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宋慶齡的貼身侍衛，后成我軍軍委主席，被槍決時只說了7個字

1929年8月30日凌晨，上海龍華看守所外，薄霧彌漫。37歲的楊殷雙手被縛，腳步穩健，軍號聲遠遠傳來。他昂起頭，對行刑隊留下七個字：“朝聞道，夕死可矣。”槍聲隨即回蕩，人們這才意識到，這位曾握有我軍最高軍事權力的閩粵壯士，生命定格在拂曉。

許多人后來追問：楊殷究竟是誰？他當過宋慶齡的警衛、副官，抗下大元帥府的安危；此后又成中共中央軍事部首任部長，是日后中央軍委的雛形領軍人。工運、情報、武裝——三條戰線，他都干過，而且樣樣出彩。

鏡頭往回推。1892年8月12日，他生在廣東香山翠亨的華僑家庭，衣食無憂，小時候讀私塾、學南拳，十五歲踏進香港英文書院，十八歲轉到廣州圣心書院，英文、拉丁文都說得來。與同鄉孫中山有書信往來，這段淵源讓少年人的心里早早埋下革命火種。

清帝退位、辛亥炮聲未遠，19歲的楊殷加入同盟會，從港澳到廣州，往來如風，送情報、背槍械。他一度冒死策動炸傷袁世凱黨羽鄭汝成，干凈利落，事后隱去蹤跡。短短幾年間，已是同盟會的臺柱子。

1917年護法運動燃起，他被請進廣州大元帥府，擔任孫中山、宋慶齡的貼身侍衛兼衛隊副官。開會討論裝備、編制，他常一語中的，被人尊稱“師爺”。然而軍政府內斗成風，孫中山退居上海，他拍案辭職，自嘲“何必陪他們爭官帽”。

隨后轉去西關鹽務稽查處，本可大把斂財，卻硬是分文不取，只與碼頭苦力交朋友。1919年，五四怒潮席卷南國，《新青年》《共產黨宣言》成了熱銷讀物，他翻到一句話：“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從此再無回頭。

1922年冬，在船燈搖曳下的香港石塘咀，他寫下入黨志愿書。為專心干革命，把幾幢樓、鄉下田產悉數賣掉，連妻子留下的金耳環也送到組織。隨后遠赴莫斯科受訓，學無線電、暗語、爆破，給自己鑄了一副“看不見的盔甲”。

1923年回穗后，他暗中在石井兵工廠蹲點。十天里，喝粗茶、睡木板，和工友一道掄大錘、抬鋼板，套近乎、結兄弟。“十人團”由此誕生：十個工友分組行動，有暗號、有圖章，悄無聲息地擴散。十人成百，上千工人迅速聯合，最終把剝削工人的馬廠長趕下臺。白云區第一個黨支部也悄悄落地。

兩年后，25萬名勞工涌上街頭，省港大罷工聲震南天。糾察隊、救護隊、情報組——線索都出自楊殷早年的“十人團”。有人統計，這位身板并不魁梧的廣東漢子，三年里辦成二十多個工會，拉出一支人數過萬的產業工人武裝。

孫中山病逝后，國民黨右派張牙舞爪。黨內左、右沖突劇烈，廖仲愷被暗殺前，楊殷其實早獲情報，急奔相告，“請務必提高警惕。”廖仲愷只淡淡一句：“革命者不懼死。”數日后槍聲響起，廖仲愷殞命。此事深深觸動楊殷，他開始把情報防衛視為革命命脈。

1927年春夏，白色恐怖蔓延，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之前，廣東已悄然有了暗線密布的地下網。編戶齊民的“十人團”轉為潛伏小組，鹽船、柴米店、鐵路貨車，處處暗號。楊殷親自挑選的黎勝混入廣州公安局，木匠出身的鄭全打進衛戍司令部，送出一摞摞敲定廣州起義的第一手情報。

12月11日拂曉，廣州工人赤衛隊打響第一槍，紅旗飄上公安局頂樓。張太雷中彈犧牲后，楊殷臨危受命，頂著機槍火網沖到最前線指揮。三晝夜血戰，寡不敵眾，只能突圍。楊殷安排傷員、焚毀名單，帶十幾名赤衛隊員跳出包圍圈，一路轉戰到海陸豐。

六大閉幕時，他年僅36歲，卻以高票躋身中央委員，接手中央軍事部，負責整合各地散兵游勇。那是中央軍委的雛形，后來軍中皆稱他“最早的軍委主席”。在上海，他把辦公地點設在法租界一幢小洋樓，白天是西服、眼鏡的廣東商人，夜里是捶著地圖的軍事部長。

可惜天不假年。1929年8月24日，因為叛徒出賣，他與彭湃等人同時被捕。敵人勸降：“回到國民黨吧，高官厚祿全是你的。”楊殷輕蔑地回答：“賣友求榮，不屑為伍。”簡單一句堵住所有勸說。

六天后，他與同志們被拉到刑場。在最后一刻，他把目光投向東方天際，聲音不大卻字字鏗鏘：“朝聞道，夕死可矣！”子彈呼嘯而來，塵土翻飛，這位叱咤風云的先驅長眠黃土之下。

事后，中央蘇區七所紅軍學校改名“楊殷學校”，湘贛邊界劃出“楊殷縣”。1961年，羅瑞卿翻看老檔案時感慨道：“若他不早逝，軍委的座椅上必有楊殷的位置。”2009年，他被列入“百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名列前茅。

這段從翠亨村少年到龍華刑場的37年，盛滿了光與火。情報、工運、武裝——他每一步都踩在時代刀鋒上，給后人留下無聲的注腳：革命不怕死，怕的是不知所為何死。楊殷的名字，由此嵌進了共和國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