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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敢信嗎?一個出身破落地主家庭、自幼飽讀圣賢書的少爺,本該守著百畝良田安穩度日,卻偏偏扔掉錦衣玉食,一頭扎進槍林彈雨,拼盡全力要推翻自己所處的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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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動容的是,他官至省委第一書記,手握一方“大權”,卻在全國“狂熱”的浪潮中,敢逆著風口說真話、辦實事,寧愿被降職罷官、遭受迫害,也絕不拿老百姓的溫飽當賭注。他就是周小舟,這個名字還是毛主席親自取的。
1912年11月11日,周小舟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黃荊坪鄉獅龍橋(今排頭鄉星星村)一個破落地主家庭,原名周懷求,字元誠。很多人不解,為何這樣一個家境優渥、自幼讀圣賢書的青年,會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答案,就藏在他童年的細碎時光里。
周家雖有100多畝田地,父親也曾在外當過小官吏,但家道中落后,并未沾染地主階層的驕橫習氣,反而熱心鄉鄰,曾資助修繕當地的高山壩橋。受家庭影響,周小舟自幼就沒有半點少爺架子,他不喜歡待在深宅大院里讀書,反倒總愛跑到田埂上,和佃戶家的孩子一起玩耍,跟著長工們下地學農活。晚上,他不顧母親反對,執意要和長工們同睡一張土炕,聽他們講種地的辛苦、被壓迫的委屈;有了好吃的,也總是平均分給他的農家小伙伴,從不獨吞。后來到省城讀書,他還不忘通過家書,一一問候家里的佃戶們,假期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提著簡單的點心,挨家挨戶探望那些曾經和他朝夕相處的農友,噓寒問暖,傾聽他們的難處。
這份與勞動人民的深厚情誼,成了他日后革命道路上最堅實的底色。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年僅13歲的周小舟,作為湘潭學聯年齡最小的代表,毅然奔赴長沙,參加了湖南各界在教育會坪召開的反帝大會。站在數千人的廣場上,這個身形瘦弱的少年,沒有絲毫膽怯,他攥緊拳頭,用稚嫩卻堅定的聲音發表演說,控訴帝國主義的暴行,呼吁各界同胞團結起來,捍衛國家主權。那場演說,讓在場的很多人記住了這個“小大人”,他也因此被推舉為“青滬慘案湖南雪恥會”委員,正式走上了反帝愛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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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日事變”網圖
1927年,“馬日事變”前夕,白色恐怖籠罩湖南,年僅15歲的周小舟,不顧生命危險,毅然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這份勇氣,在當時的青年中極為罕見——要知道,彼時的反動派正瘋狂搜捕革命志士,入團就意味著要直面牢獄之災,甚至犧牲生命,而他的名字,也很快被反動派列入了緝究對象名單。為了躲避追捕,他被迫輾轉求學,卻從未放棄自己的信仰,始終暗中傳遞革命火種,聯絡進步青年。
1931年,周小舟考入湖南大學預科,兩年后升入本科,1934年,他又憑借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在北師大的日子里,他一邊鉆研學問,一邊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成為校園里的“革命先鋒”。彼時,九一八事變的陰霾尚未散去,華北大地岌岌可危,很多青年學子陷入迷茫與彷徨,而周小舟卻異常清醒,他深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僅憑一腔熱血無法救國,必須團結更多有識之士,凝聚起抗日救亡的力量。
1935年4月,周小舟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后,他被任命為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宣傳部長。不同于前線戰士的浴血奮戰,宣傳戰線的斗爭,雖沒有槍林彈雨,卻同樣兇險——他們要在反動派的嚴密監控下,秘密印發傳單、組織集會、宣傳抗日主張,稍有不慎,就會暴露身份。但周小舟毫無懼色,他利用自己的學識,撰寫了大量通俗易懂、鼓舞人心的宣傳文稿,悄悄在學生、工人、知識分子中傳播;他還深入校園和街頭,組織進步青年開展抗日游行,聯絡文化界的愛國人士,聚集起一支可觀的進步力量,很多人在他的影響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后來成為我黨的中堅骨干。
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爆發,周小舟作為主要領導人之一,親自組織北師大的學生參與游行示威。那天,寒風凜冽,他走在游行隊伍的最前面,高舉抗日旗幟,帶領學生們高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直面反動派的刺刀和水龍頭,毫不退縮。游行結束后,他又秘密召集骨干分子,總結經驗,部署后續的抗日救亡工作,直到深夜才敢回到住處。很多人問他,這么做不怕死嗎?他笑著回答:“比起國家的危亡,個人的生死又算得了什么?只要能喚醒民眾,哪怕犧牲我一個人,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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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運動
