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是俄烏沖突正式爆發四周年。這次沖突不僅深刻改變了歐洲地緣政治格局,更對冷戰后形成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造成了全方位沖擊。沖突長期化與復雜化,傳統的多邊治理機制陷入失靈,中小國家的話語權持續邊緣化,大國協商逐步成為處理國際危機與協調全球事務的主流方式。在國際秩序正處于新舊交替的關鍵轉型期,如何正確運用大國協商機制,已成為解決俄烏沖突必須要思考和回答的議題。 俄烏沖突對全球秩序的沖擊是顛覆性的,其最顯著的后果是加速了世界經濟的碎片化與地緣政治的集團化。冷戰后確立的歐洲安全框架徹底崩塌,北約持續東擴直接打破了地區戰略平衡,歐洲重新淪為大國博弈的前沿陣地,地緣對抗與軍備競賽再度回潮。聯合國、歐安組織等傳統多邊安全機制因大國對立陷入功能性癱瘓,難以發揮有效調停與止戰作用。 俄烏沖突還從根本上動搖了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運行基礎,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始深度重組。西方國家將金融、能源、糧食、貿易等關鍵經濟要素武器化,實施無差別的極限制裁,嚴重撕裂了經濟全球化的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與此同時,西方主導的經濟治理體系公信力大幅削弱,越來越多國家開始推進經濟多元化、供應鏈自主化與貿易本幣結算。此外,全球發展鴻溝進一步拉大,發展中國家成為沖突外溢效應的最大受害者。 國際治理機制從多邊主義向大國協商演進。美俄主導下的俄烏和談預示著大國協商機制正在加速發展,并成為當前國際政治最顯著的新趨勢之一。在核威懾底線約束與全面對抗成本高企的背景下,大國直接對話、利益協調與風險管控,逐漸成為處理俄烏沖突等重大國際危機的主要路徑。無論是黑海糧食協議的達成、戰場紅線的劃定,還是外溢風險的防控,均依賴大國協商實現。這一機制有效避免了沖突擴大化,具備穩定全局的正面作用。但同時,若將沖突解決完全交由個別大國主導、以大國利益優先,則極易忽視當事國與中小國家的正當訴求,甚至被視為大國劃分勢力范圍的工具,必將引發國際社會的新爭議與巨大反彈。 當前,俄烏沖突進入了邊打邊談的階段。美國新政府接近一年的外交努力并沒有凍結沖突,反而陷入高強度軍事消耗與低效外交對峙的雙重僵局。俄烏沖突正在演化為正面戰場上的拉鋸戰和消耗戰,陷入無休止的“襲擊—報復”暴力循環。 目前,俄烏外交和談實際上仍在“空轉”。在美國的斡旋下,俄烏盡管舉行多輪會談,但在領土、安全保障等核心議題上仍僵持不下。美方提出的和平方案要求烏軍單方面撤出頓巴斯部分地區,遭到基輔的激烈抵抗。事實上,俄烏和談正在成為各方為國內政治或國際形象服務的博弈工具,距離達成實質性協議依然遙遙無期。 在多邊機制失靈的情況下,美俄協商正在成為解決俄烏沖突的主要路徑,但這個機制卻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美俄直接對話有助于管控風險,避免危機升級和走向全面對抗。美俄戰略溝通與美俄烏三方會談為局勢提供了“戰略護欄”,促成戰俘交換等人道成果。 另一方面,大國主導模式容易忽視當事國與歐洲的安全訴求,引發烏克蘭的反彈和歐洲的質疑。美國提出的頓巴斯自由經濟區方案,雖意在促成和平,但其單方面要求烏克蘭讓步的做法,引發了基輔方面的強烈不滿。此類安排也使歐盟在地區安全事務中被邊緣化,違背歐洲倡導的基于國際法和國際關系準則的外交原則。 俄烏沖突延宕四年表明,當前的烏克蘭危機是國際格局體系變遷造成的撕裂,國際秩序的不穩定性疊加大國關系的不確定性,達成停火難度遠超各方預期,俄烏沖突有可能演化為長期對峙與博弈。美俄雙邊協商雖是當前避免最壞結局的無奈選擇,但若一味地忽視國際關系基本準則與多邊主義原則,任何“和平”都將脆弱不堪。因此,單靠美俄雙邊協商還不夠,唯有推動歐洲和全球南方國家多邊攜手,摒棄零和博弈思維,將多邊機制融入大國協調之中,才有可能管控危機,平衡各方利益、彌合分歧,從根源上維護全球的持久安全與穩定。(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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