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企業管理體系中,360度環評是一種重要的績效評估工具。它旨在通過自我、上下級等多個維度,全面地對員工的工作表現進行評價,環評結果往往成為績效評定、年終獎乃至晉升的依據之一。
在普遍意義的互聯網大廠,這套制度常常被視為一場“審判”。每到環評季,社交平臺總會涌現員工為此感到壓力與焦慮的帖子,怎么寫評價才算合適、拿到差評該怎么辦,這些都會成為熱議的話題。
然而在我們更為熟悉的游戲行業,360度環評不僅不具有普遍性(國內大部分廠商沒有將其納入管理體系),還呈現出另一種生態:它既不令人畏懼,也并未催生真實反饋,甚至在從業者們默契的運作下,悄然消解了原有的嚴肅性,變成另一種特殊的機制。
互惠互利,合作愉快
小優所在的公司是游戲行業里的龍頭。每年年終績效考核前,他們會進行一次大規模的360度環評。
去年的環評,她一共寫了14份評價,對象都是與她相熟的同事。社交能力、工作熱情、辦事效率……小優會從不同角度出發,認真寫下對同事們的夸獎,并在所有客觀題上毫不猶豫地打出最高分。給出好評的時候,她清楚,自己同樣會從別人那里收到好評,因為大家早就商量好了,“相當于是一種互惠互利的行為。”
這種行為顯然違背了環評制度的初衷,它不夠真實,無法客觀地反映一個人在工作中的狀態和表現——但是沒有人在意。起初,小優還會在心里嘀咕,“(環評)會不會是給你一個隱蔽的、說真話的機會。”然而,觀察周圍同事的反應以后,她意識到誰都沒把這東西當成正經事,人們甚至會很自在地把“互刷好評”擺到明面上說。
“其實,環評制度給我的都是很正面的反饋。”和職級差不多的同事一起聊天時,小優發現大家共同面臨著一個問題:怎么讓領導認可自己的工作?怎么讓領導理解自己的不容易?
大廠里人員眾多、分工明確,上下級之間的距離也相對更遠。由于環評的結果會匯總到各位領導手中,它天然地成為基層員工表現自己的好機會。“我會主動給一些平時覺得非常好的工作伙伴寫,因為我知道他們的領導會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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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之間往往更能看到彼此的閃光點
當人們都選擇這樣做,好評就不可避免地變得“通貨膨脹”,不過,公司通常不會因此苛責員工。小優覺得這和環評本身的定位有關,她所在的公司并沒有明確說明環評結果會造成怎樣的影響——盡管它總在年終績效考核前,但是大家都覺得二者的關聯性不強。
在小優的猜測中,環評結果有可能影響領導對自己的印象,“評價自己的人多了,可能意味著我的工作狀態比較好,在同事圈子里混得也好。”尤其當領導給員工定績效感到舉棋不定時,這份環評結果就有可能成為“一個不那么重要,但占一定比例的依據”。
洛林對環評的態度更直接:“就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
他供職于一家互聯網基因更為明顯的公司,游戲屬于該公司眾多業務之一。每年他們會進行2次環評,評價頁面掛在績效考核系統里。但作為部門里的小組長,洛林深刻地理解環評的作用和影響微乎其微。絕大多數情況下,他與相熟的同事總是應付了事,“我給別人寫的話,可能還會根據他負責的工作模塊,丟給AI讓它幫我夸夸;有些同事每年甚至都是同一套模板話術,復制粘貼。”
在公司,洛林有3位穩定的互評搭子,幾個人湊在一起,達到環評的最低份數要求就收工,寫完全部的評價也就占用大概十幾分鐘的時間。公司并沒有硬性的規定要求員工今年找了哪些同事,明年就必須換一批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個小團體還會繼續穩定互評下去,“幾個人不離職的情況下,肯定每年都接著來啊。”
存在即是意義
互聯網大廠里總是令人聞之色變的360度環評,怎么到游戲業務這里就好像變了味?