1936年,是周小舟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年,他受黨中央委派,作為中共代表,前往南京與國民黨最高當局談判,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彼時,國共兩黨對峙多年,矛盾尖銳,前往南京談判,無異于“闖龍潭、探虎穴”,稍有不慎,就會有去無回。但周小舟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任務,臨行前,他給家人寫了一封簡短的家書,沒有豪言壯語,只有一句“為國效力,義不容辭,若有不測,勿念”。
在南京的日子里,周小舟憑借過人的膽識和口才,與國民黨代表唇槍舌戰,據理力爭。國民黨代表試圖用高官厚祿收買他,勸他“脫離共產黨,為國民黨效力”,被他嚴詞拒絕;他們又以死相威脅,揚言要將他關押起來,甚至處決,他依然面不改色,堅定地表示:“我是共產黨員,只會為人民謀福利,為國家求解放,想要我放棄信仰,絕無可能!”在談判桌上,他始終堅守黨的立場,既不卑不亢,又靈活變通,一次次化解談判中的僵局,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也是在這一年的8月,談判結束后,周小舟前往延安,被任命為毛主席的聯絡秘書。很多人不知道,“周小舟”這個名字,還是毛主席親自為他取的——在此之前,他一直沿用原名周懷求,毛主席見他為人謙遜、處事沉穩,又身材瘦小,便風趣地說:“懷求這個名字太嚴肅了,你就像一葉小舟,雖然小巧,卻能載著革命的希望前行,以后就叫周小舟吧。”周小舟欣然接受,從此,這個名字,伴隨了他一生,而他,也用一生踐行了“小舟載民”的初心。
在擔任毛主席秘書的兩年里,周小舟兢兢業業,勤勤懇懇,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和賞識。他每天早早起床,整理文件、傳遞信息、安排日程,常常工作到深夜;他細心周到,總能提前預判毛主席的需求,把各項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他不卑不亢,哪怕面對的是黨的最高領導人,也敢于直言進諫,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毛主席曾評價他:“小舟是個可堪造就的干部,為人正直,做事踏實,有膽有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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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秘書經歷,不僅讓周小舟近距離接觸到黨的核心決策層,更讓他深刻領悟到“實事求是”的重要性——毛主席凡事從實際出發,注重調查研究,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工作作風,深深影響了他,也成為他日后主政湖南、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很多人后來疑惑,為何在“大躍進”的狂熱浪潮中,唯有周小舟能保持清醒,敢于說真話、辦實事?答案,早已在延安的這段歲月里,埋下了伏筆。
1938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黨中央決定派周小舟前往冀中平原,參與領導抗日游擊戰爭。從延安的舒適環境,到冀中平原的艱苦戰場,周小舟沒有絲毫抱怨,毅然奔赴前線。彼時的冀中平原,被日軍反復“掃蕩”,到處都是槍林彈雨,老百姓流離失所,生存環境極為惡劣——沒有糧食,他們就吃草根、啃樹皮;沒有住處,他們就住地道、鉆山洞;沒有武器,他們就自己動手打造土槍、土炮。
但周小舟從未退縮,他深入冀中大地,與當地的戰士、老百姓同甘共苦,一起開展游擊戰爭。他結合冀中平原的地形特點,提出了“天地陰三通”的地道戰方針,帶領老百姓挖地道、建堡壘,構建起“地上、地下、空中”三位一體的防御體系,狠狠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在冀中任職期間,他先后擔任冀中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冀中委員會委員兼任六地委書記、軍分區政委等職,無論身處哪個崗位,他都始終把老百姓的安危放在第一位。
有一件鮮為人知的小事,至今仍在冀中老百姓中流傳:有一次,日軍對冀中根據地進行“大掃蕩”,周小舟帶領戰士們掩護老百姓轉移,途中,他發現一個年幼的孩子被落在了后面,日軍的槍聲越來越近,情況十分危急。他不顧個人安危,毅然轉身,沖回去抱起孩子,拼命向安全地帶奔跑,子彈擦著他的耳邊飛過,他卻絲毫沒有停下腳步。最終,孩子安全了,他的胳膊卻被子彈擦傷,留下了一道永久的傷疤。老百姓們得知后,都感動地說:“周部長真是我們的大救星,他把我們的孩子,當成了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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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網圖
