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末代皇妃收到溥儀的一封來信：我馬上要結婚了，她該如何回復

1962年深冬，長春的風格外硬朗。李玉琴坐在屋里，推開窗，只見街上行人行色匆匆。桌上攤著一封剛剛拆開的信，信封上的寄信人名字，她一眼就認了出來——“愛新覺羅·溥儀”。

信的內容很直白：溥儀認識了一位護士，對方性情溫和、工作踏實，他準備結婚了。信里沒有華麗的詞句，卻能看出一種有些緊張的認真。多年相隔，昔日的“康德皇帝”，已經成了一個拿著鋼筆、有點小心翼翼向舊日妻子告知“再婚”消息的普通人。

這封信擺在李玉琴面前，既像對過去長長一段歷史的句號，又像是對她當年那個艱難決定的一次靜靜回響。許多人后來都好奇：當年那個從“福貴人”到圖書館管理員的女人，究竟是怎么走到這一步，又是懷著怎樣的心情回信給溥儀的。

要說清這封信，就繞不開她更早的轉折。

一 從校門到宮門：一張照片改寫的人生

時間往前推近二十年。1943年早春，長春街頭還有日軍巡邏的身影。偽滿“新京”的南嶺女子優級學校里，一個十四歲的女孩正埋頭念書，她叫李玉琴，家在二道河子一帶，出身普通，兄弟姊妹眾多，家里只靠父親一人勞作維持。

那天，學校突然通知：第二天統一去照相，要好好打扮。原因沒說，但老師語氣很認真。李玉琴翻來翻去，挑了件花衣服，心里多少還有點小興奮，畢竟在那個年月，能照相并不常見。

她不知道的是，就在不久之前，偽滿宮廷已經發生巨變。1942年8月，溥儀的妃子譚玉齡病逝，宮廷里一片沉悶。關東軍卻動起了心思，一邊想借婚事拴住傀儡皇帝，一邊又擔心直接硬塞日本女子過去引起反感，于是退而求其次，讓人收集當地女學生照片，供溥儀“挑選”。

幾十張照片擺在桌上，溥儀翻來翻去，最終停在一個看上去年紀很小、神情稚嫩的女孩身上。這就是李玉琴。后來他在回憶錄里很坦白：想找一個年歲小、文化程度不高、好對付、好“再訓練”的中國女子，以抵消日本方面的企圖。不得不說，這個動機本身，就決定了這段婚姻的冷淡底色。

幾天后，李玉琴家里來了日本“御用掛”吉岡，嘴上說得很漂亮：要送她進宮“讀書”，包吃包住不用花錢。對于家境緊巴的農家女來說，這樣的機會聽上去像天掉餡餅。父親動了心，她也沒多想，就這樣，順勢上了車。

到了內務府，她被安排在樓里，不許隨便走動，只有仆人定時送飯。連著好幾天，沒人向她解釋任何情況。直到六七天后，宮里通知換衣、梳頭，她才被領去見一個“穿著特別規矩”的男子。那個人，就是溥儀。

禮節走完，身份也就定下了。李玉琴被冊封為“福貴人”，還破了一個舊例：磕頭時可以在離皇帝半步的位置并排下跪，算是給予了一定“尊重”。表面看風光，實際上，她從那一刻起已經失去了自由。

與宮廷戲里動輒“情深緣淺”不同，這段關系從開始就沒有多少情感基礎。溥儀給她立下一條條規矩：不能替娘家求職，不能私藏錢財，必須完全遵守祖制，還特別強調不得說謊。吃住不在一處，見面也很少，往往五六天才能見上一面，多半還是禮節性的寒暄。

她很快意識到自己是被“送進來”的，而不是自己選擇進來的。親人再也見不到，出門要人帶，日復一日，唯一的慰藉，反而是溥儀偶爾讓人送來的衣物、點心——值得一提的是，從來不包括錢。

就這樣，名存實亡的“夫妻生活”拖了三年。對一個花季少女來說，這三年，既漫長，又有種說不出的空心感。

二 戰火、投降與改造：皇妃在八路軍隊伍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東北形勢急轉直下。第二天，溥儀在偽滿皇宮宣讀退位詔書，旋即開始倉皇出逃。李玉琴跟隨隊伍輾轉來到臨江大栗子溝一帶。那時她17歲，已經在宮內待了三年多，卻對外面的真實世界知之甚少。

