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北漂”負債50萬，在橫店靠短劇翻身｜新春走基層

杜成的故事，折射出了一個新興產業如何改變和影響著千萬普通人的命運。

文｜《中國企業家》見習記者陳浩

記者 馬吉英

見習編輯｜張昊編輯｜馬吉英

圖片來源｜受訪者

1月臨近春節，杜成仍然開機了一部新電影。

這是他的夢想。電影改編自他2018年創作的小說《我的青春路過你的錦年》，該小說此前已經拍過網大、網劇、短劇版，這次再進一步——開拍院線電影。回到5年前負債50萬元被迫離開北京的那一天，他想都不敢想。

在造夢的影視圈，有人靠資本、有人靠天賦，杜成則是從“泥”里硬生生蹚出一條路。1991年出生于朱元璋的故鄉——安徽省明光市的一個村子，家庭條件有限，但他從小一直有個文藝夢。在安徽科技學院讀書期間，多次發表詩作，那時他自認為是一位“嶄露頭角的90后詩人”。2012年畢業后，他不顧父親反對放棄教師工作，帶著對文學和電影的狂熱踏上了“北漂”之旅。

然而，現實給了他迎頭痛擊：被“假劇組”騙錢、擺地攤被城管趕，靠貼手機膜才勉強過活。為了拍電影，他砸鍋賣鐵，眾籌、借款，雖然作品艱難上線，卻未獲得多少經濟收益。隨之而來的是生活的重創：閃婚閃離、獨自撫養女兒，還背負了50萬元的債務。

2021年，他離開北京，南下橫店。在這個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的小鎮，他趕上了短劇爆發的風口。從影視制作轉型做版權發行，憑借極具性價比的“買斷”策略和對全渠道的死磕，他順利抓住了紅果等短劇平臺的增長紅利，迎來了人生的絕地反擊——2025年，他發行了近150部短劇，全年營收近500萬元，徹底還清了債務，甚至有了投資院線電影的底氣。

杜成的故事，是一部充滿草根韌性的底層創業史，也是近年來中國微短劇行業狂飆突進的一個縮影，折射出了一個新興產業如何改變和影響著千萬普通人的命運。

以下是杜成的講述（經刪改整理）：

貼膜求生

我是杜成，1991年出生在安徽明光，那是朱元璋出生的地方。我大學學的是中文，那時候很喜歡寫詩，當過文學社社長，作品在《詩刊》也發表過。上大學時，我看陳思誠自編自導自演的《北京愛情故事》，非常向往北京，一心想在那里闖出一番事業。

剛畢業那會兒，我跟同學一起被校長推薦到浙江金華橫店一所小學實習。那是我第一次來到橫店，當時條件很艱苦，私立學校的宿舍連墻都是用木頭堆起來的，晚上睡覺都感覺不安全。

實習了一個月左右，我在網上看到一則招聘跟組演員的消息——月薪5000元到1萬元，還管吃住。我跟同學說要去北京當演員，他笑話我：你長這樣子當什么演員，真是搞笑。我不服氣，還是帶著全部家當500元，坐了十幾個小時的火車到了北京。

結果那是個騙子公司。他們要收服裝費、保密費、培訓費，一開始要兩三萬元，后來看我沒錢，就問我有多少。我身上只剩113元，最后被騙走了100元。當天晚上，我就發現不對勁——好多男孩、女孩都說是來“跑龍套”的，交了錢卻演不了戲，有的連工資都拿不到。

被騙之后，我在北京處處碰壁。先去找了在北京大學當保安的哥們兒，他買過我的詩集。他建議我去當保安，但我面試時可能說話太狂妄，把保安隊長得罪了，沒成功。后來我開始擺地攤，賣過襪子、水果、土豆和茶葉，甚至去發傳單、送外賣，但根本掙不到錢。冬天的時候，我連一件羽絨服都買不起，只買得起一個馬甲，在地鐵口擺攤，凍得我手腳發麻。

讓我真正在北京生存下來的，是手機貼膜。

2012年冬天在天通苑地鐵站，我遇到一個叫張飛的內蒙古小伙在貼手機膜，一個小時就掙了幾百元。我當時在他旁邊擺攤賣手機殼，一天才賣幾個。一開始我向他討教，他還不愿意教我。直到有一次，來了一個人突然一腳把攤子踢翻了，說他搶地盤。我一下站起來和他一起阻止對方，那人看我們氣勢比較足，就走了。

