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初冬的一個晚上,新到勤務班的戰士陳紹林守在菊香書屋外值夜,忽聽屋里“啪、啪、啪”此起彼伏,好像鼓點,又像列車過鐵軌,他緊張地問老警衛:“出什么事了?”對方笑答:“別慌,主席開飯了。”
這陣拍擊聲源自毛澤東的雙腳。他習慣躺在半高半低的木床上辦公,吃飯也在床邊。腳一縮進被窩就夠不著地面,他索性自制運動——以腳掌敲擊木板,前后抬落,自己取名“擂鼓”。簡單、省力,還能活動血脈,據說他一頓可連續拍打上百下。
“擂鼓”最初缺少趁腳之處,年輕理發師周福明看在眼里,動手做了一張矮桌。桌面普通,內側卻釘著斜置踏板,主席腳底輕輕一搭,就能“咚咚”奏起節拍。從此,這張桌子跟文件包一樣,成了隨行必備。
吃飯動作怪,餐具選擇也怪。為安全起見,中央專門配過象牙筷,可毛澤東一口回絕:“象牙生來長在象嘴里,不在我手里。”他只認韶山老家竹筷,出訪蘇聯、印尼,警衛都會在行李夾層塞兩雙。有人好奇,他笑說竹筷“輕、軟、咬得住米粒”。
外人眼里,國家領袖的餐桌該是山珍齊聚,實際卻常年“四菜一湯”:湘江里的小魚,汆水后的馬齒莧,外加一碟辣椒。有意思的是,保健醫生每周擬營養食譜,他總揀辣椒、腐乳、紅燒肉幾個最“上火”的吃。醫生勸:“牙痛就是辣椒惹的禍。”毛澤東一句話頂回去:“辣椒通火,哪來上火?”
辣味之外,他對湖南腐乳偏愛到執拗。程汝明回憶,有批腐乳霉點明顯,廚房準備退掉,毛澤東卻說:“霉才香,退什么!”為了不掃興,只能將那壇“重口味”擺上桌。
飯點從不準時。管理員吳連登一天得催三回:“主席,開飯吧。”回答總是“再等十分鐘”。拖延到菜涼,他隨意兩筷,剩下大半。規律性談不上,順口即為準則,他自有解釋:“身體缺什么,就想吃什么;不想吃的,進了肚子也添堵。”
紅燒肉便是“缺”出的代表。1958年秋,他嘗到師傅新做的“毛氏紅燒肉”,肉方肥三瘦七,入口不膩,一下吃下一斤多。第二天又點名要同樣分量,連說“別小氣”。“肉要燉透,糖色要深”,成了廚師程汝明的死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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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蝦營養高,毛澤東亦欣然接受。1961年春,醫務組為他編了十九道西式海鮮菜單,大半是清蒸鱸魚、奶油蝦仁。他吃著新奇,卻仍配竹筷,刀叉擺設成了觀賞件。
酒桌上,他同樣有自己的分寸。茅臺香飄千里,卻難入其喉。書柜里那瓶五十年代的飛天茅臺,至七十年代仍封口完好;需待外賓來訪,才作陳列之用。毛澤東常對秘書說:“喝酒誤事,能免則免。”可遇到至親喜事,他又能豪飲幾杯。1949年10月,毛岸英成婚,他輪流敬酒,連干三杯,賓客皆驚呼“主席酒量不差”。
與酒興對照,是對糧食近乎節儉的態度。飯粒掉桌,他隨手拈起塞入口,有客勸“衛生成問題”。他輕聲反問:“想過農民種這粒米多苦嗎?”一句話,讓屋里人不再作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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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后,病體沉重,“擂鼓”漸停,進食改為鼻飼。那時印尼僑胞贈送的一批燕窩被研碎入流食,算是少見的補品。其余補給只有葡萄糖塊,裝在舊餅干盒中,口渴便取一塊溶進紅茶。
直到生命終點,他仍惦記家鄉味。一次夜里醒來,輕聲問護士:“還有點辣椒醬嗎?”醫務人員倉促取來小碟,他微笑嘗了半勺,便安心睡去。
腳踩木板的鼓點聲,最終在1976年初夏徹底停息。那張矮桌、那雙竹筷,如今陳列在韶山紀念館,木紋清晰,可見歲月磨痕;踏板邊緣略微凹陷,仿佛仍在回響當年的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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