在冀中工作的幾年里,周小舟不僅帶領當地軍民粉碎了日軍的多次“掃蕩”,牽制了大量日軍兵力,還積極開展土地改革,幫助老百姓解決溫飽問題,建立抗日政權,讓冀中平原成為抗日戰爭的重要根據地。他的實干精神,贏得了當地軍民的一致愛戴,也讓他在艱苦的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為他日后主政湖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解放戰爭時期,周小舟輾轉北平、北岳區、察哈爾等地,先后擔任北平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北岳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長,察哈爾五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等職。在北平工作期間,他深入知識分子、文化界,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察哈爾五地委任職期間,他從當地的實際出發,大膽提出保護私營工商業的主張,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讓當地的工商業迅速恢復發展,這種做法和經驗,在整個華北解放區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49年,湖南解放,周小舟奉命回到家鄉,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同年9月,他被任命為湖南省委宣傳部長。回到家鄉的周小舟,心情十分激動——他深知,家鄉經歷了多年的戰亂,老百姓生活困苦,百廢待興,他下定決心,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建設好家鄉,讓湖南的老百姓,過上幸福安穩的生活。
作為宣傳部長,周小舟打破了“黨內干部與知識分子隔閡”的僵局,他主動走出機關,與湖南的知識分子廣交朋友,以誠相見,不擺架子、不唱高調。他深知,知識分子是建設國家的重要力量,湖南要發展,離不開知識分子的支持。于是,他親自登門拜訪那些被國民黨排擠、打壓的知識分子,耐心傾聽他們的訴求,真誠邀請他們出山,為湖南的建設出謀劃策。在他的努力下,很多黨外人士被大膽起用,走上了工作崗位,為湖南的教育、文化、科技事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也因此被湖南的知識分子譽為“重知識、重人才的宣傳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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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匪網圖
1951年1月,周小舟被任命為湘西區黨委書記。當時的湘西,剛剛肅清殘匪,社會動蕩不安,土地改革尚未全面展開,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十分困苦,而且湘西地形復雜、民族眾多,工作難度極大。但周小舟沒有退縮,他一到湘西,就提出了“認識湘西,熟悉湘西,一切從湘西實際出發”的口號,放棄了“一刀切”的工作方式,深入湘西的山山水水,走訪各個民族的老百姓,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和訴求。
在湘西工作的一年多里,他走遍了湘西的各個縣市,白天,他和老百姓一起下地干活,傾聽他們的心聲;晚上,他在煤油燈下,整理調查資料,制定工作方案。他大力推進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苦農民,讓老百姓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他積極開展“三反五反”運動,打擊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凈化社會風氣;他還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在湘西的偏遠山區,修建學校,聘請老師,讓湘西的孩子們,能夠走進課堂,讀書識字。在他的帶領下,湘西的社會秩序逐漸穩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為湘西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52年10月,周小舟被任命為湖南省委副書記、省財委主任,主管財政和工交戰線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接任湖南省委書記(后改稱第一書記),兼任省政府副省長、省政協主席、省軍區政委,全面主持湖南的工作。此時的周小舟,年僅41歲,成為了湖南歷史上最年輕的省委第一書記之一,而毛主席那句“你已經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載幾千萬人的大船了”,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對他最好的肯定。
