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香港“八辦”主任廖承志

導讀

抗日戰爭時期，在周恩來的推薦下，廖承志接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前往香港擔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在此期間，廖承志以香港“八辦”為平臺多方奔走，積極工作，在復雜的斗爭環境中密切聯系各方抗日力量。經過悉心努力，最終與當地政府達成了“合作抗日”的共識，在“既斗爭又聯合”中，為抗日作出了獨特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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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八辦”主任的合適人選

全面抗戰爆發后，日寇逐步南侵。隨著平津滬寧等重要城市的失陷和被封鎖，香港逐漸成為中國當時對外聯絡的主要渠道。而日軍的步步蠶食、鯨吞與侵占，也對當時的港英政府造成了直接的威脅。這導致港英政府對香港民眾運動的態度開始從原來的高壓政策向“睜一眼閉一眼”轉變。周恩來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些變化，根據香港的戰略地位和政治環境，決定在香港建立八路軍辦事處。

1937年底，周恩來拜訪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向他提出設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卡爾答應了周恩來的要求，并致電英國外交部。英國政府同意了卡爾的建議，致電港英政府，幫助中共在香港秘密建立“八辦”。為便于更好地開展港英政府的工作，周恩來決定向中央推薦由廖承志擔任香港“八辦”主任。

廖承志的父親廖仲愷是中國國民黨元老，與廖承志的母親何香凝同為中國國民黨左派重要人物。早年的廖承志，求學、生活、追求革命的足跡涉及日本、中國香港、德國、法國、蘇聯等地。1928年春留學于日本早稻田大學第一高等學院時，他因持續從事愛國活動曾被日本政府拘捕并驅逐出境。

1928年8月，廖承志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黨組織派他到德國，并轉入德國共產黨。1929年，瞿秋白派他去德國漢堡領導中國海員運動，擔任漢堡國際海員俱樂部支委、書記。他參加了進步組織反帝大同盟，到過荷蘭、比利時組織領導中國海員運動。1930年夏，赴莫斯科參加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其后，他參加了長征，于1936年12月抵達陜北保安。1937年1月，廖承志隨中共中央遷往延安，隨后出任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

周恩來的這個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廖承志的父母都曾經是國民黨的“高官”，廖承志的外公家也曾經是香港的上流家庭，有相當的社會關系，與港英政府有一定的接觸。據廖承志的外侄女李湄的記載：“我外婆（廖承志的母親何香凝）的娘家在香港‘荷李活’道……外婆的父親何炳恒在香港摩羅上街買了一排房子，1、3、5號靠海一側全是他的產業，幾乎占了半邊街道。”加之廖承志有豐富的海外學習和工作經驗，便于在國際化程度高的城市香港與外國人士打交道。

02

毛澤東親自交代任務

1937年10月的一天晚上，毛澤東把廖承志請到他在延安居住的窯洞，親自交代任務，要廖承志以自身獨特的便利條件，到香港開設香港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毛澤東對廖承志說：“中國抗日面臨生死存亡關鍵時刻，抗戰的物資極為缺少，急需發動海外的華僑捐獻物資，支援抗戰，這也是在香港設立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的意義所在。周恩來同志知人善任，選擇了你，我也舉手同意！你在國民黨那邊有不少朋友，你要充分團結中間派，擴大統一戰線，推動抗日救國運動。”

廖承志愉快地接受了黨交給他的任務，于1938年1月初前往香港，與已在港的潘漢年、吳有恒、連貫、張唯一、李少石、廖夢醒等人一起，共同組織籌建半公開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他們在皇后大道18號臨街找到一個大房間，門上方懸掛“粵華公司”橫匾，店里擺上中國各種名茶，以經營茶葉批發生意為掩護。

由廖承志、潘漢年領導，連貫公開身份是廖承志秘書，負責具體事務。房間用屏風前后隔開，前面是店鋪，后面是潘漢年、廖承志、連貫“談生意”，會見著名愛國華僑及外國友人的地方。

香港“八辦”有三大任務：一是向海外宣傳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主張和政策；二是把海外華僑和各國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資送到各抗日根據地；三是搜集國際最新動態情況供中共中央領導人參考。

