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專家罕見達成一致：一旦臺灣回歸中國，美國可能就剩1條路可走

一旦未來中國臺灣回歸，美國就基本上只剩下一條路可以走，即“最好什么都不要做。”

這是美國專家弗朗茨·蓋爾就中國臺灣議題，提出的屬于自己的意見。

在蓋爾看來，中國臺灣問題，根本就不是美國國會強調的那樣，是屬于“意識形態的爭議”，而是中華民族長達七十多年來，一直未能彌合的傷口，是中國的底線與紅線。

可是，長期以來，美國卻一直試圖干涉中國臺灣回歸，蓋爾認為，“這只會激發14億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

正是基于這樣的分析，蓋爾才認為，在中國臺灣問題上，美國只剩一條路可以走，這條路就是，“最好什么都不要做。”

值得注意的是，弗朗茨·蓋爾的觀點，正得到越來越多美國專家的支持，甚至得到了美國官方的呼應。

去年12月，白宮簽下了11.1億美元的對臺軍售。

新聞稿照例提“支持防務”“強化威懾”，但五角大樓卻沒人再把“必勝”這個詞掛在嘴邊，這份軍售在圈內被直接稱成“無法兌現的支票”。

什么意思？賬面上是導彈、雷達、彈藥，項目名目一個不少，可真要動手，這些裝備能不能安全送到臺灣、能撐多久，連寫報告的人都心里沒底。

補給線橫跨太平洋，第一島鏈到第二島鏈之間隨時可能變成高危戰區，一旦解放軍封鎖、打擊海空通道，這紙面上的軍售可能連碼頭都靠不了。

可它還是得簽，因為國會需要告訴選民：“我們在做事”；臺當局也得拿到一份“美國仍然支持我們”的象征性收據。

政治上必須有個姿態，哪怕軍事上已經知道這張支票難以兌現。

真正讓決策層睡不好覺的，不是這點軍售規模，而是過去一整個冬天堆在桌上的研究報告。

蘭德公司、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布魯金斯學會，這三家平時觀點常常互相抬杠的智庫，這次罕見地站到一塊：不管是打持久戰、打速決戰，還是只打有限沖突，干預臺海的綜合成本都已經高過美國政治和社會能夠承受的上線。

換句話說，哪種劇本都不劃算。

以前的目標是“阻止改變”，現在退成了“別讓局勢失控”。

這當中的落差，就是華盛頓實際心態的變化。

嘴上還會說“我們支持臺灣自我防衛”，但底線卻變成了：“不要被你拖下水，不要逼我們表態到無法回頭。”

軍售成了遮羞布，聲明成了表演，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那些用彈藥消耗率、士兵疲勞極限、后勤日消耗噸位堆出來的冷冰冰數字。

華盛頓不是不知道臺當局在期待什么，而是越來越清楚：答應的越多，將來明著拒絕的那一刻就越難看。

與其把話說死，不如用沉默和模糊把自己包起來。

兵棋推演把很多原本抽象的“代價”，變成了可以寫在紙上的數字。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過去一年里做了二十多輪高精度推演，模擬了不同天氣、不同出動節奏、不同援助規模下的各種戰況。

最樂觀的版本都很不好看，就算日本把“出云”級全拉上來、臺灣所有F-16V和雄風-3一股腦打光，美軍也要至少賠上兩艘航母戰斗群的核心艦只，換的是“勉強遏制進展”而不是“贏得勝利”。

兩艘航母的“永久損毀”，按他們的說法，不是修修補補能再出港，而是徹底報廢。

光船上官兵，粗略估計就要兩萬人級別的傷亡和失蹤。

做個對比：阿富汗整個二十年，美軍陣亡約2500人；臺海一仗，陣亡人數可能是阿富汗的八倍不止，還集中在短時間內發生。

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給這幅圖再壓上一層陰影。

2025年11月，63%的美國人反對在臺海沖突中動用軍事力量，年輕人里將近八成明確說“不”。

這意味著，哪怕白宮用盡宣傳機器，把話說得再冠冕堂皇，真到了寄送陣亡通知書的時候，社會情緒也很難被“捍衛民主”這種抽象口號安撫下來。

尤其是，美軍主力士兵大多出自中西部和南部的普通家庭，這些州里很多選民是在選舉里投給特朗普的鐵票倉。

對他們來說，“為了某個遙遠島嶼的戰略平衡而死”，恐怕遠不如“為了家園安全而戰”能被接受。

更大的炸彈埋在經濟賬里。

中國握著全球稀土供應的命門，如果真撕破臉斷供，美國不少軍工產品的生產線會立刻停擺。

戰斗機、導彈、雷達、潛艇聲吶都離不開稀土材料。

武器不是只靠技術圖紙和鋼鐵，少了這些關鍵原料，再漂亮的設計圖也只是紙上談兵。

芯片鏈的打擊更不用說，高端芯片短缺的后果不僅是iPhone漲價，而是航空、通信、金融系統遭遇系統性風險。

對美國普通人沖擊最大的，其實是農產品出口。

一旦中國這個最大買家關上大豆、玉米進口大門，中西部農場主馬上發現倉里堆滿賣不出去的糧食，銀行催款、保險拒賠，2018年貿易戰時那種“賣不出糧、領不到補貼”的場景會被放大好幾倍。

有人習慣用GDP總量比來給自己壯膽，說中美經濟還差著幾十個百分點。

但真正能撐戰爭的是制造業、基礎設施和社會承壓能力。

中國制造業占全球近三成，5G基站、高鐵網絡、電力系統遠比美國更密集、更現代。

再加上中國核武庫已經擴充到幾百枚級別，這決定了美軍不可能像1996年那樣，隨便開兩艘航母過去嚇唬一下就全身而退。

鷹派學者哈爾·布蘭茲本來是“前沿威懾”的代言人，過去主張把威懾線推到對方家門口，近兩年卻公開承認，當威懾的代價超過你想守住的東西本身價值時，這種威懾就是自我毀滅。

這個轉變背后，是一整代美國安全戰略圈對現實的遲到認清，不再是“想不想硬撐”的問題，而是“撐不撐得起”的問題。

2025年12月末，解放軍東部戰區搞了一次代號“正義使命—2025”的大規模演練，內容已經不再是單純的“飛越、繞島”，而是幾乎全景式模擬。

空中封鎖、海上攔截、占島控港、切斷航線、點名警告關鍵航運公司，整個戰區的聯動能力、反介入/區域拒止手段全部拿出來亮相。

按慣例，美國國務院應該跳出來“嚴重關切”，國防部應宣布增派艦機，國會議員要輪番上電視來上幾句。

但那一次，白宮選擇了另一種處理方式。

特朗普只在記者提問時輕描淡寫了一句，說“他們已經演習了二十年，我不擔心，我們關系很好”，然后話題就過去了。

沒有新一輪制裁，沒有臨時宣布“自由航行行動”，媒體上的聲音也比往年安靜。

這種“淡化處理”，其實背后有清晰邏輯。

臺海開戰時，美國真正能做的最好選擇，是“什么都不要做”。

他的理由很直接，一旦軍事介入，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會被徹底點燃，沖突很難控制在有限范圍內，而美國又沒有必勝把握，結果大概率是既付出巨大代價，又沒撈到實質好處。

當戰略家不再談理想，只談成本，當農場主的票倉壓力壓過了軍事冒險的沖動，華盛頓的選擇就越來越簡單：把話說得含糊，把動作做得有限。

對于臺海來說，真實的選擇題可能早就不在華盛頓手里，而在于誰能看懂這份沉默背后的意思，并據此重新調整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