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BBC播出的《中國的故事》第四集里,英國歷史學家邁克爾·伍德對著鏡頭說,明朝創造的偉大發明,后來被西方用來支配全球。這句話像一把刀,劃開了我們對自己歷史的陌生——400年前,2億人口的大明是星球上最龐大先進的文明共同體,南京的規模超過同期倫敦的整個城市,鄭和艦隊七下西洋的史詩、火器部隊的體系化建制、《天工開物》里系統記載的科技,都是令世界目眩的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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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這些輝煌被西方中心論的歷史機器壓縮成了背景板,上面寫著“靜止的東方”。文藝復興被塑造成人性自覺,大航海包裝成浪漫冒險,工業革命美化為智慧必然,而鄭和的遠航成了無關緊要的地理發現,明朝火器成了對歐洲技術的粗糙模仿,《天工開物》在世界史教材里連一行腳注都沒有。更讓人難受的是,這種裁剪不僅來自外部,我們自己也陷入了歷史檢討癖——近代的屈辱讓我們習慣放大自身缺陷,熱衷于痛陳為何落后,卻恥于言說曾如此領先,把謙遜異化為自我矮化,把反思扭曲成主動遺忘,生怕一提輝煌就被斥為狹隘的民族主義,一講貢獻就被諷為天朝上國的迷夢,親手將祖先最燦爛的星辰鎖進了歷史的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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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科技“早起”卻“趕晚集”,不是因為不夠聰明,而是利益集團的壓制。東林黨等文官集團把技術進步視為威脅,堅決抵制變革——他們拆毀鄭和的寶船、燒毀航海圖紙,把火器、冶金這些領先世界的發明貶為“奇技淫巧”,因為更高的生產力意味著更難管控的百姓。萬歷年間全球一半白銀涌入中國,可這些財富沒有變成工廠和戰艦,反而成了江南園林里的太湖石、文官袖口的私房錢。崇禎皇帝為幾萬兩銀子的軍費發愁,李自成卻在所謂清官家里搜出七千萬兩白銀——技術掌握在手里,卻被少數人熄滅了工業革命的火苗。
對比之下,西方雖然初期落后,卻迅速引進改良技術。19世紀英國在煤炭、紡織業上的突破,靠的是議會推動法案鼓勵技術推廣與資本流轉,哪怕技術初期不成熟,社會對創新的容忍度也遠高于封閉的大明。而我們的寶船被拆、海禁封死,沿海豪強富得流油,國家卻窮得響叮當。就像1830年代法國里昂的絲織工人,明明擁有全球頂級紡織機械,卻因利益集團壓制導致技術外流,隨后英國與德國迅速超過——創新能不能成功,關鍵是誰能掌控、誰能推動。
如今我們重撿祖先的智慧,東風快遞、國產航母下水,開始加速科技進步。但那份警覺依然如影隨形:技術如果不能惠及民眾、不能與制度和資本合力,仍然只能成為塵封的遺產。明朝的悲劇不是不夠聰明,是利益分配的拉鋸剪斷了創新的根,我們看著自己的發明被海外收養、壯大,成為全球化的工具,這份痛提醒我們——要記住自己的輝煌,更要警惕歷史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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