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俏：當你凝視自己，也望見了宇宙的輪廓丨光華@破五

丙午馬年在立春之后踏云而來。清晨，太陽升起。初春漫長的陽光慷慨無度傾灑在二月的街道、田野、遠處的山巒。歲月寧靜，空氣澄澈，提前綻放的花朵一樹一樹地開。在這光芒和寂靜里，世界嶄新如初。

“春天不承諾任何東西，它不提供任何保證。它只是來了，以它這種特有的、不可阻攔的方式”（卡爾·奧韋·克瑙斯高）。我們正進入一個盛行各種增長敘事的時代。面對生產率增長不足這一全球性挑戰，技術革命尤其是AI革命帶來的生產率增長的各種可能性，儼然已成為這個時代最為宏大的敘事。“增長并非源于既有產業的量的擴張，而在于技術更新引發的結構重組。每一次創新都意味著新舊生產方式的更替”、“創新既是增長的引擎，也是結構變遷的根源”。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非常合時宜地將一半部分授予“通過建立內生增長模型，解釋了創新如何在競爭中不斷替代舊技術、推動生產率提升”的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如果歷史教給我們什么，那就是掌握材料的人定義了時代”，在最近一段時間火爆全球的博文《蒸汽、鋼鐵與無限心智》（Steam,Steel,and Infinite Minds）中，Notion創始人Ivan Zhao這么寫道。他把人工智能代理（AI Agents）定義為知識經濟時代最重要的材料，隱喻其重要性相當于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蒸汽機或是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鋼鐵。基于他的設想，當人類繁忙的工作可以由不眠不休的無限心智來完成時，這場由技術革命驅動的經濟增長范式革命將徹底喚醒長期飽受“增長不足”（inadequate growth）困擾的全球經濟。

技術革命的宏大敘事下，一個“K型分化”的時代已然出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層面，K型分化指的是人群或市場中不同部分朝相反方向發展、形成兩極分化態勢的現象：高收入群體、科技巨頭、金融資產持有者得益于技術變革，系馬高樓、意氣風發，消費和投資日益活躍（上行分支）；中低收入群體、傳統行業從業者、部分中小企業則面臨競爭日益加劇的壓力和收入停滯的挑戰，舉步維艱，要么選擇遠遁，要么隱入塵埃（下行分支）。在對技術熱烈崇拜和對效率炙熱追求的時代敘事里，微觀即宏觀（Micro is macro）——少數部門和少數企業（AI領域和科技巨頭）的投融資變化成為關鍵的宏觀變量，直接影響甚至決定全球經濟增長的前景。

這個“技術造神”的敘事是如此宏大，仿佛全要素生產率的躍升近在咫尺、增長的終極答案已然浮現。然而，當我們在技術的星辰大海中抬頭環顧煙火人間，卻發現那些微觀個體的困惑與茫然始終未散——“內卷”與“躺平”依舊交織；轉型焦慮彌漫空中；低迷的消費既折射出預期的孱弱，更反映了收入的桎梏……奔波生活的男人和女人背后，在略顯疲憊的神情和偶爾的嘆息之下，總有另一個故事，它與宏大敘事之間，那種分化就像K型的上、下行分支……

微觀（其實是微觀的極小一部分）即宏觀，是否說明現行經濟增長模式的底層邏輯出了問題？仰望星空并非為了逃離地球，而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地球上的問題。如果技術不關心人的境況（human conditions），如果創新不能改善人們生活、提升人類福祉，那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1987年《紐約時報書評》的文章中所提出的計算機時代的“索洛生產率悖論”是否會在人工智能時代重演：AI無處不在，卻唯獨不在宏觀統計數據中？

“沒有什么比正確地回答錯誤的問題更危險的”（德魯克）。技術高歌猛進之時，我們更需要思考增長的終極目標和最終意義——如果效率公式、AI算法、具身智能等不能轉化為普通人的福祉，賦予他們尊嚴，如果產業的升級不能帶來收入的提升，那么技術進步終究只是一場自說自話、自以為是的狂歡，這樣的“增長”，其價值和正當性何在？應該說，我們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候都需要一種新的、基于人本主義的增長，把人放置在發展的中心，從個人尊嚴出發，通過持續對增長速度和形態的批判反思、審美判斷、拓展思考，將對增長價值及意義的探索深深嵌入“急于擁抱增長”的此時、此地、此世，努力挖掘出增長最好的模樣。而這背后蘊含的價值理性和倫理擔當，呼應著偉大的天文學家、思想者卡爾·薩根（Carl Sagan）若干年前關于人和宇宙關系的哲思：“你我皆為星辰之子，每一個細胞都書寫著整個宇宙的歷史，當你凝視自己，也望見了宇宙的輪廓”（卡爾·薩根，《宇宙》）。

把人放置在發展的中心，我們需要跳出傳統增長思維的約束，改變我們業已習慣的增長語言。當大面積行業出現產能過剩、激烈的市場競爭帶來產品價格持續下滑、傳統基建和產業投資進入大周期尾聲、“投資于物”的邊際效應開始遞減時，我們必須將“投資于物”與“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將實物量的價值創造（生產）和貨幣量的價值實現（消費）協調起來，既關心技術的星辰大海，也關心細微瑣碎的人間煙火。當虛擬世界的邊際成本趨近于零時，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這個有著45億年生命的物理世界里最稀缺的資源——人——的價值就應該更為珍貴。