1956年6月,毛主席到湖南視察工作,看到湖南在周小舟的帶領下,呈現出生產上升、城鄉活躍、物價平穩、社會安定的良好局面,十分高興。在與周小舟交談時,毛主席風趣地引用蘇東坡的詩句“駕一葉之扁舟”,笑著對他說:“蘇東坡講的‘小舟’,是閑情逸致的小舟,而你,已經不是那葉小小的扁舟了,你現在是承載著湖南幾千萬老百姓希望的‘大船’了!”這句話,既是對周小舟工作的高度肯定,也是對他的殷切期望,而周小舟,也始終牢記這句話,把湖南幾千萬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了自己的心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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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湖南期間,周小舟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不盲從、不跟風,哪怕面對全國范圍內的“狂熱浪潮”,也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1958年下半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興起,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各地爭相“放衛星”,報紙上到處都是“畝產萬斤”“鋼鐵產量翻番”的喜報,很多地方的干部,為了迎合上級,不惜虛報產量、浮夸政績。
但周小舟卻異常清醒,他深知,這種“狂熱”的背后,隱藏著巨大的危機——湖南是農業大省,老百姓的溫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虛報產量、盲目煉鋼,只會讓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困苦。于是,他頂住來自上級的壓力,和省委書記周惠等同志研究決定:立即停止湖南的土法煉鋼,讓那些沒有點火的土高爐,全部下馬;同時,嚴格控制口糧,不搞“放開肚皮吃飯”,避免糧食浪費。
這個決定,在當時看來,無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很多地方都在爭相“大煉鋼鐵”,湖南卻主動“降溫”,很快,湖南就被貼上了“保守”“落后”的標簽。1958年11月,中央在廣州召開全國農業會議,周小舟和周惠堅持實報湖南的糧食產量,不虛報、不浮夸,結果,在會上,湖南被插了“白旗”,成為了全國倒數第一。
很多干部都勸周小舟,“不如虛報一點產量,這樣既能迎合上級,也能讓湖南擺脫‘倒數第一’的尷尬”,但周小舟卻堅定地說:“我們是共產黨員,是為老百姓辦事的,不能說假話、辦虛事。虛報產量,看似臉上有光,實則是在坑害老百姓,這種事,我堅決不做!”他的堅持,雖然讓湖南在當時受到了批評,但卻為湖南老百姓保住了寶貴的糧食,避免了更大的損失——第二年,那些在會上被插了“紅旗”、虛報產量的省份,糧食短缺問題日益嚴重,紛紛派人到湖南,索要豬肉、糧食、肥皂等生活物資,而湖南,因為周小舟的清醒決策,依然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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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大躍進”的錯誤及其危害,逐漸顯露出來,基層的問題和矛盾越來越多,周小舟感到,在機關里聽匯報、讀文件,就像“霧里觀花”,根本無法了解基層的真實情況。于是,他決定,輕車簡從,深入基層,開展一次為期一個月的湘西之行——他不提前通知當地干部,不搞前呼后擁的接待,帶著幾個工作人員,從長沙出發,經寧鄉、常德、永順,一路深入湘西的偏遠山區,微服私訪,了解老百姓的真實生活狀況。
這次湘西之行,讓周小舟深受觸動——他看到,很多老百姓因為“共產風”“浮夸風”,生活十分困苦,公共食堂的糧食越來越少,很多人只能吃野菜、喝稀粥;一些地方的干部,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高指標,不惜強迫老百姓毀林開荒、盲目生產,導致當地的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5月12日,在慈利縣調研時,周小舟再也忍不住,給在長沙主持省委工作的周惠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直言不諱地提出,應當進一步縮小生產單位,允許私人養豬,整頓公共食堂,要么只辦農忙食堂,要么縮小食堂規模,提高管理水平,切實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生活。
在慈利縣調研的5天里,周小舟一邊傾聽老百姓的訴求,一邊著手解決實際問題,僅僅5天時間,就解散了當地1336個不符合實際的公共食堂,讓老百姓能夠自己做飯、自己安排生活,得到了當地老百姓的一致擁護。5月28日,回到長沙后,周小舟立即召開省委常委會,就自己在湘西調研中發現的問題,向常委們作了系統匯報,一共提出了供給制、公共食堂、人心思定、算賬、住房等12個方面的問題,直言不諱地批評了“大躍進”以來農村出現的“左”傾錯誤,強調要堅決制止“共產風”,反對浮夸風,要取信于民,切實為老百姓辦實事。
在他的領導下,湖南開始全面調整農業、工業、交通、基建、財貿等各條戰線的工作,及時糾正了一些“左”傾錯誤,讓日趨尖銳的緊張狀態,迅速得到了緩解。而這一切,也為他后來在廬山會議上的直言進諫,埋下了伏筆——他深知,僅僅糾正湖南的錯誤還不夠,全國范圍內的“左”傾錯誤,必須得到徹底糾正,否則,老百姓的生活,只會越來越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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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舊址
