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氣香甜女”楊舒平，已被美國驅逐出境，如今回國下場大快人心

2017年5月21日，馬里蘭大學為畢業生們舉辦了專屬畢業典禮，現場氣氛熱烈，楊舒平來自中國云南昆明，她憑借優秀的表現當選學生代表，在典禮上完成了發言。

但她一開口就把“第一次到美國呼吸空氣”說得特別夸張，強調美國空氣“清新香甜”，還暗示這種體驗在她過去的生活里很稀缺。

接著她把話題轉到中國，說自己在國內每天出門都得戴口罩，不然會生病，還說來美國前準備了好幾只口罩，到了美國才發現“用不上”。

這些說法明顯是在迎合現場某些刻板印象，用“踩中國、捧美國”的方式制造效果，問題是，她舉的例子根本站不住。

昆明這座城市，有個別稱叫“春城”。四季如春，氣候宜人，空氣優良率常年維持在98.7%左右。這不是什么宣傳口號，而是實打實的監測數據。

楊舒平就出生在這里。父母都是體制內職工，家境優渥，九十年代就能請得起保姆。她從小學業優異，一路順風順水，最終拿到公費留學資格，被馬里蘭大學錄取。

按理說，這是一個標準的“別人家孩子”的劇本，但她站在畢業典禮的講臺上，對著全世界說：我的家鄉空氣糟糕，出門不戴口罩就會生病。

昆明人聽到這話，大概會覺得荒誕。這座城市的空氣質量，放在全國都是第一梯隊。而2017年的美國呢？多個城市空氣污染嚴重，因污染致死的案例并不罕見。

她把黑的說成白的，把白的說成黑的。答案其實不復雜：她在討好。她以為，只要把中國描述得足夠糟糕，就能讓美國人覺得她“覺醒”了、“脫離”了、“值得接納”了，這是一種古老的投機邏輯，用尊嚴換前程。

她低估了一件事：西方職場最看重的東西之一，叫契約精神，畢業后，她開始向美國大型企業投遞簡歷。結果呢？全部石沉大海。

有一次，她好不容易獲得了一個面試機會。面試官看了她一眼，認出了她是誰。對方直接把話撂在桌面上：一個連自己祖國都能公開抹黑的人，誰敢相信你不會泄露公司機密？

這話聽著刺耳，但邏輯無懈可擊，大企業不敢用她，小企業呢？同樣不敢。信息時代，“黑歷史”無處可藏。哪個老板愿意因為雇了一個爭議人物，把自己公司拖進輿論漩渦？

她以為跪得夠低就能被接納，結果發現，跪姿本身就是一種風險信號。

第一重拒絕來自美國，疫情期間，美國經濟下行，就業市場收緊。楊舒平的收入徹底斷裂，簽證續簽也失敗了。她被驅逐出境。后來她試圖再次入境，被拒。

她在網上發泄，指責美國“冷血”、“背叛”，這畫面多少有些諷刺。當年她把美國的空氣夸成“香甜”，如今卻罵美國“冷血”。從舔狗到怨婦，角色轉換得如此絲滑。

第二重拒絕來自韓國，離開美國后，她不愿回國面對輿論，跑去韓國碰運氣。結果韓國企業同樣知道她是誰，全面拒絕錄用，國際職場對“立場投機者”的警惕，是跨國界的。

第三重拒絕來自中國，積蓄耗盡，她別無選擇，只能回到父母身邊。但國內企業同樣不愿意碰她，誰愿意因為一個人，讓公司背上“雇用辱華者”的標簽？

最終，她的家人給她改了名字。她深居簡出，偶爾接一些零散的翻譯工作，收入微薄，盡量避免外出。

有人可能會說：她只是說錯了話，代價是不是太大了？這個問題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

同樣是“走出去”，有些人選擇了另一條路。比如華為，在外部高壓下堅持研發，靠技術和供應鏈韌性贏得國際認可。沒有人要求他們“跪著”才能做生意。

楊舒平的問題不在于她“說錯了話”，而在于她的底層邏輯就是錯的。她以為尊嚴是可以交易的籌碼，貶低母國就能換來新世界的接納。

但真實世界的規則恰恰相反：越想在國際環境走得遠，越需要讓人相信你有原則、守規則、講擔當。一個把根切斷的人，到哪里都難以獲得真正的尊重，尊嚴不是發展的阻礙，而是信任的基礎。

而昆明呢？那座她當年嫌棄的城市，空氣優良率依然是98.7%，依然是無數人向往的春城。

她以為自己逃離的是糟糕的空氣，八年過去，她終于發現，真正讓她窒息的，從來不是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