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鎮無黑土,臨海,只有白花花的鹽堿灘。周家村就趴在這灘上,像只餓癟了的蟹。一九八四年臘月,周赫君接父親的班那天,老周頭從病床上掙起身,指著窗外枯死的槐樹說:“記住,無根之木,逢春亦死。”
周赫君沒全懂。他眼里只有父親那雙爛了三個窟窿的勞保手套,和鎮工業辦窗玻璃上貼著的“福”字。
副鎮長牛虎,虎背熊腰,走路帶風。周赫君第一次見他,是在村口。牛虎的吉普陷進泥坑,周赫君扔了自行車,脫鞋挽褲腿就跳下去推。泥漿濺了一臉,牛虎從車窗里甩出半包“大前門”:“小子,叫什么?”
“周赫君。”
“明天來工業辦找我。”
這一找,就是三十年。周赫君成了牛虎的影子。早晨提前半小時到,茶杯里碧螺春要泡到第三泡才最醇,牛虎的講話稿里“高屋建瓴”不能寫成“高屋建嶺”,牛虎的丈母娘住院,周赫君守了三天三夜,比親兒子還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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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鎮的人說:周赫君是牛虎的“腿”。
他這條腿,從鎮工業辦跑到黨政辦,跑成秘書,跑成副鎮長。牛虎升鎮黨委書記那天,在黑土飯店擺酒,拍著周赫君的肩說:“你呀,像我肚里的蛔蟲。”
周赫君笑,心里卻咯噔一下。蛔蟲,終究是寄生蟲。
九七年開發區掛牌,推土機轟鳴。牛虎當主任,周赫君當副主任。批地,批項目,批條子。酒桌上有人敬酒:“周主任是牛主任的左膀右臂!”周赫君干了,辣得眼淚直流。他忽然想起父親的話——無根之木。
可他已經停不下來。牛虎進市委常委,當宣傳部長,他也跟著進市里,當招商局長。辦公室從開發區搬進市政府大樓十七層,落地窗能看見海。可周赫君總覺得腳下懸空,像站在鹽堿灘上,看著堅實,一踩就陷。
招商會,簽約儀式,剪彩。周赫君學會了說“大局觀”,學會了簽“原則上同意”,學會了在KTV里摟著老板們的肩膀唱“兄弟”。牛虎偶爾打電話來,只說一句:“穩當點。”他應一聲,心里那點虛,就被更厚的繭子裹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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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去年臘月廿九。那天本該放假,周赫君還在批文件。秘書慌慌張張進來,說省委巡察組突然到了,直接進了牛部長辦公室。
周赫君手里的筆“啪”地斷了。窗外,丙午年春節的彩燈剛剛掛上,紅得刺眼。他想起今年是馬年,父親就是屬馬的,常說“馬失前蹄,往往因為路看錯了”。
舉報信像雪片。不,像鹽堿灘上刮起的白毛風,迷了眼,嗆了肺。牛虎被留置的消息傳來時,周赫君正對著那份外資并購方案——他上個月剛批的,里面有他小舅子三成干股。
紀委的人來得靜悄悄。兩個年輕人,彬彬有禮:“周局長,麻煩配合調查。”其中一人還幫他拿了衣架上的外套。
路上,車經過開發區。周赫君看見當年他主持奠基的那家工廠,煙囪還在冒煙。他突然問:“同志,現在黑土鎮,還種不種棉花?”
年輕人一愣:“早不種了,鹽堿太重,種不活。”
是啊,鹽堿太重。周赫君閉上眼。他想起父親臨終前,抓著他的手,指甲摳進他肉里:“兒啊,咱莊稼人,腳要踩泥,手要沾土……”
可他的手,三十年只沾過文件、酒杯、和那些燙金的“心意”。
留置室的燈光,白得像鹽堿灘的日頭。周赫君交代完最后一筆錢款的去向,忽然聽見窗外有風聲——像極了黑土鎮春天,那刮過鹽堿灘的、干裂的風。
他終于懂了父親的話。
無根之木,就算攀上了最高的墻,逢了再暖的春,終究是要倒的。因為它從來不知道,真正的養料不在天上,而在那最黑、最腥、最不起眼的泥土里。
可他知道得太晚了。晚到連回頭看看那棵枯槐的機會,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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