洛林認為一個很關鍵的原因是,游戲行業的生態總是充滿身不由己,“你的績效實際上從一開始就被定好了,和項目的好壞強綁定。”
進入什么項目,被分到這個項目的什么崗位,這些因素直接決定了一個人的工作產出乃至成績。“比如都是營銷,在研項目是怎么都沒法跟爆款項目比較的;進一步細分,同個項目里的營銷,做視頻和寫公眾號拿到的績效大概率也不一樣。”當然會有創意天才嶄露頭角的故事——那些只是偶然,更多時候,個人作為龐大機器中的一顆螺絲,很難憑借自己的力量辦成一件有“爆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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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將“融化”在集體中
還有一個更殘酷的現實。通常,公司對每個項目的績效分布存在比例要求,“HR可能會對職能領導說,今年你們部門有幾個A級,幾個B級,一定要有幾個C級。”領導們往往為此感到為難,項目狀況不景氣也就算了,更怕項目做出了成績——大家共同辛苦一整年,把C級績效給誰?給誰都不好受,整個團隊都會不舒服,“這種時候只能看員工的分工和產出的重要性,以及跟領導的關系好不好了。”
因此,據洛林觀察,有一種人會在360度環評時顯得很糾結。他們不敢給自己打出好評,“擔心太夸張”,甚至可能主動請同事“把評價寫得稍低一點”——在團隊里,他們的位置顯得相對邊緣,很沒有安全感,“至少是領導不會主動給他派有產出空間的活兒的類型。”
環評的定位由此產生了微妙的偏移,從公司衡量員工價值的工具,滑向員工向公司表現自己的手段。
在大廠,人們總要抓住一切機會讓領導、同事明白自己做了很多工作、自己很有用。小優和同事在日常工作中,經常互相提醒對方工作要留痕。洛林時不時就會被負責人拉去,和其他部門的人一起給大領導匯報工作,這個過程就會變成大家的“包裝”大會,“把數據拿出來共享一下,然后為自己的行為找一個合理的方法論,讓領導知道你做的事情是有道理的。”洛林說。
然而,自我表現的效果總是有限,小優覺得,“如果你說多了,領導可能就會想,你是不是在糊弄我?你的話真實性有多高?和上級溝通總會陷入這種困境。”
360度環評則不同,它體現的是別人對你的看法,對聽慣了下屬自評的領導來說,環評在其心里的分量就有可能更重一些。即便領導知道大家都在“互刷好評”,但你能拉來多少個人給你打好評,這件事本身就一定程度上證明了你在職場的社交水平,而社交是大廠員工必備的生存能力。
強制合群與認同成癮
栗山輾轉多家國內頭部游戲廠商,和其他人一樣,360度環評并未給他帶來什么壓力和困擾。但他仍然對這個制度保持著中立、審慎的態度。他覺得這些隱隱的,和人際關系相關的評判,總是存在可疑的危險。
“我見過某位領導對自己的下屬很不滿意,就給他打低績效,用評價來塑造一種輿論氛圍,說他不合群,和所謂的項目氣質不符。”所以,栗山認為,一旦領導或者周遭的人對某個員工產生了惡意,環評制度很有可能就會立刻變成他們手中的武器。
在大廠,“不合群”可能是對員工最嚴厲的指控之一。日常工作講究高效協同、信息拉齊,溝通能力是硬通貨。然而這套規則也催生了反向操作——有人主動搭建框架,將氣質相近的人圈在一起,不參與的自然被貼上不合群標簽,進而在利益分配時被系統性地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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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被排斥,許多人不得不假裝外向
栗山的感受是,大廠里的人們對“合群”的追求甚至到了一種病態的程度。“其實我已經吃到性格紅利了,我是很‘E’的一個人,但我的領導還是會向我施壓,還是會跟我說,你應該多多融入我們團隊呀。”
當時,他對這個要求感到莫名其妙。“我跟那誰誰和誰誰,都已經混成哥們啦!”在他的記憶中,領導聽到這樣直白的回復,難得地表現出短暫的茫然,“啊?你原來已經融入了嗎,那我沒看到啊……”
在這種強制合群的氛圍里,一部分人會展現出不顧后果的競爭傾向。“一些項目里,數值不知道文案做的東西怎么樣算好,文案也不知道系統做成什么樣才算好。但是大家都得互相評價,即使不是每個人都有評價對方專業能力的水準。”
“然后你就會發現,經常有人為了彰顯自己的競爭力,對你做的事情大聲地指指點點,哪怕他根本不懂。這是很普遍的現象。”栗山發現的是一種可以稱之為“認同成癮”的現象,本質是員工為了讓老板感覺自己值得被投入更多資源,必須時時刻刻在各種話語場里展現自己的強勢地位。
他覺得這種環境帶有一定的“毒性”。能力沒問題,但性格難以適應的人會漸漸損耗甚至枯萎,而那些努力融入集體的人,往往也要付出遠超正常工作所需的精力與時間,“除了業務交流,你還得天天在群聊里聊天,可能還要參加一些工作之外的集體娛樂活動……我覺得是一件非常費力、占用個人生活的事。”
對小優而言,360度環評也好,其他機制也好,它們都歸屬于系統對個體的價值評判體系。而在反復的自我、工具雙重身份拉扯與確認中,她的內心漸漸否定了整個體系。
“我覺得很可以理解,為什么經常出現一類文章,標題寫著30歲離職大廠,我去做了什么什么。”為了維持自我的存在,總有一些人選擇在合適的時機出走。而那些暫時無法逃離的人,也會心照不宣地找到同一個支點:
“我就是來拿這份錢的,我在里面做什么,別人對我說了什么,都不重要。這是比較王道的殺手锏,是最好的一種安慰。”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圖片由AI制作,與內容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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