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品德國政客那些話，我們就會明白，歐洲從來沒有真正轉向中國

大家好，這里是小編，今天來給大家聊一下德國外長對中美的態度。這幾年，中歐關系總透著一股說不出的別扭與糾結。

一邊是德國企業扎堆來華投資，德中經濟聯系越綁越緊；一邊是歐洲政客頻頻放話親美反華，刻意與中國保持距離。

德國外長瓦德富爾，在新加坡公開表態“堅定站在美國一邊”，前任外長貝爾伯克的反華言論更是毫不掩飾，總理默茨看似轉向務實，卻仍反復強調“競爭”與“去風險”。

更讓人關心的是，歐洲對中國的偏見與搖擺何時才能打破？真正轉向中國，究竟還需要多久？

若想讀懂中歐關系的別扭，首先要看清歐洲政客的“兩面性”，嘴上喊著親美反華、警惕中國，行動上卻無法割裂與中國的經濟聯系。

這種矛盾背后，是他們精心維系的政治人設與無法回避的現實利益，絕非外界誤解的“愚蠢”。

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德國外長瓦德富爾。2月2日，德國之聲報道顯示，瓦德富爾在訪問新加坡期間，公開釋放親美反華信號，明確表示“盡管存在緊張關系，德國仍然堅定站在美國的一邊”。

他還特意強調“德國跟美國、中國的關系并非本質，華盛頓仍然是歐洲和德國最重要的伙伴”。不僅如此，他還不忘警告各方“不應因與美國的分歧而在戰略上轉向北京”。

這番表態看似立場堅定，實則暗藏精準算計。他選擇在新加坡發表這番言論，就是要說給新加坡聽，明著傳遞“德國支持新加坡”的信號，穩固德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同時變相拉攏東南亞國家，呼應美國的“印太戰略”。

還有就是在說給歐洲、德國國內和美國聽，刻意打造“親美反華”的政治人設，討好國內親美勢力與美國政府，規避“對華軟弱”的指責。

這種精準拿捏受眾的表態，恰恰印證了歐洲政客的精明，他們的每一句話，都經過深思熟慮，只為維護自身政治利益。

瓦德富爾的做法，并非個例，而是歐洲政客的普遍縮影。貝爾伯克反華態度更為直白粗暴，從不掩飾對中國的敵意，炒作“中國威脅論”，靠極端言論博眼球、立人設。

即便面對德國企業紛紛來華布局、德中經濟深度綁定的現實，也始終不肯松動立場，仿佛只要喊出反華口號，就能坐穩自己的位置，全然不顧德國的國家經濟利益。

德國總理默茨則更為矛盾，堪稱歐洲政客“務實與保守并存”的典型。上任之初，他深受歐洲親美陣營影響，對中國充滿抵觸情緒，奉行強硬對華政策，處處跟著美國的節奏打壓中國。

但現實很快給了他一記重擊，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能源霸權，一次次損害德國乃至歐洲的利益，硬生生將自己的盟友推向東方。

在這樣的背景下，默茨不得不轉向務實，主動尋求與中國加強合作，畢竟他清楚，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德國無法割舍的重要合作伙伴。

可即便轉向務實，默茨也沒能改掉親美的底色。他一邊積極推動德中企業合作，一邊又在公開場合反復強調“競爭”與“去風險”，甚至偶爾附和“中國威脅論”的論調。

這種矛盾的表態，本質上還是在平衡國內親美勢力、美國訴求與德國現實利益，既想從對華合作中獲利，又不想得罪美國，典型的“兩邊討好、兩邊都不敢得罪”，也恰恰凸顯了歐洲政客的精明與無奈。

除了德國的三位政客，歐盟外長卡拉斯也同樣讓人印象深刻。有人嘲諷他“離開中國話題就不會張嘴說話”，一副“傻白甜”的模樣，但這絕非說明他愚蠢，反而藏著自己的生存智慧。

卡拉斯能力有限，在復雜的歐盟外交事務中難以拿出亮眼的成績，便索性將“關注中國”打造成自己的專屬人設，靠著炒作中國話題刷存在感、穩固地位。

這就是所謂的“一招鮮吃遍天”，既然自身能力不足，便抓住一個話題反復發力，雖顯笨拙，卻能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足以看出歐洲政客個個都有自己的小算盤。

看到這里，很多人都會疑惑：歐洲政客個個精明，不可能看不到中國崛起的事實，也不可能看不到對華合作的巨大利益，為何還要死死抱著親美反華的態度不放？

答案很簡單，他們并非看不到，而是不愿看到、不愿接受，核心就在于“固有觀念”與“既得利益”的雙重束縛，讓他們陷入了“路徑依賴”，不敢也不愿走出舒適區。

歐洲政客心中，始終抱著兩個根深蒂固的固有觀念。第一個觀念，就是“美國是鐵盟友，中國是外人”。這種觀念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源于戰后數十年的歷史積淀。

