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辛亥革命功臣，活了85歲，拜訪過末代皇帝溥儀！

武昌起義是革命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發動的，其中策動起義的發起人蔣翊武可謂是功不可沒。袁世凱就任總統后，他被授予總統府軍事顧問的閑職，中將加上將銜，屬于位高權不重的處理，蔣翊武只是下層軍官，并沒實力，這種處理方式，也無可厚非。后面帶領他的文學社，全員加入同盟會，追隨宋教仁，在國會選舉中，為宋教仁在武漢宣傳拉票，隨著宋教仁遇刺，蔣翊武恢復軍人本色，重舉武力對抗旗幟，二次革命失敗，逃離湖南，借道廣西準備流亡海外，被廣西督軍陸榮廷手下陳炳焜抓獲，陸榮廷致電袁世凱和黎元洪，督促以絕后患。

因為蔣翊武是首義功臣，關押時受到優待，留下絕命詩：“當年豪氣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終無了，空留弩劍做寒鳴。”刑場鋪有紅毯，蔣翊武坐在中間椅子上，行刑士兵立正，敬禮，蔣翊武不轉身舉手答禮，士兵開槍，蔣翊武29歲就義，死于滿清舊官僚袁世凱、黎元洪、陸榮廷聯合絞殺。

武昌起義的組織者，就是文學社和共進會，孫武早年是唐才常部下，參與庚子自立軍起義，失敗后逃亡廣州，孫武因炸彈受傷，并未參加武昌起義，但作為組織者，貢獻有目共睹。經歷過更多磨難的孫武，可能是命大一些，1912年初，政敵黃申薌等人發動“群英會事件”，率兵圍攻軍務部和孫武宅邸，孫武倉皇逃往漢口。雖然在南京政府，還是北洋政府，都很難混獲取想要的職務，擔任一些無關緊要的閑職，郁郁不得志，至少在亂世得以善終，193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60歲。

武昌起義的三武，還有一個張振武，屬于共進會孫武以外的二號人物，留日學生出身，性格張揚、脾氣火爆，是他悲劇的主要原因。雖然是他提議擁立黎元洪，但眾目睽睽之下，當面呵斥黎元洪“要不是我把你拉出來，你哪里有今天”這種行事風格，“黎菩薩”也會有脾氣。1912年，張振武去上海采購軍火，侵吞公款，揮霍無度，對他進行稽查的就是孫武，兩人公開決裂，互相攻擊對方貪污。此時北京的副總統黎元洪，借口調停二人矛盾，邀請張振武北上，晚間酒席觥籌交錯，談笑風生，張振武返回途中，即被逮捕，次日凌晨槍決，時年35歲。

是黎元洪和孫武要他的命，湖北幫內訌的事，袁世凱裝作不知道，始終未插手。黎元洪在張振武死后，假惺惺送上挽聯：“為國家締造艱難，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論，幸天地鑒臨上下，私情公誼，此心不負故人。”鄧玉麟是武昌起義時，掌握名冊的人，募集了1500名士兵加入，是組織起義的骨干，也是共進會成員，南湖炮隊正目（班長），參加了炮擊總督府的戰斗。后因袁世凱倒行逆施稱帝，鄧玉麟一直追隨孫中山，并加入國民黨，1927年北伐，鄧玉麟出任北伐軍左翼軍第一路軍司令，指揮部下攻荊沙，克宜昌。

蔣介石同年開始清黨，鄧玉麟和董必武是辛亥武昌起義時的戰友，交情很深，將董必武隱藏于自己家中，安全送出武漢，事情暴露，遭到蔣介石打壓，索性辭職回鄉，遠離政界。回到家鄉，辦過養蜂場，開過煤礦，籌辦“辛亥革命烈士遺孤教養所”，過著平靜的實業家生活，因武昌首義身份，1947年當選過國民政府國大代表，但誰都沒想到因此喪命，1951年鎮反，因“民國開國元勛、國民黨元老”，被巴東縣政府判處死刑，家人四處求助，聯系到董必武，當時通訊水平太低，董必武的電報送達巴東時，已經被槍決。

鄧玉麟在辛亥革命、北伐都有卓越貢獻，冒死救下董必武，一向與人為善，不貪戀權力，早早退隱山林，最后這樣結局，讓人唏噓，他是死的最冤的！直到1982年才得到平反，湖北最高法院恢復了他的名譽。金兆龍和程正瀛是工程第八營士兵，最早動手的兩人，金兆龍革命成功后，就投靠了北洋政府，任職武漢稽查處，好景不長，北伐軍攻克武漢后，他失去了一切地位和權力，窮困潦倒，1933年病逝。程正瀛在二次革命失敗后，也投靠了北洋，并且做事激進，積極充當抓捕革命黨人的鷹犬，被設鴻門宴誘捕，裝入麻袋扔進長江，時年31歲。

打響武昌第一槍的人，因為背叛革命被處決，不知道說什么合適。熊秉坤一度被認為是武昌起義打響第一槍的人，也有道理，起義信號是他發出的，是他帶領工程營控制楚望臺，起義首功并沒夸大。雖然一度出任北洋旅長，在袁世凱漸行漸遠后，轉投國民黨，從1913年直到北伐，在廣州軍政府擔任參軍，北伐后一度出任武漢市長，抗日戰爭爆發后閑居于重慶，49年以后以民革身份掛名湖北政府，年事已高，并未實際參政。

1961年辛亥五十周年紀念，在中央安排下，77歲的熊秉坤拜訪了自己當年推翻的溥儀，恩怨早已隨歷史流散，作為歷史見證，兩人拍了合照留念。1969年85歲的熊秉坤病逝，安葬于武漢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園，也是武昌起義那些人，結局最順遂的。以上幾人都是辛亥革命的功臣，結局雖然有差異，但是他們的英勇事跡永遠被人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