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馬”為眼，感受漢代文景之治

澎湃新聞記者 顧維華

漢景帝陽陵博物院內 顧維華 圖

到漢景帝陽陵博物院的前一天，剛下過雪。咸陽原上一片白，仍有殘雪未消，踩上去窸窸窣窣的，透著幾分清冽的寒。這個巨大的遺址公園里，見證著兩千年多之前漢代“文景之治”的余溫——陽陵出土的陶馬、木馬，或靜默矗立，或躺臥土中，沒有奔騰姿態，沒有嘶鳴神情，以質樸之態，見證著文景之治的安寧與從容。

漢高祖劉邦定天下后，休養生息，開啟漢初治世序幕。至漢文帝劉恒、漢景帝劉啟，推行黃老之學，無為而治，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史稱“文景之治”。漢景帝劉啟（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在位十六年，性情沉穩內斂，不事張揚，繼位后平定七國之亂，延續輕徭薄賦、勸課農桑之策，廢除苛法，厲行節儉，使西漢國力穩步提升，為漢武帝時期的擴張奠定了基礎。這座陽陵，便是這位治世君主的歸葬之地。

陽陵馬俑的漢地本色

陽陵陪葬坑中的馬俑，已發掘的約有數百件，散見于各個俑坑。陽陵博物院陳列廳展出的東區九號陪葬坑一號外藏坑的那一群馬，有序排列，疏密得當，有意思的是，后面跟著的則是豬牛羊狗，再后面則是壇壇罐罐等——這些領頭的馬，顯然是屬于家常性的馬，溫馴，質樸，和善，且無一例外都是漢地本土馬種的模樣，尺寸不大，身高約四五十厘米，體長約五六十厘米。軀干粗壯，四肢短勁，頭部方正，眼窩深陷卻不銳利，多為直立狀，神情沉穩內斂。與陽陵其他區域出土的馬俑相比，這一群塑形更顯規整，肌肉線條勾勒得恰到好處。

東區九號陪葬坑一號外藏坑的馬俑

東區九號陪葬坑一號外藏坑，馬俑后面的狗豬俑

這些馬，或靜立平視，或微微低頭，姿態平和，確實可以感受得到文景之治時“與民休息”的國策。

陽陵馬俑

陽陵馬俑最顯著的特點，似乎是純粹地道的“中原化”，它們與漢武帝時期張騫通西域后出現的那些馬截然不同——沒有后者的高大修長，沒有那種奔放的姿態。這類馬耐粗飼，善負重，性情溫順，多宜農耕、運輸與日常騎乘，可以說是漢初社會最常見的伙伴。

秦末戰亂后，中原滿目瘡痍。《漢書·食貨志》里說，那時候“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史載“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這不僅揭示了漢初物質匱乏的窘境，更深刻反映出作為戰略資源的馬匹極度稀缺。面對北方強敵匈奴的騎兵威脅，重建馬政、蓄養馬力，成為漢初統治者鞏固邊防、休養生息的核心國策之一。

漢初至文景時期，馬政的核心在于制度奠基與鼓勵蓄養，其政策導向呈現出鮮明的“對內寬松、對外嚴防”的特點。漢景帝時，在“秦邊郡牧馬苑”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始造苑馬以廣用”，于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西河、上郡等地設置“六牧師苑令”，下轄三十六所馬苑，征發“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這些龐大的國家牧場，為日后儲備了大量軍馬，構成了漢代馬政的基石。

古籍中的漢景帝像

其次，為迅速增加馬匹總量，漢廷大力推行民間養馬激勵政策，其中以漢文帝采納晁錯建議實施的“馬復令”最為關鍵。該法令規定：“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即民間養馬一匹，可免除三人的兵役或賦稅，這在當時是極為優厚的激勵。此外，漢初還征收“算賦”（成年人每年120錢），明確用于“治庫兵車馬”。這些政策極大地刺激了民間養馬的熱情，以至于到文景時期，社會已出現“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的景象。

