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師級飛行員諸惠芬：當民航總局副政委6年，拿著副團級80元工資

1956年夏天，上海徐家匯的天空格外亮。剛剛參加完高中畢業典禮的一群年輕人，站在操場邊議論著未來，有人打算去考大學，有人準備進工廠學技術。就在這時，一條關于“空軍在全國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飛行學員”的消息，悄悄改變了一個女孩此后幾十年的人生軌跡。這個女孩，便是后來被空軍記入英模名錄的女飛行員——諸惠芬。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人們再提起她時，往往會提到另一個細節：身為正師級干部、民航總局副政委，她一連幾年只拿著副團級80塊錢的工資，穿得最得意的，卻始終是一身已經略顯舊色的空軍飛行服。

一、從弄堂孤女到藍天學員

1937年1月，淞滬戰事陰云尚未散去，上海嘉定的一個普通工人家庭迎來了一個女兒。那時誰也沒想到，這個出生在貧民家的孩子將來會飛上萬米高空。

童年對諸惠芬而言，并不溫柔。她4歲時父親因勞累過度離世，家中頂梁柱轟然倒下，母親一人拉扯她和年幼的弟弟，清晨做短工，夜里幫人縫補。生活拮據不假，可這個家好歹還勉強撐著。

真正的打擊出現在她6歲那年。母親因積勞成疾撒手人寰，兄妹倆突然成了沒人依靠的孤兒。那種失根的驚慌，很難用幾個字說清。兩個小孩就像冬天里被風吹散的紙鳶，既看不見去處，也不知道下一頓飯在哪。

幸好，親戚中有一位做店員的叔叔站了出來。叔叔家里本就不寬裕，多一張嘴就是多一份壓力，但他還是咬咬牙把兩個孩子接去同住。那時候的上海，被戰爭和物價折騰得民不聊生，為了填飽肚子，大人小孩上街撿爛菜葉是常事。

諸惠芬也跟著叔叔一起上街，從菜市場剩下的一堆爛菜里翻找還能入口的部分。這樣的情景，持續了很多年。試想一下，一個剛剛讀小學的小女孩，把籃子放在一邊，一點點挑剔菜葉，這種艱澀的成長經歷，在她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記。

值得一提的是，叔叔雖然窮，卻很有主見。他寧可讓自己的孩子晚點上學，也堅持把有限的機會讓給諸惠芬。“這孩子懂事，將來能有出息。”據同鄉后來回憶，叔叔曾這樣解釋自己的選擇。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隨著人民政府接管城市，物價開始趨穩，市政秩序慢慢恢復。在陳毅市長的推動下，針對貧困學生的助學制度陸續出臺，這對很多底層家庭的孩子來說，幾乎就是改命的機會。1950年前后，諸惠芬憑借國家助學金，順利讀完中學，在書本里看到了家門口以外的世界。

日子雖然仍不寬裕，但總算有了一條清晰的路，她不用再為“要不要輟學去打工”這樣的難題反復糾結。1956年6月，她以優異成績從上海的高中畢業，成績單上那一串高分，像是一份遲來的肯定。

二、進入空軍：從預校到航校的淬火

高中畢業后，擺在她面前的選擇并不算少。考大學、進工廠、去機關，每一條路都算穩定。但1956年那則“招收新中國第二批女飛行員”的消息，明顯更讓這個出身弄堂的女孩心跳加快。

當時，空軍在全國范圍內，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選拔飛行學員，明確提到“男女皆可報名”。在很多人還在猶豫這個職業風險太大、太辛苦時，諸惠芬已經遞交了報名表。她很清楚，這一行的門檻極高，能不能過體檢還不一定。但她也明白，自己如果不去試，恐怕一輩子都沒有機會和藍天打交道。

經歷了一整套嚴格的體檢、心理測試和政審，她接到錄取通知書時，據說愣在那兒好幾秒才反應過來。那一年，她19歲，被正式錄取為新中國第二批女飛行員預備學員。

不久之后，她背著簡單行李，踏進了徐州空軍第五預備學校的大門。預校和正式航校不同，更像是飛行員的第一道篩子，文化課、軍事素質、身體素質，全都得過關。訓練強度遠超一般人的想象。

有戰友后來回憶，當時女學員們剛到預校時，多多少少都有些不適應。有的體重一路往下掉，有的精神壓力很大。而諸惠芬卻有點“反常”，訓練越到后面，她反而長了幾斤肉。別人累得瘦，她累得壯。這種適應力，在教員和同學眼里，是非常難得的條件。

