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返鄉，一場大型的方言水平測試 | 編輯部聊天室

196期主持人 | 丁欣雨

過年回鄉，又到了要把語言系統從普通話切換成家鄉話的時候。口語音調的變換，意味著身份和周圍人群發生了改變：在北上廣大城市，普通話無疑是讓溝通更加高效無阻的工具，而回到家鄉，方言和塑普才是環境音，操著普通話的反而像個外來客。進而想到，方言不僅標識個人，更影響到一整片地域在人們心目中的模樣，比如東北話總是有把人逗樂的魔法，臺灣腔柔軟清新，聽起來就給人感覺脾氣很好，吳儂軟語更是跟知書達理的文雅氣質有條件反射般的關系......不過到現在，現實中熟捻掌握一整套地道方言的年輕人似乎越來越少，同時卻有更多講方言的虛構文化產品在出現，這之間形成了有趣的照應。

01 進城與返鄉中，被口音形塑的身份認同

丁欣雨：我先講講我過年的體驗吧。我是能聽懂家鄉話但從來沒有嘗試過流利說出來的人，這些年從外地回來，過年集中要見一批沒那么熟的長輩親戚，他們用家鄉話問我話，我還是下意識用普通話去回應，結果一來一回，發現再到他們跟我說話的時候，突然就變成了有點拗口的普通話，想要來適應我的講話習慣。一到這種時刻都讓我感覺有點無所適從，我會想自己在這么一個放松接地氣的環境里還說普通話，是不是太突兀了？

前段時間去看了一部講云南大家庭的電影《翠湖》，里面的高材生大侄子從美國回來，大伯開車去接他，到家樓下，大侄子隨口說了一聲“bye bye”，然后這個總是說昆明話的大伯也話趕話回了他一聲“bye bye”。

《翠湖》電影截圖，圖源：豆瓣

當時影院里觀眾都笑了，但我注意到大伯是有點手足無措的，說完還在原地頓了一小會。這里有社會流動帶來的代際和身份上的差別，但同時又有人與人之間詼諧俏皮的化學反應，還有親情里忍不住想要去親近和模仿的沖動。

李欣媛：我的老家在山東一個很小的地方，小時候很長一段時間在農村生活，后來要去城里上學，一張嘴說的就是方言，這也導致在一年級的很長一段時間我恐懼開口，因為一張嘴就會被嘲笑，在這個過程中我就慢慢意識到語言帶來的一種層級意識，我好像和班里的大多數人不太一樣，后來我慢慢學起了說普通話。

另外一點跟我所在的城市有一定的關系。我成長的這座城市有點特殊，它曾經被稱作“山東的北大荒”，因為油田的出現才慢慢建立起來，直到1983年正式建市，這讓很多天南海北的人來到這里，標準的普通話就成為了通用的語言。

另一個有關語言的經歷是上大學來到四川，我非常驚訝四川的同學會自然地用方言交談，幾乎每一個年輕人都會說方言，老師上課說話也是方言，只在有外地人的場合才講普通話。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發現四川人說普通話的時候，好像是沒什么特質的一個人，但一說四川話，整個人的氣質都變了，一下就變得牙尖嘴利一點，好像方言能賦予他們某種人格。

郭珂濛：我就是四川成都人。中學之前我在成都下屬的一個縣城生活，雖然縣城和市區就隔六七十公里，但是方言的聽感差別蠻大的。當時我舅媽跟我開玩笑，教我到市區一定不要怎么講話，她老是用“買包包”的例子，因為縣城話很土，會帶兒化音叫“包兒包兒”。當時到市區后我就盡量不講方言，一旦講就會有同學學我說話，我覺得特別窘迫。很快我就學會了流利的“成都話”，縣城方言反而變陌生了。

但后來上大學離開四川，我發現有一部分人聽到我是成都人會比較激動，讓我講兩句成都話，甚至還有喜歡川渝rap的朋友讓我幫他們糾正發音。這跟成都的城市形象建設和青年文化推廣是有關系的。到大學我才對四川方言有了認同感。

02 時尚還是土？方言的“高下之別”

丁欣雨：剛剛大家講到，某類自己使用的口音是土的或者野蠻的，很多時候地域標簽會被放進一個價值判斷的序列里，通過口音展現出來。比如粵語隨著廣東歌和香港電影的紅火變成了一種時尚，同時在《天下無賊》里操著中原口音的王寶強人老實，容易被忽悠，角色名就叫“傻根”。