構建一種基于人本主義的新增長范式，我們需要深刻理解“投資于人”的意義。無疑，全要素生產率是提升增長的核心密鑰。提升生產率需要技術革命性突破，也需要資源配置效率持續改善，兩者背后都是“投資”。我們需要認識到，人，既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最活躍的要素，也是增長最終的價值歸依。 當我們找尋生產率增長的來源時，不僅應該看到芯片、云平臺、大模型、具身智能等技術變革帶來的增長空間，更要看到那些被折疊在城鄉二元結構中未能釋放的潛力——2.55億城鎮常住人口沒有戶籍，無法享受平等公共服務；農業就業人口占比高達22.8%，卻只創造7.1%的GDP（2024年），這些折射出的不僅是公平問題，更是效率問題。“投資于人”，因此是發展理念和政策認知的一次躍遷，它意味著：投向教育、醫療、生育支持、農村養老、公共服務均等化等的資金，不僅僅是“支出”（spending），更是具有高回報率的投資（investment）。

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率偏低是“投資于人”不足的直接佐證。造成我國居民消費問題最大的底層原因是“低價格—低利潤—低收入”的結構性循環。中國強大的產能帶來了實物產出和實物消費量的相對充足：在人均蛋白質攝取量上，中國已超過美國與日本，達到美國的1.06倍、日本的1.37倍；我國人均蔬菜消費量更是美國的3.24倍、日本的3.54倍；新能源車的人均擁有量更是美國的1.66倍——在“物”的層面，我國人均實物量的消費大幅超過全球平均。但體現在貨幣價值層面，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卻不足40%，遠低于56%的全球平均。這種以貨幣價值量計算的居民消費與以實物量統計的居民消費之間的巨大反差，被稱為“中國居民消費率之謎”。為何會有這種反差？低價擠壓了利潤，利潤限制了收入，收入又制約了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企業在規模擴張的慣性中高強度“內卷”，勞動者報酬難以提升，最終，生產端的效率進步并未完整傳導為生活端的福祉改善——這背后，是增長目的與增長手段的錯位。

打破“低價格—低利潤—低收入”結構性循環，我們亟需改變衡量、評價、考核增長的指標體系。投資低效、產能過剩、行業內卷等問題，大多與重復投資密切相關，根源是GDP導向的政績錦標賽。我們能否在地方政府層面，將GDP核算從生產法改為收入法，以勞動者報酬、企業盈利等為核心核算指標并公開數據？這一調整能引導地方政府更關注居民收入、企業效益，消費增長、公共服務水平等衡量增長質量的指標，真正踐行“投資于人”。

我們需要果斷推出創新政策工具和改革舉措。更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要用于“投資于物”，也要用于普惠性轉移支付、生育補貼、養老金提升；貨幣政策不僅要支持大企業投融資，更要通過結構性降息支持吸納了80%的就業且最貼近消費終端的中小微企業，同時幫助修復居民資產負債表；我們需要果斷出臺改革舉措，通過創新實踐，推動房地產市場企穩回升——例如，成立國家級或是地方政府層面的母基金，加上市場機構的參與和政策性金融機構提供的融資，直接收購存量商品房，將其轉為租賃住房，培育成熟之后通過公募REITs或機構間REITs退出，以緩解房地產供需的結構性錯配，推動租購并舉的房地產新發展模式的形成。

我們需要多路徑拓寬增收渠道，大幅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推出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增加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占比、強化財政轉移支付的惠民生導向、做好兜底的同時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升財產性收入占比，具體舉措包括完善農村“土地三權”市場化退出機制，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優化資本市場回報機制，提升上市公司質量，為投資者提供穩定收益；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讓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落戶并享受均等公共服務，提升其人力資本，夯實長期增收基礎，等等。

我們需要實施更大力度的反內卷政策并推動企業大出海。通過反內卷，推動企業從規模擴張、低價競爭，轉向質量提升、效率優先、創新驅動——企業利潤改善后，可將更多資源投入技術研發與勞動者報酬提升，長遠形成“合理價格-適度利潤-穩步增收”的良性循環；通過企業大出海，有效對沖國內激烈競爭帶來的利潤擠壓，為價格提升、利潤增長與勞動者增收創造空間。令人欣喜的是，中國企業出海的價值主張正深刻轉變：從簡單產品出口轉向全價值鏈布局；從規模擴張轉向價值創造與管理升級；從粗放增長轉向數智化、綠色化的融合發展；從“走出去”的交易思維轉向“走進去”的投資思維……

在實現增長的旅程中，我們既要葆有探索浩瀚星辰的勇氣，更要擁有關心煙火人間的道德自覺；不在傲慢征服或低微俯首中進行選擇，而是以謙遜的姿態保持認知的開放，引導技術發展和效率提升走向與增長價值和意義相容的方向。

“閃亮地生活，寫一首詩，前行，增加大地的寬廣”（阿多尼斯）。新的一年，讓我們微笑問候并祝福彼此，“在這廣袤的空間和無限的時間中，能夠與你共享同一顆行星和同一段時光，是我的榮幸”（卡爾·薩根）。

你好，2026！

丙午正月初五于北京海淀頤和園路5號院

劉俏，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中國資本市場學會副會長、金融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十四五”、“十五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2017年《中國新聞周刊》“影響中國”年度經濟學家。在公司金融、實證資產定價、市場微觀結構與中國經濟研究等方面擁有眾多著述，其最新著作包括《我們熱愛的金融：重塑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金融》《從大到偉大2.0——重塑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基礎》《Corporate China 2.0: The Great Shakeup》與《Finance in Asia: Institutions, Regulation and Policy》。

來源|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排版| 李珅

編輯| 王小雅

審閱| 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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