一次午休時，有女學員半開玩笑地對她說：“你就是天生的飛行員。”這話看似隨口，其實道出了一個事實——她在各項訓練中表現極其突出，無論是隊列、體能還是理論課，成績都十分靠前。

1957年，她被選送到空軍長春第二航空學校，正式開始飛行訓練。這個階段的學習，艱苦程度又提高了一個層級。除了常規課程，飛行理論、高空生理適應、復雜氣象條件下飛行等科目，都對學員的意志提出了嚴苛要求。

高空適應訓練，是很多人心理的一道坎。有人第一次上高空，心跳失控，耳鳴難忍，只能被迫中斷訓練。而諸惠芬膽子大、心細，對儀表、操作程序記得極快，每次實踐都搶著第一個上機。她深知，飛行員的膽量不是莽撞，而是在熟悉規則之后敢于承擔責任。

1968年之前的訓練體系，強調“理論聯系實踐”，飛行員不僅要會飛，還要理解飛機的構造與性能。1958年，她以接近滿分的成績從航校畢業，被分配到空軍某運輸機部隊，開始真正意義上的飛行生涯。這一年，她21歲，肩上的擔子比同齡人沉得多得多。

三、高空考驗與生死任務

運輸機部隊的工作，遠不像外人想的那么簡單。和平時期，運輸機承擔大量軍事物資輸送任務；遇到自然災害，還要負責空投救援物資，甚至直接參與疏散行動。所謂“運輸”，往往正是生死之間的通道。

剛到部隊時，她先接受機型改裝訓練。只有真正摸清一架運輸機的脾氣秉性，才能在突發情況里不慌亂。諸惠芬在這段時間，幾乎把所有精力都壓在訓練場和機庫里，熟悉各種儀表、飛控系統和應急程序。不同高度下的油耗、不同氣象條件下的速度控制，她都記得極為細致。

完成改裝后，她又陸續完成了“四中氣象”等課目訓練——這意味著在復雜天氣條件下，她也具備獨立飛行的能力。到1961年夏天，24歲的諸惠芬被任命為飛行中隊長。這在當時女飛行員群體中，是極其罕見的職務提升。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她經歷了一次頗為兇險的飛行。那天，機組奉命奔赴山東執行空降任務。任務強度很大，起降架次頻繁，機組成員幾乎連續在高強度工作狀態中運轉。到最后一次起飛時，已經在空中飛行了大約8個小時。

飛機剛剛平飛不久，她突然感到身體不對勁。先是發熱，繼而四肢乏力，握桿的手變得有些發虛。照飛行條例，飛行員突發健康問題，應盡快擇機就近迫降，由其他機組接力完成任務。這樣做確實安全，但必然影響任務的完整性。

據戰友回憶，她當時在機艙里短暫沉默了一下，然后低聲說了一句：“還能堅持。”她判斷自己的意識清醒，視覺、聽覺尚無異常，于是決定繼續保持飛行狀態，將這一次任務完整執行完畢。

飛行員一旦在高空“硬扛”，風險不言而喻。稍有判斷失誤，可能就是機毀人亡。這一次，她憑借堅強的意志和高度謹慎的操作，終于把飛機平穩帶回機場。飛機一停穩，她下機時雙腿發軟，幾乎是被戰友扶著走下舷梯。

送往醫院檢查后，才查明她患上的是瘧疾。高熱、乏力，本就是瘧疾的典型癥狀，只不過在高空時，癥狀來得格外兇猛。這起事件在部隊內部引起不少震動，既是一次風險復盤，也是一次對她戰時心理素質的真實考驗。

類似的硬仗，在她后來的飛行生涯中并不罕見。1963年夏秋間，河北、河南、山東遭遇了特大洪澇災害，多地被洪水圍困。那一年，中央組織多方力量救災，空軍運輸機部隊承擔了大量空投糧食和物資任務。

諸惠芬所在機組，負責向多個被洪水隔絕的村落空投必需品。洪水之中，地面標志多數被淹沒，連地圖上的標注也失去了精確意義。特別是一些面積較小、人口較少的村子，常常在航圖上只有模糊位置。

后河村就是這樣的例子。村子不大，在大比例尺地圖上找不到準確記號，只能憑經驗判斷。機組在空中盤旋多次，卻沒有看到明確的地面標志。多投一次，就多耗一份燃油；晚投一刻，村里就晚一刻拿到糧食，這種時候，飛行員心里其實是有壓力的。

對諸惠芬來說，這個任務另有一層特殊意味。童年挨餓的記憶在她腦海里始終鮮明，她很清楚“糧食遲到一天”的具體滋味。因此，她決定主動降低高度、擴大搜索范圍，從有限的地面線索中找到目標地區。

