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北京的一家醫院里,92歲的老人閉上了眼睛。
隨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寶山革命公墓。
倒退幾十年,這位老人的身份,可是國民黨軍的中將,第九十二軍的一把手。
這邊是國民黨的高級指揮官,那邊是把守江山的開國元勛,這兩種人睡在一個園子里,乍一聽,是不是覺得挺別扭?
可你要是把日歷翻回到1947年那個晚上,看看他當時的決斷,你就會明白,這事兒一點不稀奇,反倒是順理成章。
大伙兒總覺得,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里,選邊站隊是一眼能看穿的事。
其實哪有那么簡單。
那時候的人,命就像水面上的浮萍,大浪打過來,誰也不知道會被沖到哪兒去。
侯鏡如,就是那個被大浪卷走,又拼命游回來的人。
1947年,這仗打得正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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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的侯鏡如,日子過得挺滋潤。
他是蔣介石眼里的紅人,“黃埔系”的嫡傳弟子,手底下有槍有炮,肩膀上扛著中將的兩顆星。
在那個圈子里,他算是混出頭了。
可偏偏在這一年,他去見了一個人。
這趟門串得,可以說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但回報也是驚人的。
領路的是陳賡,屋里坐著的是周恩來。
這仨人湊一塊兒,那氣氛,簡直尷尬得能摳出三室一廳。
想當年在黃埔軍校,周恩來是教官,侯鏡如是學生,陳賡是同窗。
那時候大伙兒在一個鍋里攪馬勺,心往一處想——早在1925年,侯鏡如就跟著周恩來入了組織。
可眼下是1947年,坐在周恩來對面的,是個實打實的“敵軍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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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換位思考一下,要是你是侯鏡如,這會兒腿肚子轉不轉筋?
心里肯定沒底。
頭一條,這就好比“離家出走”二十年了。
雖說是趕上1927年那場大變故,再加上南昌起義兵敗,路斷了聯系不上,屬于沒法子的事,可你畢竟在對面陣營里干了這么些年,還當了大官。
再一條,你是帶兵的。
雖說打的是鬼子,可在那個槍口對槍口的節骨眼上,這身份太燙手了。
誰知道,周恩來的反應,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周恩來沒跟他翻舊賬,也沒擺出一副審問的架勢。
他只說了這么幾句掏心窩子的話:顧順章那個叛徒的事,你也清楚。
當初斷了線,不是你的錯,是那個世道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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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我給你個準話,只要你肯回來,以前那些爛賬,一筆勾銷。
這話說的,水平太高了。
周恩來這一手,直接把侯鏡如這二十年的“國民黨履歷”,從“變節”給定義成了“走散了”。
這層窗戶紙一捅破,侯鏡如心里那塊大石頭,“哐當”一聲落地了。
接下來,路該怎么走?
擺在他面前的,有兩條道。
頭一條:學學別的將領,發個通電罵老蔣一頓,拉著隊伍上山,直奔延安。
這招最痛快,面子上也光鮮,“棄暗投明”的好漢嘛。
第二條:聽組織的,賴著不走。
身上還穿那身皮,手里還拿老蔣的大洋,背地里卻給這邊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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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條道,哪條難走?
那是板上釘釘的事,第二條難。
第一條雖說也有風險,但好歹名分定了。
第二條那是純粹的“走鋼絲”,每天都在刀尖上打滾。
萬一露了餡,腦袋搬家不說,還得背個不清不楚的名聲。
可要說對大局的用處,第二條才是王炸。
一個楔在敵人心臟里的軍長,那破壞力,比前線多一個師都要猛。
侯鏡如咬咬牙,選了那條難走的道。
他點了頭,繼續當他的“潛伏者”。
這個決定的分量,沒過多久就在戰場上顯出來了。
他利用手里的權和人脈,在關鍵時刻給解放軍遞梯子,北平和平解放、福州解放,這兩件大事里都有他的影子。
具體的招數資料里沒細說,但光看這倆沉甸甸的戰果,就知道這顆“閑棋冷子”起了多大的作用。
回過頭來看,侯鏡如能在國民黨堆里爬這么高,還真不是靠運氣。
他身上有一樣那個年代當兵的最缺的東西——硬邦邦的戰功。
他在那邊的升遷路,不是跪出來的,是一槍一炮打鬼子打出來的。
1937年淞滬戰場,他在上海灘跟鬼子死磕。
槍炮不如人,人頭沒人家多,但他腦子活,利用地形跟鬼子周旋,愣是崩掉了對方幾顆牙。
1938年臺兒莊,那是真刀真槍的血戰。
侯鏡如守陣地,打到最懸的時候,他沒往后縮,反而帶頭沖鋒,不光把陣地守住了,還繳了一大堆戰利品。
1941年往山東進發,跟友軍打配合,一口氣吃掉了幾千號偽軍。
正是這些實打實的硬仗,讓蔣介石高看一眼,1943年就把他提拔成了九十二軍的老大。
蔣介石用人就看兩點,“黃埔自己人”和“能打仗”,這兩樣侯鏡如全占了。
可也就是因為他在抗日戰場上的這份“純粹”,讓他對國民黨內部那些烏煙瘴氣的爛事看得更透。
一個真心想救國的漢子,看著上面那些人的做派,心里的天平哪能不歪?
所以說,1947年跟周恩來的那次見面,看著是巧合,其實是侯鏡如心里那團火沒滅,早晚得回家的必然。
那是他給自己的后半輩子,挑的一條“窄路”。
新中國成立后,侯鏡如回到了北京。
直到這會兒,他的身份才算徹底轉過來了。
從國民黨中將變身為新中國的建設者,這個彎,他轉得特別穩。
1955年,他進了民革。
后面的日子里,他當過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
哪怕歲數大了,他也閑不住。
1983年,81歲高齡的侯鏡如,動身去了趟香港。
這時候的他,早就不用證明什么了。
但他還是住在兒子家里,悄悄地串門,把大陸這邊盼著統一的心思遞過去。
這其實又是他人生里的一次“下注”。
憑他的資歷和歲數,完全可以在北京享清福。
但他非要去香港,是因為他心里清楚,自己這張老臉還有用——他是黃埔一期的大師兄,在海峽對面,有不少當年的老同學、老部下。
他說的話,那邊的人聽得進去。
這種對自己“剩余價值”的壓榨,是他這輩子最后一次為國家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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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細節值得一說,侯鏡如不光自己路走得正,教孩子也沒含糊。
他的兒子侯伯宇,沒走當官帶兵的老路,而是一頭扎進了物理堆里。
后來成了西北大學的博導,甚至搞出了那個響當當的“侯氏理論”。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能把孩子培養成頂尖的大科學家,說明侯鏡如的家風里,一直供著“知識”和“道理”這兩尊神。
這跟他自己當年出身窮苦,卻咬牙苦讀考上留美預備學校的那股勁頭,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1902年出生在河南的破草房,1924年考黃埔,1927年斷線,1947年歸隊,1994年長眠八寶山。
侯鏡如這一生,就像畫了一個大圓圈。
起點是一腔熱血的青年,終點是功勞滿身的老人。
中間那段漫長的、曲折的、穿著國民黨軍裝的日子,看著像是跑偏了,其實那是他在那個身不由己的世道里,替國家攢家底、打外敵的另一種活法。
周恩來當年說得太對了:“斷了線不是你的錯,是那個時代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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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侯鏡如做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在歷史給了個改錯機會的時候,他一把抓住了,死都沒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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