盧燦秋：口音有時候還跟個人魅力掛鉤，這跟文化聯想有關。短視頻平臺上有一個叫“川渝人為什么當不了霸總”的系列視頻很有熱度，博主把同樣的意思用普通話和川渝方言分別說出來，用普通話安排工作的小叔給人精英人士之感，讓人聯想到網文里發生在高級辦公室的故事。但說著土話的“幺爸兒”讓人產生的畫面就會是過年回家在農村的院壩里殺豬，或者在飯桌上紅著臉喝酒。很多人評論說，一講方言讓人覺得這個人面相都變了，性縮力滿滿。

“川渝人為什么當不了霸總”系列視頻，圖源：抖音

當然這些社交平臺上的說法更多是戲謔性的。越來越多人用上社交媒體之后，各個地區的人有了展示當地生活的機會，地域形象變得多元了。在娛樂化的場景下，聽到跟自己不同的方言，人們更多是好奇，而不會立即產生歧視性判斷。

郭珂濛：好的寫作者很善于用有關方言的情節反映社會階級或身份立場的區隔。詹姆斯·喬伊斯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有一篇叫《伊芙林》的故事，和我們的城鄉流動經驗貼合還蠻緊密的。講的是一個年輕女孩受夠了愛爾蘭單調的生活，一直很向往英國本島。但在喬伊斯寫作的年代，愛爾蘭人對英國的心情是很復雜的，既有對殖民者的不滿，又覺得英國世界更“文明”，反之愛爾蘭的口音則被更認同英國統治的人說成是更低等的“low accent”。

女主人公內心也有這樣的拉扯，在她決定和男友私奔離開愛爾蘭，已經逃出家門拿上船票的時候，喬伊斯的處理非常有意思，他讓男友在船上對著還沒有上船的伊芙琳說“come! ”，用的是短促直接的英文，但伊芙林腦海中盤旋的是她媽媽講的方言“Derevaun Seraun”，這是變形的蓋爾語，不能譯成官方英語，它像咒語的殘片一樣牢牢控制住伊芙林。故事結尾也就結在這兒了，我們不知道伊芙琳最后有沒有上船。

《都柏林人》
[愛爾蘭] 詹姆斯·喬伊斯 著 王逢振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6-10

在這里官方英語喚起的是一種個人主義和進步主義的想象，是渴望抵御的沉悶生活，迎接新世界。但方言召喚的是家庭責任、殖民歷史的負重，low和high關于政治力量的高下之別，也被建構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圖景。

侯嘉煜：在以前的電影里經常能見到運用方言和普通話標識身份的情況，比如港片里經常出現大陸的親戚來香港地區討生活，《甜蜜蜜》的男女主就一個是天津人，一個是廣州人，去香港地區打工，都要去學香港粵語，哪怕李翹本身就已經會說廣州粵語。這個情況跟文化的話語權有關，而這又更多地跟經濟發展程度綁定。

如果進一步來問為什么一個地區經濟越發達，它的方言也會被認為在價值序列里更高，我想這其實根植于中國近代以來的意識形態，中國近代以來最終的追求之一就是所謂的現代性建設，暗含的語境是統一的語言，統一的民族政策或者統一的文化。普通話作為一種標準語尤其被突出，代表著現代性。方言內部在這種進步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也存在著現代化的競賽，而現代化最直接的體現就是經濟發展。所以經濟發達地區的語言就更“文明”，也更理所應當地掌握話語權，從而定義文化是什么，定義哪種方言是正宗的，哪種是土話。

《甜蜜蜜》中，李翹來到香港在麥當勞打工，圖源：豆瓣03 從滬語電影到川渝說唱：有關方言的文藝創作

李欣媛：中國電影史的發展過程也伴隨著方言電影不斷的討論。在早期無聲片時代，聲音不需要被考慮，新中國成立之后，確立了普通話作為標準語言，方言在電影中的出現更多變成風格的外化，比如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賈樟柯的《小武》，導演們會把自己的鄉音融入其中，在電影中代表城市的人物，像是政府官員之類用明顯標準的普通話，這種設置創造城鄉之間的區隔感，也有抒發鄉愁的意味。

如今，方言又發生了變化，它更多像喜劇的點綴。東北話、天津話基本是搞笑擔當，比方說《哪吒》里說川普的太乙真人。同時，分眾化的到來也讓特色方言電影越來越多，很長一段時間里《愛情神話》在上海都是票房冠軍，某種程度上這也影響了電影的發行，很多電影會在特定區域先放映，《飛行家》在東北三省先點映，春節檔的《夜王》是在兩廣上映。

