，表面是鐵鍋和口糧，實際上也扛著一支隊伍最基礎、也最容易被忽略的生存線。

周恩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那句看似隨口的問話——“啞巴同志現在在哪里？”——其背后是一個清晰的價值判斷：歷史不會只記住沖鋒的身影，也不會忽視那些埋頭干活、不善言辭的人。

這一點，在熊世皮身上，體現得格外安靜，卻相當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