在低空飛行中，他們終于看到了還露在水面上的電線桿頂端。她立刻決定沿著電線的方向繼續搜索。大約10分鐘后，機組在視野中捕捉到一片屋頂殘影和幾面搖動的旗子，有村民在拼命揮動衣物示意。確認位置無誤后，機組迅速組織空投，將糧食和緊急物資盡量投放在村莊中心附近。

這次任務之后，很多被困群眾得以撐過最艱難的時刻。搶險救災的飛行，與戰時作戰不完全相同，但對飛行員的技術和心態要求并不低。既要膽大，也要細心，既要講原則，也要懂得靈活判斷。

1964年，27歲的諸惠芬因長期表現突出，被空軍授予“優秀女飛行員”榮譽稱號。這個稱號在空軍歷史上極為特殊，至今她仍是唯一一位被正式授予該稱號的女飛行員，也是唯一被寫入《空軍英模名錄》正文部分的女飛行員，這一點，足以說明她在當時的地位與貢獻。

此后，她還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九次、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并成為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對于一名從貧民家庭走出的普通女孩而言，這樣的履歷，在當時的軍隊系統中相當罕見。

四、從藍天到民航：職務越高，生活越樸素

1973年，新中國已經走過二十多個年頭，國家建設進入關鍵階段。那一年，36歲的諸惠芬被越級任命為中國民航總局副政委。這一任命的跨度不小，從空軍飛行部隊到民航系統的領導崗位，她的角色發生了明顯變化。

在民航總局，她更多地參與到干部隊伍建設、思想政治工作以及飛行員管理制度的完善中。身為副政委，她要接觸的，不再只是某一個機組，而是一整套系統中人與事的協調。工作方式變了，但那種從部隊帶來的干練作風沒有變。

外界看起來，這是一次顯著的提拔。正師級干部，職務極為體面。然而，當時干部管理制度有一個特點：職務與工資級別，并非完全同步調整。很多干部被提拔到更高崗位后，薪級卻還停留在原有檔次，調整需要一定時間，有些甚至長期錯位。

諸惠芬就是明顯的例子。她在民航總局擔任副政委的6年里，工資標準始終停留在副團級，只有80塊錢。用當時的話說，這點工資在北京維持基本生活勉強夠用，但絕對談不上寬裕。

有同事勸她：“你這個級別，多少得體面一點，衣服也該添幾件好看的。”她卻笑笑，說得很干脆：“那身飛行服最好看，別的都不習慣。”這句話聽起來簡單，卻藏著幾十年飛行員的職業認同感。飛行服在她心里，不只是制服，更是一段人生記憶的凝固。

實際上，那些年她的生活一直比較節儉。舍不得在吃穿上花太多，她習慣把錢攢著，或者接濟有困難的親友。相比題名、職務和工資，她更在意的是能否把手里的工作干實，把飛行員這支隊伍管好。不得不說，這種價值排序，在今天看來依舊頗為難得。

1979年，42歲的諸惠芬重新回到空軍系統，調任武漢后勤部副政委，職務為正師級。后勤部的工作瑣碎卻關鍵，裝備保障、物資調配、戰備儲備，每一項都關乎部隊戰斗力。她在這里繼續發揮多年飛行與管理經驗，把更多精力放在保障體系完善上。

從1960年代初的飛行中隊長，到1970年代的民航總局副政委，再到1979年的空軍后勤副政委，諸惠芬的人生軌跡，其實一直圍繞一個核心——為飛行事業服務，只是站在的角度逐漸從駕駛艙移到了更高一層的組織管理崗位。

回頭梳理她的一生，從上海弄堂里那個幫著大人撿爛菜的瘦小女孩，到萬米高空駕駛運輸機執行任務的中隊長，再到拿著副團級工資、身居正師級崗位的副政委，她的經歷的確算不上“順風順水”，卻始終有一條主線沒有斷：認準了飛行這條路，就一直沒有偏離。

在那一代軍人身上，很容易看到類似的特點：待遇未必優厚，職位也不一定光鮮，但只要組織信任，只要崗位需要，就可以踏實干下去，不計較一時高低。諸惠芬的故事，恰好是這一代人的縮影之一。

從挨餓的童年，到不懼險情的飛行歲月，再到工資級別滯后于職務的領導崗位，她用幾十年時間證明了一件事：一個人如果能在一件事上堅持到底，哪怕出身并不顯赫，條件并不優越，也一樣能在國家的關鍵領域，留下清晰而可靠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