大年初四在內地上映的春節檔《夜王》海報，圖源：豆瓣

但與之而來的是方言濫用也變明顯了，由于電影想要突出人物設定，會讓一個不是這個地方的演員去硬講方言，現在的四川話、東北話就是重災區，總是被用很刻板的方式在講述。

侯嘉煜：我有個很大的感受是非東北演員說東北話會過度夸張，而且故意往滑稽的方向模仿。與其說是還原歷史場景，不如說是強化地域刻板印象。

這幾年冒出來這么多方言電影，除了有各地人們在方言文化的自覺性上有所復興的因素外，也說明方言已經退出了與普通話的競爭序列。10年前還流行某種段子說廣東話還是四川話在投票里差一票就能成為全國通用性語言，但現在人們不會再這么講，方言電影貌似更多是一個文化保留地，因為它已經足夠安全，不會再威脅到普通話的地位，所以可以在電影中成為一種景觀。

盧燦秋：方言創作也是有意識的文化書寫，會有類似殺馬特群體的心態，用一種“非主流”的方式去表達自我和歷史。生活在長期不受主流關注、可見度較低的一些地區的人，希望通過展示自己的地域文化來“宣示”身份，這某種程度上是在回應歧視。

比如來自貴州六盤水的音樂人蔣先貴，很多歌都在寫這座三線建設老城的生活經驗，并加入方言念白。在《20001208》里，他寫到，2000年12月8日這天，飛碟里走下來兩個外星人，“問我：現在地球的煤炭好多塊錢一噸。我講：要看你問的是無煙煤，還是水洗煤。他們沒有再問，沉默地飛走。”開采煤礦曾是當地開展火熱的一項生產活動，這個故事就展現了城市發展熱潮過后的凄涼和悲傷之感。

王鵬凱：我上大學之后就離開寧波了，一年在家呆的時間很少，家鄉的文化、風土都離我越來越遠。后來我聽到一個樂隊叫還潮，是用寧波話來創作的，很多歌里出現的菜場、公園或者習俗都是寧波本地的，這種訴說在地生活的語言會把我拉回來，讓我重新認識我的家鄉。回看方言音樂的譜系，包括世紀初上海流行的一支樂隊叫頂樓的馬戲團，還有香港樂隊我的小機場（My Little Airport），要是把他們的創作換成普通話，表現出來的也許會完全不一樣。

還潮于2018年發行的專輯《寧波人有三譬好譬》，圖源：豆瓣

我個人感覺說唱音樂在強調方言時會有更強的宣示性，比如說“我們都是一家人”“要把重慶話發揚光大”，會有更強的地方主義情結。

郭珂濛：說唱這種音樂形式是從黑人的社區文化中生長出來的，即所謂的neighborhood。但相較于“neighborhood”一詞蘊含的鄰里聯結的情感傾向，黑人社區的“hood”包括一些更特殊的經驗，有關街頭社會的暴力、邊緣、互相扶持。

我之前聽過一個叫“反向樂事”的播客，講到中國新一代rapper在探索更新的表達方式時，也受到hood文化影響，從邊緣的地方性經驗中獲得素材，有很自覺的底層視角。但我感受到目前可見度比較高的作品，尤其在川渝說唱中，敘事和一種江湖氣的男子氣概強綁定。你能聽到背后主體的聲音非常強勁，有一種堅實的、屬于“兄弟伙”的身份認同，這也和鵬凱說的宣示感有關。

最近有一些方言說唱開始有意識跳出這樣的敘事慣性。比如去年讓我比較驚喜的一張專輯是麻圓的《巴南世家》，不僅講男性婚姻生活，也講到縣城酒吧里的女性欲望和回憶。但作品對女性的畫像還是相對粗糙，強調女人跟“黃毛”談過戀愛，一個人寂寞喝酒，是很外部的視角。期待未來有更多女性rapper能用所謂“土”的聲音去講些被街頭敘事遮掩的東西。

04 是什么影響著方言的保存？

郭珂濛：川渝方言目前來講算是蠻強勢的一支。王笛在《茶館》里提到，茶館很早就是成都重要的公共空間，讓“擺龍門陣”（聊閑天）成為成都人日常的政治參與方式。成都人的公共生活參與一開始就在非正式、口語化的語境中生成，這一直影響到我們當下的代際。

成都茶館文化，圖源：視覺中國

一個針對四川省方言區大學生的調查發現，四川年輕群體普通話說得很好，方言掌握程度也很高，而且他們會明確區分使用普通話和使用方言的場合，普通話在更講效率和秩序化的語境里使用，但方言會被用來進行更有情感色彩的交流，像是王笛在《茶館》中描繪的公共聚會時刻。

丁欣雨：我完全只能說普通話了，感覺安徽在地圖板塊上是一個中轉樞紐站的存在，很多人聚集到這里，又從安徽散去各處，導致這里也是口音夾雜之地。我爸媽來自不同的縣城，他們各自的口音就跟市區口音完全不一樣，在我看來就是三種不同的語言，沒有辦法合起來學習，最后就只講普通話。