陽陵的馬俑，便是這一段歷史的見證。它們既體現了漢初養馬業的初步恢復，也是“重農抑商、與民休息”國策的生動體現。陽陵馬俑的藝術風格，是質樸寫實，不事雕琢，工匠不刻意刻畫肌肉線條，卻以陶土塑形，將馬匹靜立的沉穩體態表現出來；不精細描摹面部神情，卻借眼窩深淺、嘴角弧度，傳遞出溫和內斂的氣質。

陽陵陪葬坑的木馬遺跡

陽陵陪葬坑的木車遺跡

除了陶馬，陵東十五號坑、十七號坑等處，還發現了木馬的遺跡。歷經兩千多年侵蝕，木質多已腐朽碳化，只能辨識大致輪廓。但造型與陶馬一脈相承，同樣以中原土馬為原型，軀干粗壯，四肢比例協調。這些木馬多與木車、木俑遺跡相伴，推測是陪葬車馬俑的組成部分。制作工藝簡潔務實，整塊木材雕琢成型，無復雜修飾，更注重輕便，構件多可拆分組合，大約是模擬日常出行車馬隊列的。這也印證了景帝時期的節儉風氣——相較于陶馬燒制，木馬制作更省時省料，雖材質易腐，卻貼合漢初“不事奢華、務實為本”的喪葬理念。

田園背景中的陽陵馬俑及家禽俑

陽陵出土的金馬飾

馬種變遷與通西域后的良馬引進

陽陵馬俑的“中原化”，無論陶馬還是木馬，或許可以稱得上是張騫通西域前漢初馬種的“活化石”。

張騫通西域始于漢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而漢景帝駕崩于公元前141年。陽陵的修建，馬俑的塑造，都在西域交流之前。那時中原馬種，似乎以本土土馬為主。

《史記·大宛列傳》記載，西域大宛、烏孫等國盛產良馬，“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這種汗血寶馬，高大修長，速度快，耐力強，性情奔放，與中原本土土馬反差鮮明。張騫通西域后，西域良馬沿絲綢之路傳入中原。漢武帝深愛宛馬，多次遣使求馬，甚至派李廣利伐大宛。烏孫馬也大量傳入，被命名為“天馬”“西極馬”。

西域良馬的傳入，不僅改良了西漢馬種，也影響了陶塑藝術。漢武帝茂陵的鎏金銅馬，東漢的“馬踏飛燕”，都帶有明顯的西域良馬特征：高大修長，姿態奔放，神情張揚。與陽陵陶馬的質樸內斂、木馬的簡潔務實，形成鮮明對比。漢武帝茂陵那匹鎏金銅馬，體型勻稱，修長，望之靈動矯健，當是典型的大宛馬特質；“馬踏飛燕”三足騰空，更表現出西域良馬的靈動豪邁。

漢武帝茂陵的鎏金銅馬

東漢 銅奔馬 武威市雷臺漢墓出土 甘肅省博物館藏

這份差異，源于時代風氣的不同。漢初經戰亂凋敝，文帝、景帝推行黃老之學，厲行節儉。漢文帝治霸陵，皆用瓦器，不起墳丘；漢景帝嚴令禁止官員進貢奢華物品、購買金玉。這種風氣滲透到陶塑與木器制作中，陽陵的陶馬、木馬，均以簡單材質塑造真實模樣，是漢初質樸務實的最好體現。而漢武帝時期，國力強盛，帝王崇尚雄武，張揚進取，西域良馬便成了帝王權威與王朝強盛的象征。反映在器物上，便多了華麗與張揚。

就馬政而言，漢初至文景時期，可稱一部在廢墟上積蓄力量的“創業史” 。它以嚴密的法律保護種源，以優厚的政策激勵民間，以國家牧苑作為戰略儲備，其精髓在于一個“蓄”字。而漢武帝時期的馬政，其核心在于一個“用”字，正如后世論者所言，“漢初馬息于民，故壯；武時馬竭于戰，故衰”。這種馬政重心的轉移，不僅是資源利用方式的改變，更是漢帝國國策由“守成”轉向“開邊”的深刻縮影。

