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85歲的柴玉吉老人被活活餓死在家中,胃里僅剩下些雞飼料的殘渣。
這一幕令人心碎,法醫在鑒定時都忍不住淚流滿面。
柴玉吉膝下有四個兒子,每個都已成家立業,按理說,他們應該是母親晚年的依靠。
而這四個兒子卻視母親如累贅,任由她在孤獨與饑餓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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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讓他們對自己的親生母親如此狠心?
養兒真的防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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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往回撥到2009年春天,北京通州張辛莊村。
那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村子,村口幾棵樹,幾排平房,外地人路過根本不會多看一眼。
真正讓這個地方被全國記住的,是2009年4月9日那一天。
村里人先是聞到一股說不上來的臭味,不是垃圾味、也不是牲口的騷味,而是那種讓人后脊梁發涼的腐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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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民警和村干部循著味道找到一間斷電已久的舊屋,踹開門時,屋里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只能隱約看到床角縮著一團東西。
等人把窗戶扒開,光線照進來,才發現那不是被子,而是一具蜷縮成一團、干癟發黑的尸體——85歲的柴玉吉。
這具尸體幾乎已經脫水,皮緊緊包在骨頭上,像一張皺巴巴的舊牛皮。
家具上落著厚厚的灰,墻皮斑駁,屋里沒有任何新鮮飯菜的痕跡,只有一袋殘破的雞飼料躺在床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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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把遺體運走做解剖,結果把在場的人都震住了。
胃里沒有一粒米、一點菜,空空如也,只在胃壁上刮出些許黃褐色粉末。
化驗報告寫得很清楚,那是雞飼料殘渣。
也就是說,這位85歲的老人,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餓到只能抓床頭給雞吃的飼料往嘴里塞。
再往前推算,她已經至少十五天沒正常進食,死因是嚴重營養不良引發的多器官衰竭,說白了,就是在北京城邊上,活活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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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扎心的是,她并不是孤苦伶仃的無兒無女,而是在村里曾被人羨慕地叫作“五子登科”的“有福氣人”。
她有五個兒子:程一民、一田、一平、一石、一禾。
在過去的農村觀念里,兒孫滿堂是最大的福報,誰家有五個兒子的,逢年過節都是被羨慕的對象。
可最后,她卻死在一間危房里,半個月沒人問津,直到尸體腐爛的氣味沖破了兒子的冷漠,才有機會被人發現,這不是意外,是一場被所有親人默許的慢性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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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調查時,四個還在世的兒子各有說辭。
有人說“以為別人送飯了”,有人說“那幾天正好忙”,還有人干脆把責任推給兄弟媳婦。
可無論說法多花哨,時間線擺在那里。
十五天,沒人進屋看她一眼,沒人確認她到底吃沒吃東西,連打個電話問候都沒有。
那個所謂“輪流贍養”的安排,也就成了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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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有制度、有順序,實際上誰都可以借著“還沒輪到我”的借口心安理得地裝聾作啞。
對這家人來說,那間屋不是養老的地方,是他們集體逃避責任、安放“累贅”的角落。
門一關,就當這人不存在。
直到尸體腐爛,味道穿透了墻壁,才把他們從自我麻醉中拽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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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懂這樁悲劇有多冷血,不能只盯著死亡那半個月,要把鏡頭往前推幾十年。
柴玉吉1927年出生在天津一個殷實人家,按當時說法,是“有錢人家的閨女”。
年輕時她不是那種只會繡花的大家閨秀,而是受新思想影響,跑去做地下情報工作,給革命送情報、傳東西,干的是隨時可能掉腦袋的事。
抗戰和解放戰爭中,她跟著大部隊輾轉,環境一窮二白,天天跟饑餓和危險打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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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家里帶出來的金銀首飾,本來可以讓她躲在后方過舒服日子,但她一件件典當換成糧食,只為給剛出生的長子程一民多熬一碗粥。
新中國成立后,她和丈夫被分配回北京通州,在地里刨食、參加集體生產,日子談不上富裕,但踏實。
她身體底子不算好,卻連著生下五個兒子,在當時是妥妥的“多子多福”代表。
三年自然災害那會兒,全村人都在挨餓,她和丈夫跑遠處討飯、挖野菜、剝樹皮,自己餓得眼睛發昏,也要先把飯推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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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她白天干活,晚上給孩子們縫衣服、熬藥,小病小痛都是硬扛。
等孩子們漸漸長大,她又開始操心他們蓋房、娶媳婦,借錢也好、打短工也好,能往兒子那邊挪的都挪過去。
村里人都知道,這家兒子能有今天的家底,有多大一部分是老娘這輩子一磚一瓦攢出來的。
