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完中國、又賣美國，雙面間諜高瞻，深造半生卻只認得錢

很多人以為，間諜都是信仰驅動，最起碼得“為國為民”。那是影視劇。現實里更常見的一種，是只認錢，而且誰給錢就替誰跑腿。

高瞻這個案子，特別典型。不是因為她多“高明”，恰恰相反，她的悲劇在于自以為聰明，結果把兩邊都得罪干凈，最后落得個兩國都不待見。

1960年，高瞻出生在江蘇南京，學生時代的她是眾人眼中的學霸，成績一路領先。

完成國內學業后，她遠赴美國深造，憑借出色的學術能力拿下了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

畢業后的高瞻順利留在美國工作，拿到了永久居留權，還和從事計算機行業的丈夫組建了家庭，生育了子女，定居在弗吉尼亞州的中產社區，這樣的履歷放在任何地方，都是標準的“成功移民”模板，安穩體面的生活幾乎觸手可及。

可高瞻并沒有珍惜這份安穩，她的思維里滿是算計，總想著用自己的學歷、跨境背景和人脈網絡換取更多利益，在她眼里，這些本該用于正當發展的資源，都成了可以變現的工具。

世紀之交時，兩岸關系復雜，情報需求頻繁流動，高瞻沒有直接接觸情報機關，而是找到了一條“中間路線”。

她通過在大陸的人脈獲取敏感資料，再轉交給香港某大學教授李少民，由李少民進一步轉交臺灣方面的“軍情局”，她雖然不是情報的直接生產者，卻成了關鍵的流通節點。

在高瞻看來，這些國家機密不是不能觸碰的紅線，而是一份份能兌換成報酬的商品，她覺得自己只是鏈條中的一環，風險已經被分散，只要能拿到錢就好，卻完全低估了這種行為的嚴重后果。

2001年，我國國家安全機關破獲了這起臺灣軍情局間諜案，核心人員李少民落網后，主動交代了完整的情報傳遞鏈條，高瞻的名字也隨之浮出水面。

彼時的她對此毫不知情，當年2月，她還帶著丈夫和5歲的兒子回國探親，在首都機場準備登機返程時，被國家安全機關依法攔截。

調查過程中發現，即便李少民已經被控制，高瞻仍在通過郵件繼續傳遞涉及大陸對臺政策等敏感內容，相關的電子數據與口供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她所謂“只是幫忙中轉、并不知情” 的辯解，在鐵證面前毫無說服力。

同年7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該案作出判決，認定高瞻犯間諜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案件發酵后，高瞻的丈夫返回美國，聯合當地媒體和部分非政府組織發起輿論造勢，刻意將這起刑事犯罪包裝成“政治事件”，把高瞻塑造成所謂“人權受害者”，試圖向中方施壓。

當時美國政府高層也介入其中，借該案干涉中國司法主權，綜合考慮中美關系大局與人道主義因素，高瞻最終以保外就醫的方式獲準返回美國，本以為這場風波就此落幕，可這只是她第二段悲劇的開始。

回到美國的高瞻并沒有吸取教訓，貪婪的本性讓她很快又走上了違法犯罪的道路。

美國聯邦調查局與國土安全調查部門經過深入調查證實，1998年至2001年間，高瞻就已經開始使用“蓋爾?海特”等虛假身份，注冊空殼公司，專門規避美國的監管規定，向中國輸送價值約150萬美元的敏感器材。

這些器材中包含可用于航空、雷達、武器火控系統的特種微型處理器，都屬于美國嚴格管控的戰略物資，未經許可嚴禁對外出口，而這些非法交易為高瞻帶來了數十萬美元的非法收益，她與丈夫還存在稅務違法問題。

2003年，美國司法機關突然對高瞻提起訴訟，罪名同樣指向危害國家安全，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法規。

面對完整的證據鏈條，高瞻當庭認罪，同意上繳非法所得并補繳稅款，最終被判處7個月監禁，她的丈夫也因逃稅罪獲刑。

為了博取同情、逃避重罰，高瞻在訴訟期間頻繁參與公開活動，發表不實言論，甚至刻意生育子女，試圖用家庭身份換取司法寬容。

美國司法部門最初曾作出不驅逐的承諾，但隨著國土安全部門介入，認定其行為嚴重威脅美國國家安全，態度徹底轉變。

2004年，高瞻刑滿釋放的當天，就被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拘留，啟動了遣返程序。

她多次向美國各級法院提起上訴，卻均被駁回，美國最高法院最終終結了她的司法救濟途徑。

至此，高瞻陷入了徹底的絕境，中國因她犯有間諜罪，依法拒絕其入境，美國則將其列為安全風險執意驅逐，她成了被兩國同時排斥的人，只能被困在移民拘留場所，進退兩難。

縱觀高瞻的人生軌跡，她的悲劇根源從來不是“運氣不好”，而是根深蒂固的投機心態與對規則的極度蔑視。

她擁有頂尖的學歷與跨國生活資源，卻不滿足于正當收入，把國家安全當成可以隨意交易的商品，在中國出賣情報牟利，在美國鉆技術管制的空子賺黑錢。

她錯誤地認為，大國博弈會成為自己的保護傘，高學歷能讓自己在灰色地帶左右逢源，卻忽略了最基本的道理：任何國家的核心安全利益都不容侵犯，法律不會為投機者開綠燈，所謂“左右逢源”，最終只會變成“兩邊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