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聚光燈下,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決絕姿態,宣告著英國外交戰略的根本性轉向:從長期依附的美國,堅定地轉向歐洲。這不僅是英國近數十年來在外交政策領域最為激進的一次洗牌,更是為了在一個美國全球影響力日漸式微的新格局中,重新錨定大不列顛的歷史坐標。
這一極具顛覆性的戰略轉向,不可避免地會在英國軍界——尤其是那些長期與美軍并肩作戰的特種部隊內部——引發陣陣不安的漣漪。斯塔默的這一決斷,標志著英國正式告別了作為美國“附庸國”的尷尬角色,也徹底擊碎了長期以來籠罩在英美兩國頭頂的“特殊關系”的美麗幻想。
當首相在慕尼黑的講臺上擲地有聲地宣稱:“沒有歐洲就沒有英國的安全,沒有英國就沒有歐洲的安全。這是歷史教訓,也是當今現實”時,他無疑勇敢地握住了那把前任們避之不及的帶刺荊棘。
他雖然在外交辭令上依然堅稱美國是不可或缺的盟友,但其潛臺詞卻更為深刻地強調:美國已不再是英國唯一的依靠,甚至在當下的變局中,華盛頓已不再算得上是一個絕對可靠的伙伴。
這一戰略覺醒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逐漸醞釀而成。回顧過往,英美關系并非始終處于如此失衡的狀態。
在冷戰落幕之前,英美兩國尚能維持一種相對平等的伙伴關系。這種關系雖然以著名的英、美、加、澳、新“五眼聯盟”情報共享機制為核心基石,但彼時的倫敦在國際舞臺上始終保持著強烈的戰略獨立性。
歷史的細節足以印證這一點:英國斷然拒絕了參與美國深陷泥潭的越南戰爭;而在1982年英國為了從阿根廷手中奪回福克蘭群島而爆發的馬島戰爭中,美國也幾乎冷眼旁觀,未提供任何實質性的軍事支持。
到了1992年,當美國以聯合國授權的名義,主導多國部隊對索馬里軍閥割據與饑荒危機進行武裝干預時,法國、土耳其、摩洛哥、巴基斯坦等眾多國家紛紛響應了這項看似崇高的使命,而唯獨英國選擇了置身事外。
一位時任駐華盛頓的英國防武官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過這種關系的虛偽本質:“所謂的‘特殊關系’,僅僅對我們而言是特殊的,對美國人來說卻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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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總是表現得彬彬有禮,看似在認真傾聽。但當我們會談結束、轉身離去之后,他們便會關上大門,把我們剛才所說的一切拋諸腦后。這種表象讓我們產生了一種自以為很重要的錯覺,但實際上,我們在他們眼中微不足道。”這位敏銳的軍官在英國盲目跟隨美國卷入伊拉克戰爭,以及隨后深陷阿富汗長達二十年災難泥潭之前,便做出了如此清醒的論斷。
事實證明,正是在被強行綁上伊拉克戰爭的戰車之后,英國軍隊開始逐漸淪為美軍的附屬單位。在隨后的十年所謂“全球反恐戰爭”中,由于英國國內軍費預算的持續緊縮,加之對美軍“支援裝備”的過度依賴,這種軍事上的從屬地位被徹底固化。
而在去年,隨著特朗普政府對這種關系的進一步降級,英國在過去80年間所奉行的、以依附美國為核心的國防既定認知,遭到了徹底的顛覆。
就在本周,保守黨后座議員、前國防特別委員會主席湯姆·圖根哈特在Substack平臺上發表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長期以來,英國的國防政策一直建立在四大虛幻的支柱之上:預設我們會無條件地自動支持美國;迷信北約作為終極安全保障者的絕對公信力;依賴長期國防規劃的穩定性;以及國內政壇將國防事務置于次要地位的所謂政治共識。僅僅在唐納德·特朗普重返白宮后的短短五十天內,這四大支柱便已然分崩離析,化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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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在軍事層面,英國的特種空勤團與特種舟艇團是目前英美兩軍中唯一能夠保持對等作戰水平的頂尖單位。美軍自然也擁有數量龐大的同級別特種部隊。
在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里,雙方在這一領域始終保持著極其緊密的血肉聯系。英國在美軍內部的崇高聲譽,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建立在這些精銳部隊的赫赫戰功之上。盡管英國整體缺乏美軍那種隨時可調用的海量專業裝備和先進戰機,但正是通過這種特種部隊層面的“特殊關系”,英國軍方才得以接觸并共享全球最頂尖的軍事資源。
一旦視線離開這層狹窄的精英光環,在更廣泛的常規軍事領域,英國從這種依附關系中獲得的紅利可謂微乎其微。在伊拉克戰場上,面對巴士拉和南部地區災難性的戰役局面,美軍甚至不得不分兵去解救深陷重圍的英軍部隊。在阿富汗南部極其險惡的赫爾曼德省,陷入苦戰、瀕臨崩潰的英軍部隊,同樣是依靠美軍緊急增援的3萬名海軍陸戰隊員才得以艱難脫險。