老伴去世后,她一個人撐著這個家,把自己當成最后的頂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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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腿腳已經不靈便了,還會主動去幫兒孫看孩子、做飯,能出一點力就出一點,生怕給人添麻煩。
在很多老人身上,你都能看到類似的路徑。
年輕時撐家,中年時拉扯兒女,老年時繼續當“保姆”,直到身體徹底耗空。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當她終于開始需要人照顧時,這個曾經靠她活下來的家庭,并沒有把她當成功臣,而是迅速算起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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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她已經不是“付出”的那一方,而是會“吃飯、看病、花錢”的那一方。
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2006年。
原本最貼心、也最愿意照顧她的老五因病去世。
老五是幾個兄弟中相對孝順的,主動接過了照料老人這個“麻煩活”。
他沒了之后,這個“責任”就沒人愿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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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大兒子一商量,想出了個看上去“很公平”的辦法:輪流贍養,每人三個月,每月14號交接。
聽著有條有理,實際上卻是一份冷冰冰的利益協議。
誰都不愿多養一天,誰都盯著別人是不是少出了一頓飯錢。
所謂“輪流”,骨子里就是“輪流踢皮球”。
每個月的14號,本應是家庭團聚、噓寒問暖的節點,卻變成了老人心中的鬼門關。
那一天,她要提著破舊的包袱,從一個兒子家被送到另一個兒子家,像一件被傳來傳去的舊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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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家的媳婦臉色好哪家的孩子喊聲甜,完全取決于這位老人還能不能帶來一點實惠,比如那點退休金、宅基地名下的房子有沒有寫上他們家名。
一次次無奈的搬遷、一回回在兒子和兒媳眼神里看到的不耐煩和冷漠,足以把一個人心里最后一點尊嚴磨光。
到后來,連這個“輪流”都成了擺設,她被扔進危房,成了誰都懶得管的“影子”。
從年輕時拿命去拼、到中年時砸鍋賣鐵供兒子成家,再到老年時被當成負擔甩來甩去,柴玉吉這一生,像極了一根被用到盡頭、最后被丟進垃圾桶的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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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曝光后,媒體一度蜂擁而至,張辛莊村成了全國關注的焦點。
那幾年,“啃老”“棄老”“養老難”這些詞正在公共話語里冒頭,這起“餓死親娘案”更是像一記悶錘敲在所有人心上。
原來在北京邊上,一個有兒有孫的老人,真能被餓到只能吃雞飼料,最后孤零零死在床上。
案子偵查了幾年,直到2012年才正式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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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根據事實和證據,認定幾名涉案兒子在明知母親年老多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情況下,長期不履行贍養義務,最終導致死亡,構成遺棄罪。
幾個人被分別判處三年有期徒刑。
但被告席上的兒子們,卻更多是在低頭、小聲嘀咕,彼此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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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說“主要是他負責那段時間”,那個說“我以為已經送過飯了”,還有人嘴上承認“確實有錯”,表情里卻看不到真心的悔意,更多的是對“自己怎么會倒這么大霉”的不甘。
他們在乎的是會被判幾年、出來以后會不會丟面子,卻很少有人真正在乎,母親是怎么熬過那15天,是怎么一口口把飼料嚼進嘴里的。
三年刑期,從法律角度看,已經是當時遺棄罪檔次里比較重的處罰了。
可對很多普通人來說,這遠遠不夠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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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用幾十年把兒子養大,換來的卻是被餓死在自己家中,肇事者只用三年時間就能“洗白”重新做人,這公平嗎?
法律的答案是,刑法只能處理行為的底線,不能替人補上早就缺失的良心。
刑滿釋放后,這幾個兒子回到村里,迎接他們的不是掌聲,而是躲閃的目光和背后的指指點點。
村民會在背后叫他們“餓娘的”“不孝子”,有人見著他們掉頭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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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社會性羞辱可能會伴隨他們一輩子,但也有人慢慢麻木,學會在心里給自己找借口:“那時候大家都困難”“兄弟多矛盾難免”“老人自己不愿意去我家……”
人一旦開始這么自我安慰,真正的反省就無從談起。
我們習慣說“養兒防老”,仿佛只要生得多,將來就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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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實給了一個赤裸裸的反例,當家庭關系完全被錢、房產、面子這些東西主導時,多生幾個,只是多幾個算計的參與者。
法律可以規定子女必須贍養父母,可以對極端棄養老人行為判刑,卻不能強迫一個人真心心疼自己的親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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