溥儀一心想著“飛往日本”，結果在沈陽機場就被蘇軍俘獲，后被押往蘇聯。家眷卻被拋在半路，留在大栗子溝煤礦附近。大批偽滿宮內眷屬聚在一起，局面一度十分混亂。

幾番折騰后，解放區的八路軍進入當地。聽說明里有“皇妃”“皇后”，一些年輕戰士出于好奇，想去見識一下“宮里的人”。走近一看，不少人心里都咯噔了一下：婉容已經沉溺鴉片多年，面容枯槁、精神恍惚，和想象中的“娘娘”完全不同。而另一個，被稱為“福貴人”的年輕女子，臉上還有幾分稚氣，這便是李玉琴。

最初，她對這些穿灰色軍裝的戰士有些害怕，說話小心翼翼。時間一長，卻發現這些人態度平等，不跪不拜，說話直來直去，卻真心實意關心她們的吃穿冷暖。每天排隊打飯，她和戰士們在一張桌子邊吃菜喝湯，旁邊有人還會問一句：“能吃慣嗎？”這種尋常問候，對她而言竟有幾分陌生。

1945年農歷臘月中旬，八路軍決定把部分重點人員轉移到通化，婉容、李玉琴、溥杰一家以及幾名宮里重要人員被安排在這一批。到了通化，部隊專門騰出房間，給病重的婉容準備病號飯。李玉琴則和戰士們一起排隊在食堂吃飯，沒再享受哪怕象征性的“特權”。

在這樣的環境里，她對“皇妃”身份的看法悄然變化。曾經被視作榮耀的封號，當時反而像沉甸甸的包袱。每天看著這些年齡不比自己大幾歲的戰士上陣、站崗、訓練，有時候她也會悄悄想一句：如果不是那張照片，現在的自己，會不會也是一個扛槍、寫字、跑前跑后的普通女兵？

到了1946年，長春陸續解放，李玉琴和其他偽滿內眷被送回原籍。臨行前，部隊干部多次和她談話，話題很直接：是否愿意在新社會里表明態度，和過去的“皇帝”劃清界限，從婚姻上重新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

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這個問題絕不輕松。離婚，特別是主動提出和末代皇帝離婚，談不上光彩，更可能招來非議。再加上封建觀念尚未完全淡化，許多婦女自己都把“改嫁”視為難以啟齒的事情。李玉琴一開始也擺脫不了這種心理，始終沒有點頭，只能算含糊其辭。

到了離開前，她去和病重的婉容道別。部隊一度希望她把婉容一起帶走，考慮到現實條件，她最終沒有答應。這位前皇后后來在隨部隊轉移途中，病逝于吉林敦化，年僅三十九歲。怎么說，這一幕，在李玉琴心里終究留下了一道印記。

回到長春后，她學過手藝，當過臨時工，日子不算輕松。更棘手的是，她和溥儀的關系被許多人知曉，一些單位在安排工作時有所顧慮，生怕“惹麻煩”。這種隱形的壓力，讓她那段時間頗為艱難。

1950年前后，她隨著溥儀一位族兄來到北京。接觸到更多進步人士，也受到婦聯、公安派出所等部門的一再教育，關于個人命運與國家、與制度之間關系的思考，慢慢在她心里鋪開。不得不說，這種環境，對她后來的選擇影響極大。

三 離婚案與那封判決書：從“福貴人”到普通公民

這一切，為她1950年代那場著名的離婚案埋下伏筆。

1945年溥儀被蘇聯扣押，1950年被引渡回國，送往撫順戰犯管理所。在那里，他開始系統接受改造。李玉琴在長春、北京輾轉生活，雖與他天各一方，卻始終打聽他的消息。

試想一下，當時的信息渠道遠不如后來便利。她一度給毛澤東寫過信，詢問溥儀的情況，沒有回音；又親自去過外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打聽”，得到的卻是客氣而模糊的回應。漫長等待里，她的心情很復雜：一方面，有舊日“夫妻名分”的牽掛；另一方面，對自己未來的真實生活也有更強烈的渴望。

1955年7月24日，她終于知道溥儀已經在撫順接受改造，便提筆寫了一封“平安信”。信里既提到生活的瑣碎變化，也表達了希望彼此都能好好改造的愿望，言語間仍保留著“夫妻感情”的稱呼。那時，她的思想轉變還沒有走到最前面，更多是對過去的溫和延續。

從1955年到1956年，兩人書信往來不斷。李玉琴甚至多次向人借錢，親自去撫順探望溥儀，給他帶去糖果、手絹、襪子等日常用品。表面看，這分明是一段尚未斷絕的牽掛。

真正的轉折，出現在1956年。那一年，在組織的關心下，她被安排到長春市圖書館工作，成了一名正式的工作人員。這一步，讓她第一次有了穩定的社會身份，而不僅僅是“前皇妃”。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她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婚姻問題。

