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女子全裸受訪：我敢看你們，你們敢看我嗎？

2011年1月，北京，50多家媒體的鏡頭前，一個女大學生全裸而立，冷靜地反問：“我敢看你們，你們敢看我嗎？”

攝像機沒有移開，社會目光無法回避。

事情從宜昌一間磚房開始，2007年深秋，村里遇到強拆，喇叭連續好幾天播通知，讓大家限期搬走。

王嫣蕓的奶奶拿著拆遷補償表在外面和人爭了很久，回到家后突然半邊身體動不了，倒在地上，送到醫院后，押金就要五千塊，奶奶身上只翻出四十七塊錢。

她那時十七歲，家里幾乎沒有能指望的人，父親早就失聯，電話一直打不通，母親改嫁去了別處，打過去也從來不接。

她只能自己扛起來，借來一輛舊自行車，帶著奶奶在醫院里來回跑，掛號、檢查、取藥，每一步都在花錢，她心里清楚自己根本掏不出這些費用。

為了維持生活和醫藥費，她開始到處打零工，她去工地附近發傳單，去婚慶公司穿玩偶服，去酒吧后廚洗盤子，還遇到過被人動手動腳的情況。

那段時間她還在讀高三，晚上兼職后往回趕，有一次摔壞了手機，沒錢修，從那以后連上課時間都只能靠同桌提醒才不至于錯過。

2009年夏天，她收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她是湖北省藝術類考生里唯一被錄取的人。

那張通知書她拿在手里站了很久，奶奶看不太懂內容，只是笑著點頭，她那天晚上躲起來哭了很久，心里既高興也害怕，因為她明白考上只是開始，接下來要面對的才是錢的問題。

到了北京，學費、住宿費、畫材費一筆接一筆，她很快發現自己根本沒有穩定的來源去承擔，她在校外畫室打掃衛生時，聽人提到可以做人體模特，一天五百塊，只要站著不動。

她為了錢還是去了，第一次脫衣服是在冬天，屋里有暖氣，她卻一直發冷，周圍全是盯著她的眼睛，沒有人說話，只在畫紙上畫線條。

她把那份錢領到手后沒多說一句，直接去藥店買了奶奶常吃的降壓藥，買了三盒，第二天就寄回宜昌。

她沒有解釋，也沒有停下來，反而拍得更直接，發得更徹底，外界越罵，她越像是要把事情推到極限，把自己放到最刺眼的位置。

2010年12月，北京798藝術區開了她的攝影展，名字叫《WHO AM I》，展出了一排作品，都是她自己的身體，展覽進行到第三天，學校方面介入，認定其中八張過于暴露，要求用黑布蓋住。

還有老師當面訓她，說不要以為掛上藝術的名頭就能沒有底線，她盯著那塊黑布，心里很冷，覺得自己被否定得干干凈凈，后來她在很多媒體面前赤身站出來，把抗議做到了公開場合。

這件事很快傳到家里，母親打電話哭著罵她，說她是不是瘋了，還問她還記不記得自己姓什么，父親也托人捎話，說她給家里丟盡臉。

學校隨后發公告，建議她休學自省，實際上就是讓她離開，輔導員也打來電話，說她可以選擇主動退學，學校不會公開處理。

那天下午，她把東西裝進兩個紙箱，離開宿舍就走了，門沒關，人也沒回頭，她從全省唯一被錄取的學生，到被學校勸退，只過了一年。

2011年春天，她和一個比她大二十二歲的畫家領了結婚證，有人問她為什么會選他，她只說他不追問過去，結婚后，她像消失了一樣，很少再出現在公眾視線。

丈夫會當著別人的面改她的草圖，對外還說是兩個人一起做的作品，她提出不滿，得到的回應卻是嘲諷，說她還想回去當靠脫衣出名的人，她在婚姻里沒有得到尊重，也沒有得到空間。

2016年深秋，她在凌晨辦完離婚手續，只帶了三件衣服，坐夜班火車回宜昌，回去后她才知道奶奶已經去世，葬禮她也沒趕上。

鄰居遞給她一個小布包，里面是一封奶奶留下的信，字寫得歪歪扭扭，大意是讓她好好畫畫，也要記得吃飯，天冷了多穿點，她看到這些字，手一直抖，站在那兒很久都邁不開步。

從那一年開始，她用回本名王嫣蕓，重新開社交賬號，她不再拍裸照，不再提展覽，也不回應外界追問，她把精力轉去做紀錄片，拍了《萬悟生》，內容講五位女性藝術家的生活和創作。

片子沒有配樂，也沒有刻意煽情，就是采訪和真實生活片段，有記者問她為什么作為導演卻不出鏡，她笑著說這次不需要靠脫衣服來讓人注意，內容本身就夠了。

現在她三十三歲，經歷過兩次婚姻，獨自帶著女兒生活在云南的一處小院里，她偶爾參加節目，也會為弱勢群體發聲。

有人問她會不會為當年的事覺得羞恥，她只說，當年太用力想讓世界看見自己，現在更想把自己看清楚，十幾年過去，她不再用身體去頂撞外界，也不再靠爭議去證明存在感，她把想說的話放進作品里，把日子過得更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