陽陵騎馬俑與女俑的人間溫情

馬俑之外，陽陵的騎馬俑、女俑等，讀之更多的是人間溫情與煙火氣。

陽陵人俑

騎馬俑。漢景帝陽陵博物院供圖

陽陵陪葬坑中，除了大量馬俑，還出土了數千件人俑。騎兵俑已發掘有數百多件，分布在六個俑坑中，部分與東區九號坑的馬俑群相伴，構成龐大的騎兵隊列。騎兵俑約50厘米高，神情或沉穩內斂，或眉脊如山，顴骨突出，目光果敢。

人俑

有意思的是，不少人俑赤身裸體，雙臂殘缺，雙腿分開呈倒“U”字形，仿佛正騎跨著什么。

為什么騎兵沒有馬？博物館給出的答案是，這些騎兵俑原本是完整的——他們身著絲質或麻質的戰袍，外披朱紅色的鎧甲，裝有可以活動的木質手臂，胯下騎的是棗紅色的木馬。然而，兩千多年的歲月侵蝕，讓有機物歸于塵土。木臂朽爛成灰，衣甲化為碎片，木馬也只剩下從葬坑中完整的痕跡。當考古人員小心翼翼地拂去泥土時，看到的便是這些“裸體斷臂”的騎手，孤獨地保持著騎乘的姿勢。

一些出土時的騎馬俑照片仍可以看到未腐爛的木馬。

騎馬俑出土時。漢景帝陽陵博物院供圖

陽陵人俑中，最動人的當屬“姍姍”。

陽陵人俑中的“姍姍”

“眉目倩兮，巧笑盼兮”。“姍姍”是柳葉眉，面容白皙，梳著漢代女子流行的垂髻——頭發縷至腦后，末端綰成小團。最精妙之處，是嘴角眉梢那若有似無的微笑，溫婉而神秘。她呈跽坐姿態，兩膝著地，臀部坐于小腿肚上。雙手攏于寬大的袖筒內，拱手半遮面，那是漢代女子行禮的儀態。

“‘姍姍’這個名字，由博物館取自班固《漢書·外戚傳》中那句漢武帝思念李夫人的那句：‘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1997年出土于陽陵東區陪葬墓園的列侯周應墓，當時出土八件塑衣式彩繪陶俑，‘姍姍’便是其中三件跽坐俑之一，是國家一級文物，是國內保存最完整、姿態最優雅的漢代女子形象文物。”陽陵講解員賈子鈺對澎湃新聞介紹說，“姍姍”的衣著則是三層漢服，其中一層能看出為紫色，由于看上去秀麗又神情親切，“半遮面”的儀態優雅大方，“姍姍”目前成為漢陽陵文創的標志性圖案，出現在多個產品上，成了文創的知名美人。

展廳中的“姍姍”

除騎兵俑與“姍姍”外，陽陵還出土了文吏俑、宦者俑、裸俑等。文吏俑身著朝服，手持簡牘，神情莊重，透著務實之風；宦者俑體型瘦小，神情謙卑，映照著宮中的處境；裸俑體型勻稱，原身著絲織品，因歲月侵蝕而脫落，只余陶胎，反倒透著漢初“尊重自然”的藝術追求。這些人俑與陶馬、木馬相伴，共同還原了漢初的風貌：官員各司其職，百姓各安其業，人畜相依，無戰亂紛擾。

陽陵展出的漢代女俑

文物確實是會說話的。歷史是有溫度的器物，有氣息的歲月。無論陽陵的陶馬、木馬與人俑，抑或茂陵的石馬、石人，都是如此。

（本文鳴謝漢景帝陽陵博物院周文強、胡曉玉提供支持）

本 期 編 輯 鄒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