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起，從仇視到大規模"援華"背后，日本人究竟有什么圖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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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他者”中國在日本視域中發生重大變化，面對東西方意識形態對立的冷戰態勢，“中國”之于日本，既是抗衡蘇聯現實威脅的有力“屏障”，又是鞏固西方陣營力量的制勝“籌碼”，由此可以逐步將“自由”“民主”理念滲透到中國的價值訴求之中。

1、“友好者”還是“威脅者”

1981年5月，鈴木善幸首相在美國明確表示，“我們希望見到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國家，希望見到中國繼續采取溫和與合作的態度，必須保持中國作為西方聯盟的一員”，并“通過經濟方面的援助把中國拉過來，使之成為向西方開放的國家”。

日本一部分戰略家認為，日本支持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有利于中國接受西方政治制度及意識形態，能夠促使中國走上西方的“民主自由”道路，這樣可以使中國“從力圖打破現狀的勢力，轉變為維持現狀的勢力”。

冷戰結束后，日本依然戴著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審視和觀察中國，推行所謂的“價值觀外交”，旨在圍堵和遏制中國。

1990年5月，防衛大學副教授村井友秀發表《新的中國“威脅”論》一文，從國力角度進行綜合分析，并將中國視為一個潛在的敵人，成為冷戰結束后宣揚“中國威脅論”的始作俑者。

該文指出：

“甲午戰爭后出現日本人蔑視中國的傾向，侵華戰爭失敗并受到譴責并未改變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優越感。今天，日本人那種‘先進的日本和落后的中國’的觀念，進一步發展成“富裕的日本和貧窮的中國’的意識。日本人的優越感越來越強。由于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和中國巨大的發展潛能，中國仍然是對日本形成威脅的重要國家。”

2002年11月，日本駐華大使阿南惟茂在中日關系史學會上闡釋“中國威脅論”的理由時說道：中國依舊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與西方國家在思想和價值觀方面存在差異，讓人有一種模糊的不透明感。

2007年1月，安倍晉三首相在施政演說中重申，日本應該與擁有同樣基本價值觀的國家加強合作，構筑開放和民主的亞洲，為世界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并再次強調進一步深化與印度、澳大利亞等國的經濟合作，擴大首腦交流。

安倍建立“價值觀同盟”的構想甫一提出，便遭到國內外的廣泛質疑，被認為是以倡導“共同價值觀”之名行構筑“對華包圍圈”之實。

日本學者對此批評道：

“當今世紀，以意識形態來劃分世界的冷戰時代已經結束。在國際關系被民族和宗教等多種復雜因素驅動的今天，仍以價值觀為基礎描繪的所謂‘自由與繁榮之弧’只能是一種虛幻。”

近代以來日本在亞洲具有獨特的優勢地位，戰后又效仿美國實行民主主義體制，因此在面對中國這一“他者”時，時常徒生基于制度優勢的無比自豪的“優越感”。具體體現在日本對華行動抉擇層面，就是敵視和蔑視的情感轉化為一系列對立的行動，中日兩國關系在無邦交狀態下艱難曲折前行。

隨著20世紀70年代初國際格局發生巨大轉變，中美關系解凍，中日復交實現，（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之后）基于陣營對壘意識的戰略思維方式，以及日本視中國為意識形態層面上的“對立者”的“他者”認知逐漸淡化；而隨著中日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日本視野中對中國的“對立者”的定位，也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逐步向“友好者”方向演進。

2、輕視與施舍

近代以來，中國淪為西洋列強的餌食，向世界暴露出軟弱的體質，所以日本對中國的尊敬消失，對中國的期待破滅。日本決心只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于是再一次拼命地學習外來文化，但這一次學習的對象則是西洋文化，尤其是科學技術，并朝著“和魂洋才”方向前進。

從這一刻起，“日本乃是先進國家”的意識被固定下來，其中之一是福澤諭吉倡導的“脫亞入歐”，在深層思想意識中，日本自認為不再屬于亞洲，而是歐美先進國家的一部分。另外，日本萌生一種情緒，認為最先進的“自我”乃是亞洲的領導人，后者的最后一個例子是“大東亞共榮圈”構想，這話說起來相當地矯揉造作，它由于日本的戰敗而結束，日本落入從零開始重新出發的窘境。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次年，也就是1950年，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發表了《1949年歷史學年報》，其中“東洋史、中國革命”一章寫道：