后來張飛愿意讓我站在旁邊看著學習，三天后我就找了個天橋“自立門戶”了。貼膜這活兒看著簡單，其實不容易。當時用的是三層手機膜，需要用11號手術刀片刮，有一次給人家新買的手機劃破了，對方還報警了。當時我嚇壞了，警察來了說這是民事糾紛不歸他們管。后來我去商場給人家買了一個手機殼，又貼了一張新的膜，才算了事。

手機膜的成本很低，最多5到10元，所以利潤還不錯。我多的時候一個月能掙1萬元出頭，最少也有六七千元。2013年，我還開了一個十幾平方米的手機配件店。

我覺得做生意最重要的是真誠，經常送防塵塞和手機殼給顧客讓利，貼的膜起泡了免費清理或換新。這種“吃虧”的真誠，為我后來的人生埋下了重要的伏筆。

磨不滅的夢

有一個顧客在影視公司當編劇，他送了我一本書叫《編劇：步步為營》。他讓我給他當“槍手”寫劇本，給錢但不掛名。當時我一直在寫第一部長篇小說《我的青春路過你的錦年》，就拒絕了。結果寫完后，我找了好幾家出版社，他們都說我沒名氣，只能自費出版，要幾萬元。我沒那么多錢，就暫時放下了。

2016年是個轉折點。我的另一個貼膜顧客在做“群頭”，他帶我去了一些正規劇組跑龍套。我去過郭靖宇的《娘道》劇組，干了三天，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正規劇組。我逐漸萌生了一個想法：如果把我的小說改編成電影，像郭敬明、韓寒那樣拍出來上映，自己當導演，會不會是另一種人生？

首先是寫劇本。我把那本《編劇：步步為營》翻得書封都掉了，還去橫店跑了一個多月的龍套，了解劇務和現場拍攝。

寫完劇本后，最大的問題是錢。我原本想眾籌，但在眾籌平臺上只籌到了3000多元。我當時很沮喪，在朋友圈發了個動態。沒想到，一個叫李軍伶的老顧客看到了，主動聯系我，說她和弟弟愿意投資10萬元。

我曾在李軍伶家樓下貼了兩年手機膜，她每次貼膜都來我這里。她比我大20歲，1972年出生的，主要做代理記賬和理財，我叫她李大姐。因為我貼膜認真，服務態度好，她覺得我靠譜，愿意相信我。我當時跟她說，第一次拍電影，如果能成功，可以幫你們都掙到錢，如果不成功，也能掙個名氣。其實我根本不知道電影怎么掙錢，就是想當導演，覺得劇組都聽導演的，很有成就感。

那完全是個草臺班子。為了省錢，我從母校拉了場地贊助，在橫店花四五百元一天找了便宜的攝影師和化妝師。拍完之后發現錢花光了，沒留后期剪輯的錢。我一邊賺錢，一邊找老鄉兼職幫我剪，他用大半年的業余時間做了粗剪。后來因為畫面沒調色，沒通過視頻平臺審核。

我在朋友圈發牢騷，引來了賈樟柯導演的徒弟老田。他很仗義，一分錢沒收，從山西運城專門跑來北京，在我那里住了7天，幫忙把片子調成了《盜墓筆記》同款的經典色調，這才通過了愛奇藝的審核。

2017年10月8日，《我的青春路過你的錦年》網絡電影在愛奇藝上映。雖然最后只掙了幾千元，但我覺得至少邁出了第一步。

拍完電影后，我又花了兩年時間出版小說。2018年6月，《我的青春路過你的錦年》正式出版，次年出了第二版。我搞了十幾場新書簽售會，但出書也不掙錢，印一次給一次稿費，一次就幾千元，幾年下來就賣了幾萬元。我當時想走郭敬明、韓寒那種文學與商業結合的路線，但現實很骨感，只能靠兼職貼膜維持生計。