長期找工作屢屢受阻，加上年齡差距、感情基礎薄弱等現實因素，最終讓她下定決心：要通過法律程序，徹底與這段被動的婚姻告別。對她來說，這不只是情感選擇，更是想擺脫“末代皇妃”這層外殼，重新融入新社會的實際需要。

1956年底，她向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管教人員提出：希望和溥儀離婚。管教員李福生聽后很吃驚，頗為為難地勸她考慮溥儀的改造情緒。畢竟，當時溥儀思想轉變來之不易，一旦婚姻上遭到打擊，會不會影響他繼續改造？這是管理所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李玉琴的回答卻很干脆：“如果要過正常人的生活，就必須離婚。”這句話，說起來平靜，背后卻是她多年來的壓抑與思量。她沒有刻意強調曾經受到的冷落，也沒有翻舊賬，只是把自己的要求表達得非常明確。

戰犯管理所將情況上報公安部，時任部長羅瑞卿的意見也頗有代表性：一方面強調要做李玉琴的思想工作，甚至不排除“破例讓兩人同居”的可能，希望通過恢復“夫妻生活”鞏固溥儀的思想轉化；另一方面，也沒有一口回絕離婚的可能，而是要求慎重。

這段反復，折射出那個時代的一個真實難題：如何在尊重個人意愿與家庭生活的同時，兼顧對重大歷史人物改造工作的整體安排。李玉琴恰好站在這個交叉點上。

最終，溥儀本人在思想上發生了明顯變化。他清楚地意識到，李玉琴因為和自己的關系背負了不少壓力，工作生活都不順利；兩人分離已久，感情談不上深厚，再勉強維持，對雙方都不公平。于是，他表示同意解除婚姻關系，并寫下了一份私下的離婚書。

1956年8月，在黨和政府的幫助下，李玉琴正式被長春市圖書館錄用為管理員。名義上的離婚已經存在，但從法律上看，這還不算數。于是，才有了1957年那次頗具象征意義的“告狀”。

1957年2月4日上午，春節剛過，撫順市河北區人民法院的門被推開。一個穿深藍色衣服的中年婦女走進院長室，自報姓名“李玉琴”，亮出證件，說明來意：要與“原偽滿康德皇帝、現撫順戰犯管理所在押犯人”愛新覺羅·溥儀正式離婚。

院長李國章起初也有點難以置信，甚至下意識問了一句“你要和誰離婚”。等看到她拿來的介紹信，上面清楚寫著“末代皇妃”“福貴人”等字樣，他才意識到，這是一個足以載入檔案的特殊案件。

一個月后，李玉琴寄來正式離婚訴狀及私人離婚書。訴狀里，她把離婚理由寫得清清楚楚：分離十一年，相互之間沒有真正感情；年齡差距二十二歲，生活觀念差異明顯；當年的婚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動卷入。這些表述，在法律層面也構成了充分理由。

撫順市中級人民法院同意將此案按普通婚姻案處理，但強調要事先與戰犯管理所溝通，避免引發不必要波動。戰犯管理所提出，被告身為未決犯，又有特殊身份，不宜到庭審理，建議由管教人員將訴狀送達，組織他書面答辯。

就這樣，李玉琴在長春、溥儀在撫順，兩人通過紙筆在法庭之外完成了最后一次“對話”。溥儀在答辯書里寫得很直接：想到她將來可以擁有美滿家庭生活，從而更安心愉快地為祖國工作，他感到滿意，因此“完全同意”她提出的離婚要求。

1957年4月30日，撫順市河北區人民法院正式立案。經過準備庭審查后，5月20日作出判決：準予離婚。第二天，判決書分別送達撫順戰犯管理所和長春市圖書館。

拿到判決書的那一刻，李玉琴的身份徹底改變。從法律意義上說，她不再是“康德皇帝的福貴人”，只是長春市一名普通女職員。這種改變，輕描淡寫四個字，卻將舊社會強加在她身上的束縛徹底掀開。

四 新家庭、新來信：各自安穩的下半生

離婚之后，李玉琴的生活并沒有馬上變成“平順人生”，但方向已經明朗了。圖書館的工作雖然平淡，卻給了她穩定的收入和清晰的社會角色。對于一個走過宮廷、戰亂、改造這一大圈的人來說，這種穩定本身就彌足珍貴。

