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走了老婆跑了、兒子也丟了，曾經的央視主持張澤群，現在怎樣

如果有一天，你的名片上依舊寫著“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主持人”，可家人、存款、聲譽同時失守，你會怎么撐下去？張澤群在五十歲那年，真的經歷了這場連環暴擊。

與外界印象不同，他并不是光滑的人生贏家。少年時代，他連續三年倒在高考線前，兩次因為專業面試嗓音受損被拒，平均分數比本科線少一百來分。任何一個同齡人，可能早就換條賽道了。

第四次沖刺時，他背著錄音機在操場上朗讀到沙啞，班主任每天幫他掐秒計時。那年，他終以全省播音考生文化課第一名拿到北廣通知書。骨子里那股“我就不信”的狠勁，埋下伏筆。

畢業分配去農影中心，日子清苦。攝像機租不到，他半夜扛著燈架摸黑拍農田。沒人教，他自己剪片、寫字幕。三年后參加央視公開招考，一舉奪魁，才算真正站上舞臺。

1997—2002 年，他六度主持春晚，被同行稱作“定海神針”。掌聲確實真切，但也掩不住私下的困頓：老家父母身體每年都要住院，他的工資一半寄回河南。

高光頂點，是2014 年 —— 49 歲迎來第一個孩子。他為此推掉多檔節目，笑說“孩子要聽到爸爸的聲音長大”。然而幸福只維持了不到 18 個月。

2015 年初，妻子胡佳娜帶著剛滿周歲的兒子飛往美國，在機場關掉手機、清空共同賬戶。張澤群是在演播室里接到銀行提示才發現資金被劃走。那一刻，他連航班號都不知道。

律師給他的建議很現實：這是一場跨國撫養權拉鋸，光文件翻譯費就要幾十萬。他沒有退，卻也知道追索的節奏比主持臺詞更漫長。

同年，母親突發腦梗癱瘓。為了讓老人不至于翻身壓瘡，他在病房自學護理，凌晨兩點給母親翻身，再趕回臺里參加七點彩排。睡袋就放在辦公室隔間。

父親的病更重。2017 年查出肺癌晚期，老人只提一個要求：想見孫子。張澤群托遍僑界朋友，仍只拿到一串沒接通的美國號碼。父親最終帶著遺憾離世。

外界卻在此時對他下了另一道“判決”。網絡謠言稱他“被央視開除”。有人翻舊照、編故事，把他的人生寫成八卦段子。對一個堅持 35 年正規播音訓練的人來說，這是第二次失聲。

2025 年 4 月，他在個人賬號發長文辟謠，列出工號、在編證明，并把造謠截圖交給律師。底氣并非源自身份，而是信念：不能讓謊言再次偷走他的東西。

像很多人不曾注意的一點：他始終沒在鏡頭前哭訴私事。最壞的幾年，他仍準點出現在新聞直播間，關了燈再失神，開了紅燈就挺胸發聲。

2023 年，母親去世。告別儀式那天，他把主持詞寫在小卡片上，親自給母親念了一段廣播體操開場白——那是母親年輕時每天收聽的節目，他說想讓老人聽到熟悉的聲音再走。

朋友問他為什么不干脆離職，去美國找孩子？他的回答有點擰巴：“膝下留的空位，得留著。哪天他想回來，知道爸爸一直在原點等。”

今年，他 61 歲。第一次刷敬老卡，他選了頤和園。視頻里，他笑著自嘲“終于被官方認定老年人”，說完又補一句：“老了才能有漫游的資格。”

如果把他的人生拆成兩條時間線，一條向上，是事業；另一條向下，是家庭。兩條線沒有交點，卻在他的身體里同時拉扯。

為什么他還能保持鎮定？心理醫生給過分析：持續的專業控制感，是他抵御崩潰的護欄。播音訓練要求情緒可控、發聲平穩，這種肌肉記憶在壓力時自動接管。

解決難題，他靠三招：第一，流程化。所有法律文件編號、歸檔，像欄目腳本一樣排期；第二，分層次求助，醫療問題請醫生，跨國事務請移民律師；第三，維持體能，凌晨跑 5 公里。

熟悉他的同事注意到，他桌上一直擺著兒子一歲時的小鞋。不為傷感，他說這是提醒自己：孩子現在大了鞋也會擠腳，再不找到他，就要錯過另一段成長。

他沒有把苦難神圣化。一次與學生對話，他直言：“別崇拜逆境。能不受傷就別受。真的摔倒了，再爬起來，也不是英雄，是沒辦法。”

在社交平臺，他偶爾分享讀書筆記，用的還是播音員的鉛筆手寫體。他推薦《活下去的理由》，理由簡單：“作者抑郁自殺未遂后寫成此書，留意他的幽默，不是傷痕。”

局外人可能以為他在等奇跡，其實他更像在驗證一件事：當一個人只剩下聲音，聲音還能否改變現實？這也是他對自己職業的最后信仰。

律師告訴他，美國法院的最新回函已寄出，最快半年能排期。六年拉鋸，也許終于看到窗口。他沒有喜形于色，只說：“還得練聲，開庭也要表達清楚。”

回望張澤群，你會發現“堅強”并非鋼鐵，而是韌性——被折彎，卻彈回來；被磨損，卻仍有紋理。淬過痛的人，不一定比你我偉大，只是學會了與不確定握手。

成年人無法選擇命運的劇本，但能決定舞臺燈亮起時的姿態。張澤群選擇繼續站在話筒前，那就是他的解法。至于結果，或許正如他在頤和園的那句旁白：“慢慢來，來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