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擬以國家安全為由推出新關稅！超1000家企業起訴美國政府要求“退稅”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據央視新聞，當地時間23日，美國媒體報道稱美國政府正考慮以“國家安全”為由，對約六個行業加征新一輪關稅。知情人士稱，擬議關稅可能涵蓋大型電池、鑄鐵及鐵制配件、塑料管道、工業化學品以及電網和電信設備等行業。這些新關稅將獨立于近期宣布的全球15%關稅措施單獨實施。

美國最高法院日前公布裁決，認定美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沒有授權總統征收大規模關稅。裁決公布當天，美國白宮網站發布一項經特朗普簽署的行政令，確認終止實施此前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推出的相關關稅措施。

法庭記錄顯示，美國已經有超過1000家企業加入法律訴訟，要求政府返還已繳納的關稅。參與起訴的包括開市客、銳步等大型企業。

△美聯社報道，最高法院駁回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后，艱巨的退還稅款任務開始了

當地時間2月22日，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采訪時，被主持人達娜·巴什追問著一個看似直接、卻難以直接回答的問題：既然最高法院已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征收的大范圍“緊急關稅”缺乏授權，那么此前收上來的巨額關稅款，退不退、怎么退？

雖然最高法院把“能不能征”這件事說清了，但對“怎么還錢”卻并未明示，這也使得該問題成了目前華盛頓和華爾街都最敏感也最關注的焦點。

△《國會山報》報道，美國財長貝森特在接受CNN采訪時，回避了對于關稅退款的問題

貝森特當天在CNN接受采訪時強調兩點：第一，最高法院對總統依據IEEPA征收關稅的權力做了“非常狹義”的解讀，但并沒有涉及退款問題；第二，案件已發回下級法院，因此退款“不是政府決定，而是由下級法院決定”。 如果只看字面，這兩句話都有一定真實性，但若看整體效果，卻更像是一場有技巧的責任轉移。

首先看貝森特“說對”的部分。貝森特反復強調，最高法院這次并沒有就“退款怎么操作”給出具體方案，退款問題將更多落到下級法院與執行部門的后續程序中。這一點在法律邏輯上確實站得住。因為最高法院的確只解決了一個核心問題：總統能否依據IEEPA加征如此大范圍、高稅率的關稅？答案是否定的。但判決并沒有寫明“財政部必須在某一限期內退還多少億美元”，也沒有設計任何具體退款流程，因此，貝森特在這點上并沒有說錯。

但問題在于，貝森特把“沒有談退款細則”包裝成“最高法院沒有真正觸及核心、只是狹義解讀、還要等下級法院幾周甚至幾個月”，這個“太極”就打大了。首先，這種說法容易讓觀眾誤以為：最高法院只是把球踢回去，IEEPA關稅的合法性還懸而未決。但實際上，最高法院把結論寫得非常明確：IEEPA不授權總統征收關稅。其次，判決雖然把退款問題交給了下級法院，但執行退款的主體一定是海關、財政部等行政機關，法院最多是下命令、定原則，而不可能替政府打款做賬。最后，在司法實踐中，行政部門完全可以主動制定退款方案、與企業和解，或者相反，通過程序戰術實現拖延或上訴，把賬拖個幾年，這些選擇都是真實存在的政策工具，而不是法院說了算、政府只能被動聽令。

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回避點”：貝森特在鏡頭前把退款說成“不是關鍵問題”，這其實是在把政治風險與財政風險同時后推。因為一旦承認“應該退”，接下來就會面臨三個更尖銳的問題：退給誰？退多少（含不含利息）？退款的錢從哪里出？這些都不是一句“等法院”就可以遮過去的。當天，多家媒體引述貝森特接受采訪時的表述，稱“退款由下級法院處理”，這與其說是法律判斷，不如說是政治姿態，即在不承諾的前提下，把主動權留給時間。

其實，貝森特幾天前在另一場采訪中，就已經把大規模退款稱為“終極企業福利”，暗示了不愿意退錢的政策立場。今天又用“法院決定”來回應媒體追問，很難不被解讀為一種刻意淡化行政責任、同時對企業和國會施壓的政治話術。對市場和企業而言，這種態度傳遞出的信號是：退款在法律上有機會，但在政治上很不受歡迎，短期內不要指望財政部主動打開錢包。

△美國財長貝森特接受CNN采訪時表示，退還已征收稅款問題，不取決于政府，而取決于下級法院

輿論普遍關注，需要退款的金額究竟是多少？采訪貝森特時，CNN主持人巴什提到約為1340億美元，雖然貝森特沒有回應，但該數據的來源核心是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公布的截至2025年12月中旬的關稅征收數據，被媒體與研究機構整理后，目前被廣泛引用。不過，賓大沃頓預算模型等研究機構按稅則編碼、產品與國家維度建模外推認為，若把后續時間段與調整因素一并計入，潛在退款金額可能超過1750億美元。也就是說，1330億更像已確認進賬的階段性金額，1750億更像可能被追索的更寬口徑風險上限。

△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報道，根據賓大沃頓商學院的模型測算，美國政府可能需要向進口商支付高達1750億美元的退稅

至于接下來實施退款的路徑，輿論分析，大概率是法院、海關、行政部門三線并行。

一方面，白宮已經簽署行政令，要求各機構盡快終止依據IEEPA征收的額外從價稅，并推動《協調關稅稅則表》的相應修改；但同一份行政令也寫得很清楚：僅終止IEEPA加征部分，并不影響232、301等其他法律依據來源的關稅。換句話說，停止繼續征收與返還既往征收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前者白宮能下令，后者則大概率要靠索賠與訴訟方能打出結果。

另一方面，之所以這兩天多家企業密集起訴，是因為退款在實操上高度依賴“程序窗口”。業內人士都了解，進口貨物一旦清算（liquidation）完成，進口商通常只有一定期限提出抗議并申請退還。賓大沃頓的預算模型就提到，一般情形下，進口商在清算后約180天內可向海關與邊境保護局提出抗議并請求退款。與此同時，進口商在國際貿易法院提起訴訟要求退款，也存在時間窗口，并且案件量可能繼續飆升。這就是為什么許多公司寧可先把案子立上，不是為拿到退款，而是為了先把資格和順位鎖住。

此外還有一個現實變量：為防止大批案件淹沒法院，國際貿易法院很可能采取“樣板案+批量適用”的模式，先選幾個代表性案件，把資格認定、金額計算、利息處理等技術問題講清楚，然后再要求海關參照此模板，對其他類似進口商統一處理。在這一過程中，法院負責畫紅線、定規則，行政部門負責設計具體流程和系統，雙方互動決定了退款節奏和覆蓋范圍。

△福克斯商業臺等媒體已經在普遍報道，企業應該如何追索退稅

這場圍繞IEEPA關稅的“退稅大戰”，法律角度看，是最高法院把稅收權拉回國會和專門貿易法院；財政角度看，是企業與財政部圍繞上千億美元現金流展開的拉鋸；政治角度看，則是特朗普團隊在不情愿認輸的前提下，通過話術和新關稅，把法律挫敗包裝成對內繼續強硬的機會。正是在這樣的框架下，貝森特“這不是關鍵問題”的回答，恰恰暴露了關鍵所在：關稅退不退，已經成為這屆美國政府最不愿正面回答、但又繞不開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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