1957年，她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老黃”——一位在廣播電臺工作的上海籍干部。這個人性格開朗，說話風趣，有事業心，也比較正直。兩人相處一段時間后，情感逐漸升溫。1958年5月，他們在長春正式登記結婚，后來有了一個孩子，家庭生活算是有了著落。

有意思的是，那時的李玉琴已不再是當年那個在宮里戰戰兢兢的少女。工作之外，她主動參加統戰工作、文史資料整理等活動，對于別人有關那段過去的詢問，她能平靜應對，不再回避。可以看出，她已經把“皇妃”這段經歷當作歷史事實，而不是終身烙印。

1961年前后，政協組織編寫文史材料，邀請一些親歷者提供回憶。李玉琴受邀參加，并被接到北京。在一次宴會上，她和已經被特赦、成為普通公民的溥儀再度相遇。

多年不見，兩人身份完全不同。一個是地方政協委員候選人、圖書館干部；一個是剛從戰犯管理所走出、在植物園工作的普通職工。見面時，氣氛并不尷尬，反而多了幾分平靜。溥儀還主動邀請她像朋友一樣一起吃飯，說起往事時，也帶著一點自嘲和感慨。

這次相逢之后，不到一年，就有了開頭那封信。

1962年，溥儀給李玉琴寫信，說自己認識了一位護士，對方有過婚史，家世普通，卻心地善良、照顧細致。他對這位護士產生了好感，卻又擔心門第、過去經歷會不會成為阻礙，于是試探性地在信里提及，多少想聽聽這位舊日“妻子”的看法。

“我準備結婚了”，這句話寫出來并不難，難的是寫給誰。在很多人想象中，前皇帝似乎會回避與前皇妃談自己的再婚，事實上他卻把李玉琴當成了可以傾訴的對象，這本身就說明兩人在心態上的變化。他已不再把她視作“從屬”，而是一個清楚了解他的老熟人。

李玉琴看完信，選擇的回應方式也頗具意味。她沒有糾纏舊情，沒有感慨身世，而是從很現實的角度回信：不要太在意門第和對方有無婚史，只要人品可靠、相處融洽，就可以放心邁出這一步。這句話，在那個年代也算略微超前，卻很貼合她自己的經歷。

不久之后，溥儀再來信，正式告知自己將與護士李淑賢結婚。對這次婚姻，李玉琴真心送上祝福。兩人之后沒有再多糾纏，彼此的生活徹底分開，只在歷史記載里留下幾個交匯點。

此后幾十年，李玉琴在長春扎下根。1982年加入民革，1983年當選長春市政協委員，1988年成為吉林省政協委員。日常生活中，她接待過一些國內外訪客，偶爾回憶舊事，但多以敘述為主，很少加入夸張情緒。

家里日子雖然談不上富貴，但頗有踏實氣息。孩子長大后在糧食部門工作，成家立業，她也抱上了孫子。每到孫子生日，她都會親自買禮物，選東西時還有點認真過頭，好像在補償自己少年時代缺失的一些溫情。

有人問起她的感受，她常說一句話：“比起婉容、文繡、譚玉齡，我已經算命好。”這句話不帶自憐，更像是一種冷靜比較。皇宮里的女性，多半被命運裹挾，能完整走到晚年、保持清醒頭腦，已經是不易。她很清楚，如果沒有新中國的制度安排，自己很可能會在某個灰暗角落里悄無聲息地消失。

2001年，李玉琴在長春病逝。她的一生被概括為“曲折而傳奇”，其實細看不過是幾次關鍵抉擇：一次是被動踏進宮門，一次是在戰火中放下“貴人架子”，一次是在法院門口遞上離婚訴狀。每次選擇，都讓她離那個“末代皇妃”的身份遠一點，離普通人的生活近一點。

再回頭看那封1962年的來信，就不難理解她當時是怎么想的。

當年那個被人挑選進宮的小女孩，經過戰火、改造、訴訟和再婚，已經徹底變成一個有穩定工作、有家庭、有自己判斷的中年女性。面對“我要結婚了”的消息，她既沒有怨，也沒必要感傷，給出的建議，簡短又務實：看人品，看相處，不看門第，不糾結舊事。

這一封回信，把兩人的關系定格在一個恰當的位置：不再是夫妻，也不是仇人，更不是糾纏不清的舊情人，而是共同走出舊時代的一對見證者。各自轉身，各自生活，留下的，只是一段清晰可查、沒有被戲劇化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