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渭牛氏家堂：一幅遷牌，半部家族史

今天是大年初一，按例往同族合祭祖先的“坐紙”處拜紙燒香。一進入堂屋，最吸引人的，莫過于高懸于正廳的軸影畫。

在老家，每逢除夕祭祖，不少家族都會鄭重取出這樣一幅卷藏已久的布軸。它也許并不出自名家之手，卻被世代流傳珍藏；它沒有濃墨重彩的寫意，卻藏著一個家族最厚重的記憶——比較正式的稱呼可能是“家堂軸子”，也有人稱為“祖影”、“懸掛式家譜”，而我們則直接按俗稱之為“遷牌”，以示慎終追遠，記錄久遠變遷的祖宗牌位。

這幅“遷牌”基本是以棉布為底，用礦物顏料勾勒，歷經百年風雨之后，依舊能看清樓閣重檐的精巧構圖。它不像傳統家譜那樣只以文字記世系，而是把宗族記憶化作具象的視覺圖譜，從上到下層層遞進，宛如一座濃縮在布帛上的家族祠堂。

從風格上來看，這幅“遷牌”的制作和續修，大致跨越了清代中晚期到民國中晚期。最上層為模擬清代祠堂正殿，青瓦重檐下神龕高懸，香案上供器儼然，兩側站立著身著官服的核心先祖。他們頭戴清代暖帽，帽頂紅緯依稀可辨，外罩石青色補服——這是清代官員的標準形制。

雖因年代久遠，胸前補子上的飛禽紋樣已模糊，但結合形制和家族的歷史背景，可推測先祖至少擁有七品及以上的功名或官職，或是因子孫出仕獲得了朝廷封贈的榮譽官身。能以官服形象躋身正位，既是先祖的榮耀，也是后世子孫銘記的家風底色。

之所以推測“遷牌”先祖至少為七品，并非憑空猜測。一來，清代官服有嚴格等級，七品及以上官員才有資格身著石青補服、佩戴頂戴花翎，且能被繪入“遷牌”正位，多是有實職或正途功名的人；二來，當地地處隴右，清代當地學子考取功名不易，七品是多數地方望族能達到的主流品級，或是子孫出仕后，朝廷推恩封贈給祖輩的榮譽官階，既符合地方實際，也契合“遷牌”的祭祀規格。

中層是整幅“遷牌”的主體部分：數十排整齊劃一的牌位格。每一格內，都曾用毛筆工工整整書寫著歷代祖先的名諱、生卒年月，或是“牛門歷代宗親”的統稱。這是標準的“萬代牌位”的制式，既記錄著已知的近祖，也留足空格，供后世子孫續寫新的宗族記憶。

記得幼時，某年正值村里老太太三周年紙期之日，文筆先生牛昭即用端楷細心地填寫“遷牌”，一行行文字，串聯起百年血脈，把“我從哪里來”的答案，具象化為眼前的方寸之地。

最下層的畫面，卻陡然換了時代風貌。彩繪的祠堂山門前，石獅鎮守兩側，門額上“永言孝思”四個大字清晰可辨——這四字出自《詩經·大雅》，意為“永遠懷著孝順思念之心”，是整個家族祭祀的精神內核。

山門前站立的子孫，身著民國時期的立領軍便服，頭戴西式禮帽，儼然是近代新青年的模樣。這一處細節，悄悄訴說著這幅“遷牌”的“動態”歷史：它并非清代一次性繪制完成，而是在民國中晚期經過了續修與重繪，將時代變遷中的家族成員，一并納入宗族譜系。

從清代官服的莊重，到民國便裝的新潮；從《詩經》古訓的匾額，到密密麻麻的祖先牌位，這幅“遷牌”，早已超越了“祭祀器物”的本身意義，它是中華民族傳統宗族文化的生動載體，更是中國家族“敬祖睦宗”傳統的微觀縮影。

在通渭，這樣的“遷牌”并非孤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傳播重地，通渭一帶向來重視宗族傳承。不同于南方的宗族祠堂，北方人家更習慣以“遷牌”的形式，將祠堂“搬”進家中。每逢春節或老人紙節，“遷牌”高懸，香燭點燃，全家人依輩分跪拜，老人口述祖先故事，孩童懵懂聆聽，家風與族史，便在這一掛一拜、一言一語中，代代相傳。

這幅百年“遷牌”，如今已顯陳舊，折痕里藏著歲月的痕跡，顏料間暈染著時光的滄桑。但它承載的，是牛氏家族的根脈，是最早約自清康熙年間，來自鐵柜(現秦安、通渭交界的雞川)牛氏最明確記憶，更是牛氏后裔刻在骨子里的“尋根”情結。

如今，現代生活節奏加快，宗族祭祀的形式或許日漸簡化，但“遷牌”所承載的孝親之道、敬祖之心，從未褪色。它提醒著我們：無論走多遠，都要記得來時的路；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家族的根脈與初心，永遠是我們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