事業不順，我的家庭也迎來了劇變。2018年我和前妻認識不到三個月就閃婚了，買房、彩禮全是借的錢。到了疫情期間，我連續沒有收入，信用卡、消費貸和安徽老家的房貸，加起來負債高達50萬元。最局促的時候，我連100元都拿不出來。最終在2021年，前妻回到了江西，我們辦理了協議離婚。

我覺得在北京待了快十年，錢沒掙到，家也散了，滿腦子都是痛苦的回憶，再待下去已經沒有意義。于是我放棄了在北京成就大事業的夢想，南下去了橫店。2012年我實習的學校就在橫店明清宮附近，結果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點”，這可能就是命運的安排。

“翻身仗”

其實促使我來橫店的，不僅是感情上的逃避，更是因為這里影視制作成本低，找人、找器材、找影棚非常方便，人脈圈子也更好接業務。

我很早就接觸短劇了。2020年時，百度有個短劇App叫“番樂”，對外說有保底——每集一萬多元。我去拍過，但拍完不久那個業務就關閉了。后來九州也找我拍過，給《神豪贅婿》拍了34集，不過賺到的錢很少。我發現如果是做承制方，最終掙錢的都是平臺，我們還要墊錢拍。15天之內必須交片，不交片要賠15萬元違約金，掙不到錢，還要倒給平臺錢，太不劃算了。

我果斷轉型做發行。做導演期間，我雖然沒錢，但只要有朋友來橫店，都會宴請他們。我舍得放棄眼前利益，看重長遠合作，所以積累了不錯的人脈。很多拍完的劇首輪在平臺播完回本后，就不在乎二輪版權了，我就去收這些劇的二輪版權。

我收劇有一個殺手锏：別人都要等平臺審核上線后才打款，而我只要確認合同、拿到成片和海報物料，就敢一次性付款買斷。

渠道方面，我也是自己一個個打通，有的是參加愛奇藝、優酷、騰訊的交流會認識的，有的是朋友推薦的。還有像IPTV、美團這些渠道，是我花88元紅包從一個江蘇小伙那買的聯系方式，然后談下來的。紅果現在是我最重要的渠道，幾千到上萬元買斷的劇，多的時候甚至能獲得20多倍的回報。

我去年最得意的一件事是發行了150部劇，這個數據在橫店的發行公司里也算不錯的。靠著紅果等平臺的紅利，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那50萬元負債全部還清了。有天晚上我還在朋友圈發了感慨：還好趕上了這波短劇熱潮。如果正常去工廠或公司打工，一個月5000元，省吃儉用存2000元，負債得20多年才能還清。

憑借短劇發行，我們公司去年營收做到了近500萬元。雖然在短劇里賺到了錢，但我心里始終有一個執念——拍一部真正的院線電影。以前沒資金，現在我有了錢，哪怕虧本我也要投。

去年12月和今年1月，我終于把籌備了一年的院線電影《花餅戀緣》和《我的青春路過你的錦年》拍了，總共花了150萬元。

我很清楚這種青春文藝片大概率是掙不到錢的，除非花大價錢買熱搜、買票房去炒作，但我拍這部戲就是為了“如愿以償”，實現人生跨越。當年跟我爸爸夸下的海口，當年在北京天橋下吹過的冷風，都在電影開機的那一刻得到了釋懷。

2026年，我的重心依然在短劇發行上。現在行業正在經歷大洗牌，紅果和抖音合并成立短劇版權中心后，要求提質減量。這是一個挑戰，但也是好事，最終拼的還是質量，高質量的好內容依然能掙大錢。為了搶好劇，遇到真正高質量的作品，5萬、10萬元我也愿意掏錢收。

我也在考慮擴大規模。去年底我去看了寫字樓，朋友建議我租一個500到1000平方米的辦公室，可以接待來訪者。我也打算擴招10到20個人，和我一起做核心發行業務，以及補足剪輯后期上的短板。

做影視這么多年，我最大的感受是：堅持很重要。創業前三年，合伙人一直說我們在虧損，把公司注銷算了。但我一直堅持，我跟她說，你看馬云、劉強東創業早期多艱難，到最后不都成功了嗎？

回想這14年，從去北京、手機貼膜謀生、負債離婚，再到來橫店翻身，我經歷了太多。但我從來沒有放棄過夢想，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候。人生就是這樣，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轉折點在哪里，只要不放棄，總會等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