“中國革命的勝利已經是決定性的，中國革命的成功對世界形勢的影響不可估量，由此也將會展開新的亞細亞民族的歷史。中國民族歷經八十年——正確地說是十四年——針對日本侵略取得了英勇抗戰的勝利，我們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敗北，必須深刻反思為什么沒有直接地對中國革命形成正確而精準的認識。戰后日本的中國研究必須是人民的和民主的研究，必須在一個全新基礎上，創建出新的傳統。現代中國史就是貫穿了現在的中國革命的歷史，探究這一研究的本質，就是要給我們日本人的戰后民主主義運動提供指針。”

在戰后日本知識精英看來，中國并不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中國代表了新的民族解放力量。中國為什么取得了成功，或者說以農民為主的中國社會為什么能夠戰勝強大的帝國主義，而日本為什么在與西方列強的“抵抗”中敗北？這一問題，也成為戰后日本知識分子持續追索的一個根本問題。

日本評論家粕谷一希在戰后描述“日本的中國學”時指出：

“提到明治以后的東洋史學，以中國史學為核心，也包括了文學和哲學，呈現出多樣性。這一學問的頂峰，就是以京都大學為中心，自內藤湖南、狩野直喜開始的中國學傳統。與之對立的則是東京大學的漢文學，即武田泰淳、竹內好組織的中國文學研究，形成了一種否定過去傳統學風的風格。中國經歷了數千年的王朝更替，在近代史上遭遇了半殖民化的悲劇，但是傳統中國的研究者并沒有將波瀾起伏的近代中國作為研究對象，而且關注現實的中國人也不會去關心一下中國的傳統，就是這樣一種矛盾，到新中國成立后則更為顯著。而且，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中國看起來得以實現的時候，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不得不面對這一新的認識對象而開始了嘗試性的研究。”

對于日本而言，中國曾經是一個向自己輸出文章典籍的“文明母國”，曾經是一個遭受西方堅船利炮的沖擊而走向衰敗的“老大帝國”，曾經是一個落后于近代化的“停滯國家”，曾經是一個持續抵抗西方走上民族覺醒之路的“超近代國家”，曾經是一個未曾趕上時代浪潮的“貧窮國家”，曾經是一個不斷推進改革開放的“消費國家”。

在加藤嘉一看來，“這種‘想象中的中華’與‘現實中的中國’的反差，是日本人情緒化看待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這背后始終存在對一個對歷史認識的問題。

也就是說，很多日本人沒有明白，也沒有努力理解中國人為什么對日本如此憤怒。我想一是因為日本人對當代中國理解不深，另一方面是因為日本人對近現代史了解不足”。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和日本處于兩國關系史上罕有的倡導“中日友好”的“蜜月期”，中國這一“他者”在戰后日本國家認同建構過程中的作用主要體現為，日本作為西方發達國家的一員，對中國進行援助和幫扶，既可以凸顯日本融入西方的“先進性”，也可以通過對中國施以援手映襯中國作為東方代表的“落后性”，其間，可以有效地彰顯自身在亞洲區域的主體性和自豪感。

同時，日本之所以對中國的改革開放進行援助，一方面蘊含著自古以來日本對中華文化的迷戀與傾慕；另一方面也與近代以來日本“古典的亞細亞主義”理念一脈相承，通過推動亞洲區域合作增強與中國的“連帶感”和一體化意識，凸顯自身在亞洲區域的引領角色和主導作用。

此外，由于中國放棄戰爭賠償，日本對中國的這一大義之舉深表贊賞，且對中國懷有“歉疚感”和“同情心”，這一心理層面的積極對華友好認知，成為這一時期推動日本各界人士加強對華援助與友好合作的深層思想動因。

總之，日本視域中的中國這一“他者”，絕不僅僅是“對立”與“競爭”的客體，也包含“友好”與“合作”的側面，而這也與建構日本國家認同的核心議題息息相關。

3、日元貸款的背后

戰后日本視域中的“他者”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打上了鮮明的西方中心主義烙印，日本往往將中國視為落后的“東方”，導致其在審視和確立自我時不免具有優越感，在觀察和打量中國時又難以擺脫居高臨下的蔑視情感。

“日本在現代化過程中是以西方的普遍主義認識論來建構日本自身的特殊主義，這一過程中日本發展了一套‘東方的’東方主義認識論，在亞洲內建構自己的他者，并且原封不動地接受西方定義好的文明等級。”因此，日本基本上毫無批判地繼承了西方定義的“西方-東方”、“先進-落后”以及“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模式，日本也將這一思維模式運用到“自我”身份的確立以及與“他者”中國的區隔和界定上來。

