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價彩禮、高離婚率、低生育率，問題到底出在哪？

天價彩禮、離婚率高、生育率下降，表面看是風氣壞了，實質是成本被“制度化”地抬上天。年輕人不是不想愛，是愛不起。

農村彩禮成本已到人均GDP的40倍到50倍。這是什么概念。基本等于一個人靠勞作要用“一輩子”去填坑。

婚姻還被切成了“細分市場”。

所謂頭婚市場彩禮約30萬，一般地方也要15萬到20萬。加上“要房子要車”，年輕人直接被擋在門外。

擋在門外會怎樣。市場會給你一個“替代品”，于是出現了所謂二婚市場，彩禮大概10萬左右。聽著像笑話，但背后其實是一個字。人，被當成了“商品”。

當婚姻變成交易，后果就不是“少結幾個婚”這么簡單。很多人結婚不是因為戀愛，而是迫于壓力去籌一大筆錢。

結婚后第一件事不是經營感情，而是還債。還債就會有矛盾。經濟壓力會把雞毛蒜皮放大成戰爭。

于是離婚不再是“極端事件”，而成了“可快速退出”的日常選擇。你甚至會看到春節前后“離婚排隊”的荒誕場面。

婚姻一不穩，生育就更別談。家庭不穩定就不愿生，出現丁克家庭。就算生一個，也不愿再要二胎，因為負擔太重。

更現實的是“男孩焦慮”被反轉了。以前是非要男孩，現在很多家庭一想到“家里有男孩將來結婚成本更高”，反而開始發怵。要是兩個男孩，父母壓力直接爆表。

問題到底出在哪？房地產資本的擴張，一路下沉到縣以下，甚至鄉鎮都在搞房地產。

為什么縣鄉也要拼命建樓？

因為房地產嚴重過剩，要填過去捅下的窟窿。溫鐵軍把鏈條說得很清楚，一個泡沫會帶出一串泡沫。房地產泡沫帶出金融泡沫，再帶出債務泡沫。

于是就出現了兩句關鍵詞。房地產金融化、房地產債務化。這些債，靠正常賣房很難消化。那怎么辦。就把公共資源當“引流工具”，硬把人往縣城里趕。

最典型的操作就是把教育資源集中到縣城。你想讓孩子上學，就得去縣里，最穩妥的辦法就是買房。醫療也類似，把醫療資源集中到城里，看病也得進城。

疫情之后很多人才重新意識到鄉村“缺醫少藥”，村里很多地方連像樣的醫療設施都沒有。可在此之前，資源集中這條路早就把農村逼成了“只能外流”。

而沿海勞動密集產業長期招工，只要最能干的那截“草尖”。企業喜歡招17、18歲到26、27歲這個“勞動最佳年齡段”。于是農村青年離土離鄉。

年輕人被抽走，孩子上學被抽走，老人看病被抽走。你再回頭看所謂“農村空心化”，它就不是“命運”，而是一步步被設計出來的結果。

關鍵在于，這些被抬高的成本，最后都會倒灌進婚姻家庭。房子、車子、教育、醫療，哪一樣不是“硬成本”。當你必須為這些買單，彩禮就會跟著被抬。

這是一個連鎖反應。因為制度成本不斷加重，倒推彩禮不斷上推，最后演化為市場化婚姻，把人變商品，把社會風氣變交易規則。

而參與鄉村建設體系的年輕人，婚姻反而更穩，生育率反而更高。

他們搞過兩次集體婚禮，這些青年基本做到零彩禮。

不要車不要房，住出租房也能結。溫鐵軍講了一個細節，一對新人騎自行車參加婚禮。寒風里沒豪車，人心卻熱。

而集體婚禮，離婚率為零。很多家庭兩個孩子，最多的據說四個。這不是雞湯，這是事實層面的反證。

為什么同樣是年輕人，差別這么大？

因為他們不是被消費主義和房地產邏輯裹挾的人。他們在鄉間體系里自由戀愛，為共同事業結成家庭，不把自己當“待價而沽”的商品。

所以討論彩禮，別停在“罵農村”“罵女性”“罵男方家庭”，那都是情緒。真正該問的是，為什么一個社會會把結婚的門檻做成如此高的“金融關口”。

從國家治理角度看，這件事的啟示很硬。要想降低彩禮、降低離婚、提高生育，光靠勸風氣沒用，必須給年輕家庭“減負”，把成本從制度端降下來。

第一，縣域公共服務不能再被房地產綁架。教育和醫療的供給如果只向縣城集中，本質就是逼你買房。要推動城鄉公共服務均衡，把“上學看病”從“購房資格”里剝離。

第二，縣域經濟要能提供體面就業。只有在本地能掙錢，青年才不用以“離開土地”為唯一出路。否則你讓他結婚生娃，他會反問一句。錢從哪來。時間從哪來。

彩禮不是病根，它是“成本外溢”的癥狀。

病根在于過去那套激進城市化疊加房地產金融化的路徑，把公共資源、家庭預期、社會關系一起推向了貨幣化。

這盤棋要扭回來，就得把人從“被定價”里解救出來。讓年輕人敢結婚、愿生育，不靠口號，靠降低硬成本、重建共同體、讓縣域發展回到服務人的軌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