客觀而言,對美方來說,英軍的參與在政治和象征意義上頗具價值,前線的美軍士兵也由衷地贊賞英國將士那毫不退縮的英勇風范。但殘酷的現實是,從純粹的軍事作戰需求來看,英國軍隊對美軍而言絕非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只需對比一下雙方的硬實力差距便一目了然:現役總兵力僅約7.2萬人的英國陸軍,其規模甚至不足17.2萬人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一半。換言之,英國全軍現役兵力的總和,還比不上美軍一個單一兵種的數量。更何況,美國海軍陸戰隊還擁有自己專屬的龐大機隊、運輸機群、重型火炮以及兩棲艦艇,其獨立作戰能力與戰略自主性遠遠凌駕于英軍之上。美軍不僅兵力更為龐大,裝備更為精良,且全軍高度整合在同一個龐大而高效的戰爭機器體系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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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英國所面臨的最真實、最迫切的地緣威脅,毫無疑問來自俄羅斯。基于這一嚴峻的現實,英國理應將有限的軍事力量集中起來,致力于提升歐洲本土的整體軍事能力,并加深與歐洲大陸各國部隊的協同作戰水平。這才是符合英國國家利益的明智之舉。
首相斯塔默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我們早已不再是那個沉迷于‘脫歐’情緒中的英國。因為我們深刻地意識到,在危機四伏的時刻,如果選擇閉關自守、孤立于歐洲大陸之外,那無異于主動放棄我們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而我絕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他進一步闡明了新戰略的核心理念:“我所極力倡導的歐洲安全愿景以及增強歐洲戰略自主性的主張,絕非是在暗示美國應該撤離歐洲,而是為了全面響應國際社會關于‘分擔安全責任’的時代呼吁,從而重塑并強化那條曾經深刻惠及我們的跨大西洋紐帶。”
斯塔默敏銳地指出了癥結所在:為了真正擺脫對美制武器裝備的長期依賴,無論是歐洲大陸還是英國本身,都迫切需要加大對本國及區域內武器制造能力的戰略投資。迅速消除歐洲大陸各國在軍工領域普遍存在的重復建設問題,對于該地區更好地應對由特朗普所強加的“被動自主權”至關重要。當前,特朗普對格陵蘭島的輕率威脅,以及他對北約組織一貫表現出的蔑視態度,正如同無形的鞭子,迫使歐洲加快走向戰略自主的步伐。
當我們重新審視歐洲的軍事版圖時,英國的底氣依然存在。英國皇家海軍仍是歐洲首屈一指的海上力量,坐擁兩艘航空母艦和一支強大的核動力潛艇艦隊,其艦船總噸位甚至超過了德國、法國和意大利三國海軍的總和。雖然法國軍隊在陸軍規模上更為龐大,但英國卻擁有更多專注于高強度、快速部署作戰的精銳干預部隊。
歐洲東翼的軍事力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波蘭軍隊正處于極速擴張期,現役軍人已達約21.5萬,其軍備更新和擴充速度令世界矚目。土耳其更是北約內部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軍事強國,坐擁約44萬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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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作為一個深植于歐洲的傳統大國,如果英國軍隊能夠更直接、更深度地參與到歐洲大陸的防務架構中,它將獲得一個絕佳的歷史機遇:在應對克里姆林宮真實而迫在眉睫的軍事威脅,以及處理莫斯科已在歐洲各地廣泛展開的“灰色地帶”混合戰爭時,英國完全有能力成為這一平等的歐洲防務合作體系中的核心領頭羊。
毫無疑問,烏克蘭那支擁有80多萬久經沙場考驗的退伍軍人隊伍,以及基輔在戰火中快速催生并蓬勃發展的本土軍工產業,未來也必將成為這一宏大歐洲安全架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拼圖。
正如基爾·斯塔默爵士所展望的那樣:“我們極其渴望將英國在國防科技、尖端科學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的領導地位,與歐洲的整體實力進行深度融合。我們的目標是實現戰略力量的幾何級數倍增,并在整個歐洲大陸范圍內建立起一個高度共享的工業基礎,從而為歐洲的國防生產注入強勁而持久的動力。”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特朗普一直堅稱這正是他所“期待”看到的歐洲。但可以預見的是,當一個真正獨立自主、不再唯華盛頓馬首是瞻的強大歐洲開始啟動這一歷史進程時,美國在跨大西洋乃至全球的霸權實力,必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實質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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