二戰結束后，歐洲一片廢墟，是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等援助，幫助歐洲重建經濟、恢復民生。

是美國主導的跨大西洋聯盟，為歐洲提供了安全庇護，讓歐洲得以在和平環境中發展壯大，實現數十年的繁榮，過上優渥的生活。

對于當前掌權的歐洲政客而言，他們正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和受益者，是跨大西洋聯盟的既得利益群體。

在他們的認知里，歐洲的發達、自身的優渥生活，都離不開美國的幫助與庇護，美國就是歐洲最可靠、最核心的盟友，這種感恩之情與利益綁定，早已深入骨髓。

即便近年來美國頻頻“收割”歐洲、損害歐洲利益，他們也始終不愿相信“盟友會背叛自己”，更不愿打破現有的合作模式，畢竟，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醉生夢死，遠比面對未知的風險、探索新的發展模式要容易得多。

第二個固有觀念，就是“不愿承認中國崛起，不愿接受自身落后”。在過去的幾百年里，歐洲長期處于世界中心，掌控著世界格局，這種“優越感”早已刻在歐洲政客的骨子里。

而中國這些年的快速崛起，打破了原有的世界格局，讓歐洲逐漸失去了往日的主導地位，這種落差讓他們難以接受。

他們開始正視中國崛起的事實，卻骨子里依然驕傲，不愿承認自己已經落后，不愿承認中國已經變得比他們強大，更不愿接受“歐洲不再是世界中心”的現實。

這種固有的偏見與驕傲，讓他們對中國充滿了誤解與警惕，甚至刻意抹黑中國的發展成就，炒作“中國威脅論”。

他們寧愿跟著美國一起打壓中國，也不愿放下身段，平等地與中國對話、合作，本質上就是無法擺脫“強者心態”的束縛，害怕被中國超越、被世界淘汰。

再加上意識形態的差異，他們更是將中國視為“異類”，刻意保持距離，這種觀念上的隔閡，遠比利益上的分歧更難打破。

既然歐洲政客的別扭與搖擺，源于固有觀念與既得利益的雙重束縛，那么打破這種束縛、推動歐洲轉向中國，關鍵在哪里？答案只有一個，代際更替。

我們和身邊的朋友討論這件事時，都達成了一個共識：當前中歐關系的僵局，本質上是“一代人的僵局”，只有等老一代政客退場、新一代領導人上臺，歐洲的對華態度才有可能發生根本性轉變。

當前，歐洲的掌權者基本上都是50-70歲這一代的政客，他們的成長經歷，決定了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外交理念。

德國總理默茨70歲，外長瓦德富爾62歲，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68歲，他們都出生于五六十年代，成長于歐洲戰后重建期，親眼見證了美國對歐洲的援助，親身經歷了歐洲在跨大西洋聯盟庇護下的繁榮。

這些人對美國的感恩、對現有模式的依賴，早已深入骨髓，想要讓他們徹底改變固有觀念，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凡事都有例外，法國總統馬克龍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馬克龍生于1977年，那個時候，歐洲的戰后重建已經基本完成，歐洲和美國正處于蜜月期。

但法國早已開始與美國鬧矛盾，當年法國總統戴高樂就曾果斷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堅持法國的外交自主。

馬克龍成長在這樣的環境中，沒有經歷過戰后重建的艱難，也沒有對美國的強烈感恩之情，因此他的對華態度更為靈活、務實。

馬克龍多次公開表示，歐洲應該堅持外交自主，不能一味跟著美國的節奏走，應該主動尋求與中國加強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他甚至親自帶隊訪華，推動中法、中歐企業達成多項合作協議，為中歐關系的緩和注入了一絲活力。

馬克龍的例子充分說明，成長環境的不同，會直接影響政客的外交理念，新一代政客的對華態度，必然會與老一代有所不同。

而現在的問題是，歐洲政壇普遍存在“老人當道”的現象，越來越講究資歷，老一代政客牢牢掌控著權力，新一代政客很難有出頭之日。再加上歐洲的選舉制度、政治生態的影響，老一代政客的退場，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綜合來看，想要等到50-70歲的老一代政客徹底退下去，30-50歲的新一代領導人上臺，刷新歐洲對世界、對中國的認知，至少還需要10年以上的時間。

這10年，將是中歐關系博弈與磨合的關鍵時期。老一代政客依然會主導歐洲的對華政策，別扭與搖擺依然會是中歐關系的主旋律。

但隨著中國的持續崛起、德中乃至中歐經濟聯系的不斷加強，隨著新一代政客的逐漸成長，歐洲的對華態度也會慢慢發生變化，從“被動務實”轉向“主動合作”，從“偏見警惕”轉向“平等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