我了解到新加坡前幾十年的推廣華語運動，讓很多年輕學生會講普通話和英語，但當初移民來的老一輩，他們原來講的閩南話和潮州話既在公共空間里是被消音的，也失去了訴說的對象，他們變成了被遺忘的一群人，也會導致代際之間的生活溝通變困難。

盧燦秋：在我的家鄉貴州，大部分縣市的情況非常相反。一是地區由外向內的流動性比較低，二是雖然不同地方的人口音有差別，但大體是相近的，彼此聽得懂，不需要再引進一種共通語言來使溝通更加高效。

方言用得很普遍還因為使用場景沒有發生改變，被破壞。普通話出現在學校教育、官方活動、跨地區交流等場合，在這之外，親友交流、商店消費等日常生活中，方言仍然是默認語言。但如果在一個流動性較強的城市，人們說不同方言，交流就需要靠普通話；或者一個城市的日常生活與消費越來越集中在全國性品牌、連鎖商場等默認使用普通話的空間里，方言使用場景是在慢慢被壓縮的。

郭珂濛：之前上學校的口述史課，我們外出做田野訪談了很多40-50年代出生的老人，發現用方言交流，他們明顯更放松敞開。普通話1956年才初步進入學校教育系統，我們再往上兩三輩的老人，生命經驗絕對還是更多被方言塑造的。

當時老師突然問我們“AA制”在不同方言里怎么說，我懵了好久，是旁邊一個川渝老人聽完我們的解釋之后說，這不就是“打平伙”嗎？我后來去查了一下，這兩個詞的意思是有重疊的，但背后的情感結構和關系倫理差別非常大。AA制是按人頭均分賬單，但“打平伙”接近一種聚會組織方式，不一定只用錢結算，能夠“你帶米、我出鍋”，甚至“我沒錢就出力”也算，更側重資源整合和共享精神，“伙”的熱鬧在前，“結清”的目的在后。現在我們似乎已經缺乏語言去描述這樣的公共經驗。

團圓飯插畫，圖源：視覺中國05 “上桌”、“忽悠”、“耙耳朵”：走進普通話的方言俗語

丁欣雨：現在脫口秀也產出了很多地域梗，之前跟魯青在聊，她提到唐香玉的“上桌吃飯”，上桌是一個山東禮俗方面的習慣，但經她這么一講變成了全國范圍的熱詞，而且隱喻著一種社會現象和時代情緒。從這個角度說，通行語言永遠處在變化當中，方言依然有進入主流視野的通道，某個屬于地方性的語言被選中，在普通話中越傳越遠，也讓它有了記錄歷史一刻的功能。

李欣媛：在大眾媒介的傳播過程中很有可能會把一些帶有地方特色的語言擴散出去。我想到的是東北話，因為東北話一直在春晚的小品舞臺上占據一席之地，趙本山之前有個作品《賣拐》里有個詞語叫“忽悠”，它最開始是個方言詞匯，但我們現在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可見借助媒介傳播，方言的科普的程度和接受度會變得很高。

2001年的春晚小品《賣拐》，圖源：小紅書

侯嘉煜：“老登”也是最近進入普通話的比較火的用語，而且被泛化為一種中年人的指代。當然起初老登的使用還是靠近東北話的語境的，即形容為老不尊、倚老賣老的中年男性。這個詞就很有穿透力，能夠將一種形象濃縮在其中。方言內部的那種獨特語境是很有生命力的。

再舉個例子，東北話有一個俗語叫“南邊尖北邊虎，中間夾個二百五”，“南邊”是指遼寧，遼寧經商比較多，“尖”就是說這個人聰明精細；“虎”在一般印象里是說這個人莽撞，做事不過腦子，不來事兒。但實際在東北內部的語境里，這兩個詞呈現的態度是有反差的，雖然我夸你“尖兒”，但我并不認同你這種聰明；雖然“虎”是說你不長腦子，但其實是在暗中贊許你，承認你的勇氣的。很多時候方言里這種依靠文化語境來做支撐和細致分析的詞語是很難通過轉譯，去傳達到普通話里面的。

郭珂濛：“耙耳朵”在四川話里也是褒義，形容男性很顧家。四川人的一個共同記憶是00年代初期四川地方電視臺的系列劇集《幸福耙耳朵》。片頭曲基本每個成都人都會唱兩句，女主角鳳姐唱“鍋你洗了嗎？碗你洗了嗎？臟衣服那么多你都洗了嗎？”像是質問的語氣，但能看到全片里男性的生活狀態是幸福的。在“耙耳朵”文化下，一切家長里短、雞毛蒜皮的事情都能“擺出來說”，讓家庭采用協商的方式溝通。但在四川之外和其他人提這個詞的時候，我發現有一部分人很抵觸，直接把這個詞理解為女性對男性的壓制，這和我們的經驗是有差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