1959年7月,廬山會議召開,周小舟隨毛主席一同上山。此時的廬山會議,最初的目的是糾正“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周小舟原本以為,這次會議,能夠讓全國范圍內的“狂熱”降溫,能夠真正為老百姓辦實事。7月11日晚,毛主席在自己的住處,召見了周小舟和周惠,當時,湖南的情況比其他省份要好一些,所以,毛主席對“二周”的意見,頗為看重。
談話一開始,氣氛十分融洽,毛主席主動說,不能全怪下面的干部,還風趣道:“否則,人們會像蔣干一樣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哪!”毛主席的坦誠,讓周小舟深受感動,也讓他放下了心中的顧慮,開始暢所欲言。他直言不諱地指出,高指標、刮“共產風”,不能怪下面的公社書記,主要責任在上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那些所謂的“畝產萬斤”,根本就是不可能實現的,都是浮夸風的產物。
這句話,無疑是直接針對當時的“左”傾錯誤,毛主席當時并沒有生氣,反而更加談笑風生,還特意叫來了李銳,笑著說:“我們來開個同鄉會。”這次談話后,“二周”在廬山一下子“紅”了起來,很多干部都認為,他們得到了毛主席的認可。在周惠的鼓動下,周小舟找到了彭德懷,希望彭德懷能夠以自己的身份,向毛主席進言,徹底糾正“左”傾錯誤,彭德懷也欣然同意,隨后,寫下了那封著名的萬言書。
但誰也沒有想到,這封信,竟然讓廬山會議的風向,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周小舟也因為支持彭德懷元帥的意見,向中央如實反映湖南的實際情況,建議及時糾正“大躍進”過“左”的政策,讓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1959年8月,周小舟被撤銷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調任瀏陽縣大瑤公社黨委副書記。從主持全省工作的省委書記,變成一個公社的副書記,這種巨大的身份落差,足以擊垮很多人。有人嘲笑他,有人同情他,有人勸他,干脆辭職回家,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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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周小舟,卻很快調整好了心態。他放下了過去的光環與委屈,放下了心中的不甘與憤懣,全身心投入到了公社的工作中。他常對身邊的同志說:“無論身處何種崗位,只要能為老百姓辦實事,就是有價值的。我相信,歷史終將對我作出公正的評價。”
在大瑤公社的兩年多時間里,他始終堅守為民初心,力所能及地為群眾辦實事、解難題。當時,農村部分地區出現“毀林開荒”和強行拆除社員房屋的現象,不少農民無家可歸,生態環境也受到嚴重破壞。周小舟看到后,痛心疾首,不顧自己“戴罪之身”,堅決站出來反對。有一次,他看到有干部強行拆除社員房屋,氣得當場制止,動情地說:“農民建房比鳥砌窩還要困難,再這么拆下去,農民就沒有地方住了,我要用我的生命來制止這種行為!”
他的赤誠與堅定,打動了在場的每一個人,也及時制止了這種錯誤做法。百姓們提起他,滿是感激,都說:“周書記,心里裝著我們老百姓啊!”
1966年,“文革”爆發,周小舟再次遭到殘酷迫害,被批斗、被監禁,受盡了折磨,可他始終堅貞不屈,從未放棄自己的信仰,從未承認那些莫須有的罪名。這一年的12月26日,這位一生赤誠、一生為民的革命者,在廣州含冤逝世,年僅54歲。他到死,都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沒有忘記自己的信仰,沒有忘記天下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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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終會還人清白,正義終將遲到,但絕不會缺席。1979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為周小舟恢復名譽,撤銷了對他的一切錯誤處分,并在廣州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習老在悼詞中評價道:“周小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一生,是兢兢業業、艱苦奮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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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這么多,其實我心里挺感慨的。周小舟的一生,起起落落,浮沉不定,他失去了很多——失去了安逸的生活,失去了父母的陪伴,失去了高位與光環,失去了健康,最終失去了生命。可他也收獲了很多——收獲了堅定的信仰,收獲了百姓的愛戴,收獲了組織的認可,收獲了歷史的公正評價,更收獲了永恒的榮耀。
他就像一葉小舟,從湘潭的獅龍橋出發,穿越亂世的驚濤駭浪,載著初心與信仰,載著百姓的期盼,一路前行,從未傾覆。如今,我們生活在安穩幸福的年代,或許無法體會他當年的艱難與抉擇,但他身上的那份赤誠、那份堅守、那份為民初心,永遠值得我們銘記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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