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立剛在直接開炮，說取消高考就是給權貴開后門。

項立剛在直接開炮，說取消高考就是給權貴開后門。他拿歷史數據說話，當年推薦制一搞，北大清華里農家孩子比例從三成跌到不到5%。一句話，沒考試，普通人連名校門都摸不著。現在網上又有人喊素質教育替代高考，聽著像為孩子好，其實是想把公平競爭改成拼爹游戲。
1977年高考恢復之前那十年，所謂“群眾推薦制度”一度是教育公平的噩夢。
大學招生靠“群眾推薦，領導批準”，金光正亮的旗號下，誰掌權，誰的孩子上大學。
1972年到1976年間，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里，七成“推薦”上學的學生是干部子女。
有點社會關系的，在推薦表上輕輕一筆就能實現全家逆襲，農家子弟的比例，卻從三成秒跌到不到5%。
項立剛擺出了一組真實到讓人路怒的現實數據：2010年清華新生中，農村生源只占17%，可那一年全國農村考生比例卻高達62%。
教育的現實鴻溝，不用做社會學家也能體會，光看數字就知道哪邊的家庭有資源、哪邊孩子拼命還被天花板砸住。
那些年千百萬農村孩子用全部力氣刷題、熬夜，考著命拼高考，最后卻連資格都要被剝奪。
素質教育在中國推廣十多年，本意是為了讓所有孩子品德、興趣、能力全面發展，可現實是，素質本該屬于每個人，卻成了部分家庭的“奢侈品”。
“素質”如何評價？這兩年上海一些“素質測評”項目變花樣：誰的舞蹈證書是市級，誰的科技小論文帶了外文LOGO，簡歷做得比成人求職還精致。
許多城市家長以“升學利器”標準高標準全方位投入，農村及低收入家庭哪完成得了這些？高考分數雖說殘酷，好歹每一點都能靠自己搶。
到了素質評價，拼的是資源、眼界和圈子，這不就是“拼命爹”游戲的現代翻版嗎？
很多人羨慕美國的“綜合評價”，覺得那才是真正的素質教育。
哈佛等名校采用“全方位考察”，但美國社會的現實更刺眼：哈佛、耶魯等頂尖高校，校友子女錄取率是普通申請者的6—8倍。
2019年美國爆出“招生舞弊案”，一位富豪通過捐款、包裝成體育特長生，直接買通了名校入學資格。
看清這背后，才知道如果沒有標準化考試，普通人連公平競爭的起跑線都難找得到。
全國幾十萬大學校友和專家給出的建議也是一條：“守住高考底線。”
高考從1977年恢復、完善了40多年，超1.3億人因為分數，有了階層躍遷，以縣中、村小為單位沖進城市。
數據統計，七成靠自己考進本科院校的學生，來自普通家庭。
農村教育資源不但短缺，還面臨持續流失，中國差異最明顯的是城鄉之間的師資、課程數目、升學率。
城里小學三年級學編程，農村初中語文老師常年兼職體育和歷史。
高質量素質教育和家庭投入相關性極強，取消高考改革單憑“理想化設計”，只會加速資源聚集，堵死普通孩子上升之路。
這也是項立剛話刺耳卻被廣泛傳播的原因，沒有考試，衡量標準變成“誰說了算”，也就是誰有權決定別人輸贏。
高考每年都在改革，從強基計劃、國家專項、自強計劃，到面向農村和脫貧縣的專項名額增加，從2013年起每年擴到了3萬名額，不斷試圖通過政策傾斜補平差距。
但一個底線始終沒動：不允許取消考試。
但這遠遠不夠，教育公平筆直地指向整個社會流動的可能性，凡是關心國家未來的教育專家幾乎都反對“取消高考”這一極端路徑。
真正中產及以上家庭的家長們私下也承認：取消高考、推“全素質評價”，他們能迅速得到的一定只是“更流暢的升學捷徑”。
普通家庭只能拍著胸脯安慰孩子：“你很努力，可你沒有機會。”
創新人才沒錯，每個社會都需要，但創新和基礎性社會流動并不矛盾，只有公平土壤，才容得下各路人才一起發芽。
長期依靠權勢和關系灌溉出來的人才結構必然單一且失衡，沒有“逆襲者”，社會創新活力反而更容易枯竭。
高考絕不是完美無瑕，機械“刷題”、地域不均、城市學校和農村學校教育質量差距，都是真實的問題，一考定終身帶來的焦慮、無力和災難性選擇也不應被回避。
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并不是讓高考消失，而是要在公平機制不動的基礎上，用更加細致的政策打補丁。
比如強化縣域中學教師待遇，政府擴大信息技術和硬件補貼，給落后地區持續政策傾斜，完善高考加分與專項計劃，慢慢縮小教育資源鴻溝。
把高考變得更科學、更有彈性、更能識別各類天賦，而不是直接掀倒“分數這根尺子”，任由資源再度傾向權勢家庭。
這個邏輯簡單直接——考試不是唯一，但在當下它依然是最廉價、最靠譜的希望門票。
不喜歡考場壓抑、不喜歡題海無邊，不代表“素質教育”就是凈土，只要現實資源分配嚴重失衡，素質評價的名義最后只會讓家庭背景再次成為分配教育資源的密碼。
未經根本的教育改革，驟然取消高考就是讓無數家庭直接掉進階層斷層帶，社會流動會斷崖式驟減。
分數固然冰冷，也許不夠人性，但權力游戲遠比這更有溫度卻更冷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