大平正芳認為美國的“遏制”政策似乎并不妥當，日本人對中國的感情和美國人不同，有著作為鄰國的親切感，也有對戰爭時犯下錯誤的罪惡感。

1977年12月，大平出版了《風塵雜俎》。

這本書以“戰后的陰影”結尾：

“戰爭結束已有三十余年，但在國內大大小小的問題上仍然殘留著自虐意識的陰影，像這樣的國家除了我國以外已經很難見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依賴于充滿戰爭罪惡意識的自虐狀態，抑或是躲在避難所的狀態。時代要求我們積極參與到國際秩序中去，并且促進獨立且有主體性的國家的形成。”

大平聲稱力圖確立“新的主體性”，同時想要“在國際社會上名副其實地恢復成員國地位”。

大平正芳認為：

“中國與日本的關系，具有一種獨特的性質。兩國之間似近還遠，似遠還近，是一種微妙的關系。我國雖接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但日本又培育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因而，日中兩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在日本國內，歷來就存在著主張與中國保持真正友好關系的力量；反之，在某種意義上也存在著企圖在中國確立霸權的勢力。回顧戰后至今中日關系發展的歷史進程，這兩股勢力之間的較量從未停止過。只是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各種力量的消長，斗爭的表現形式不同罷了。”

據姬鵬飛回憶，大平正芳強調：

“日中友好合作關系是亞洲、西太洋地區穩定不可缺少的因素，即使是在遙遠的將來，不管遇到什么情況，日中兩國都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友好下去，并決定日本政府開始向中國提供日元貸款和無償援助，實現了中日兩國全面的經濟合作。”

大平認為，人們期待一個更加富裕的中國的出現，因為這與更加美好的世界相連，日本要與為實現現代化努力的中國積極合作。大平正芳最初下決心輔佐田中首相解決日中關系問題，不僅立足于日本人民的現實和長遠利益，而且預見到在迎接亞洲和太平洋時代以及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過程中中日友好合作所具有的重大意義。

大平認為，“日中關系不單單是日中兩國間的問題，它會對東南亞產生影響，進而對美蘇的世界戰略產生影響”，進一步“加深日中友好，對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基于這一認識，大平主張中日友好，并與“親臺派”勢力抵制中日復交的行動做斗爭，為推進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日復交開啟了兩國由對立轉向友好的進程，在此期間，田中角榮首相發揮了重要作用。

田中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正如明治以來百年歷史所昭示的那樣，對于我國而言，中國問題不僅僅是外交問題，一半是內政問題。歷代政權也有如此認識。我國政治混亂的原因可以說有大半歸于中國問題。在我擔任總理之后也是如此。中日問題還是應該更多地從內政問題的視角加以解決。當時適值美國開始認真探索轉變封鎖中國的政策。尼克松總統越過日本訪問中國，同時美國也推動了中國政策的巨大轉變。不過，這對日本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轉機。當時日本人處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狀態。但是，當時我已經本能地感覺到，無論從遠東的現實和中日兩國的歷史來看，實現邦交正常化的各種條件已經具備。”

田中進一步就恢復中日邦交的理由做了如下說明：“中日問題在日本與其說是外交問題，不如說是內政問題，它已成為自明治時代以來各屆內閣最為棘手的問題。中日問題得以解決，國內的混亂狀態就會消失。”

同時，日本作為發達國家和“自由民主”的國度，內心涌動著向中國輸出“自由和民主”的使命感，這也是推動日本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對中國進行扶植和幫助的重要心理資源。日本視域中形成的對“他者”中國或積極或消極的不同定位，依循日本自身的政治訴求而不斷調整。

日本政界人士認為，中國在經濟上不穩定容易導致政治動蕩，引起路線變化，也可能“倒向蘇聯”；中國的實力如更強一些，中蘇關系便可穩定在“不戰不和”和“長期對立”的狀態。這樣日本就可借中國鉗制蘇聯，抵御來自蘇聯的威脅。

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提供大規模日元貸款，正是基于這種安全層面的戰略考慮。

20世紀80年代，正是日本國力昌盛、在國際經濟舞臺上縱橫捭闔的時期，中國在日本政界人士眼中還是經濟落后、尚欠發達的國度，基于歷史的原因，認為“扶中國一把、送中國一程”也沒關系，因為中國和日本尚存在很大差距，日本認為中國要成為日本的競爭對手，至少也要在50年或100年以后，他們最喜歡聽的一句話是“今天的中國相當于明治時代的日本”，這一時期也很少聽到“中國威脅論”的論調。

中曾根康弘首相在處理中美日三邊關系時，十分重視首腦之間的友誼，在談到日本外交方略時指出：“我的外交方針是首先調整日韓關系；其次是和美國牢牢攜手，然后是建立同中國的善鄰友好關系。當時，我是以這個順序設想的，也明確地這樣提出過。”

他還同全斗煥、里根和中國領導人建立了密切的個人關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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