身負黨和人民的重托，廖承志深感責任重大，馬上投入到繁忙的事務中，積極開展對港英政府的宣傳和統戰工作。一直到1942年2月香港淪陷，香港八路軍辦事處才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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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斗爭，又聯合

當時，太平洋戰爭尚未發生，但香港這時已經成了日軍虎視眈眈覬覦的地方，為了防止日本和國民黨特務的迫害，廖承志、潘漢年制定了嚴格的紀律，不準照相和贈送照片，不得與親戚、同學、朋友通信來往，組織大家學習隱蔽斗爭方法。

不久，英國受歐戰的影響，對日采取妥協政策。港英當局據此也限制中共在港文化活動，對抗日宣傳嚴加控制，凡有“抗日”、“抗敵”、“漢奸”字樣的文章一律不準見諸報端。 廖承志非常注意采取斗爭與統戰相結合的策略，既提出批評，又與港英政府接觸，加強與香港警察總監聯系，援救被抓的進步人士。

1939年3月，港英警署曾經在日本的壓力下，以“煽動民眾損壞日英關系”為由，出動便衣偵探封閉了“粵華公司”，把連貫等人抓走并拘留起來。事件發生后，廖承志一面向港督楊慕琦提出抗議，一面向周恩來發出急電報告情況。

在重慶，周恩來獲悉事件經過后，迅即面見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爵士，詳細通報香港“粵華公司”的搜捕事件；在香港，廖承志則親至港英警署進行交涉。他嚴正指出：“粵華公司是根據中英雙方協議而設立的正式機構。貴方在事先沒有通告、沒有招呼的情況下，公然采取如此突然的搜查行動，還帶走我們的五位工作人員，這是貴方單方面違背協約，有損中英雙方感情的粗暴行為。”

經周恩來對英國駐華大使提出交涉，以及廖承志在香港的積極活動，連貫等人最終被放了出來。香港警察總監還曾在報上公開聲稱“一年來香港共產黨甚為活動，但他們主要不是反英而是進行一般的募捐救國工作，而且完全尊重香港法律，絕無非法行動，所以，香港政府并不加以任何干涉”。

04

與港英政府“合作抗日”

1941年，隨著日軍“南進”跡象越來越明顯，英日在中國香港一戰已在所難免。港英政府對廖承志領導的“八辦”在香港開展的抗日活動持暗中支持的態度，并尋求共同抗日。1941年10月，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積極尋求與香港“八辦”領導的游擊隊談判合作抗日，英遠東軍司令部曾主動派人與負責香港“八辦”的廖承志談判。

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廖承志與英遠東軍司令部進行了成功的談判。廖在發給中央的三次電報（1941年10月 25日、11月14日、12月7日）中，詳細匯報了他與遠東英軍談判合作抗日的情況。英國要求中國共產黨黨員馮白駒領導的瓊崖抗日游擊總隊去炸日軍在海南的飛機場，炸藥由英軍提供；為便利馮部發展游擊戰爭，英提供駁殼槍及輕機槍；允許馮部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但希望中共不要利用它來進行一般的活動。

1941年12月8日，為進一步實現南進計劃、徹底破壞援華路線、迫使中國屈服，日軍在偷襲美軍基地珍珠港的同時，大舉進犯香港。英國與日本成為公開的敵對方，英國對改善與中共的關系也更加積極，港英政府努力尋求加強與中共抗日力量的軍事合作。

1942年12月12日，面臨日軍強大的進攻，香港總督楊慕琦托澳大利亞籍的英國記者貝特蘭找到廖承志，提出港英政府與香港“八辦”代表會晤，共商協同保衛港九問題。次日，中共代表廖承志、喬冠華、夏衍與香港總督楊慕琦的代表輔政司金遜及貝特蘭會面。廖承志等人表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可以協同駐港英軍、加拿大兵保衛港九，但港英當局得供應必要的武器彈藥。金遜當面表示：立即向港督報告，盡可能滿足中國游擊隊的要求。但因日軍進攻猛烈，港英當局很快投降而沒有具體實施。

廖承志在香港“八辦”與港英當局的交往和接觸，為英國政府與中共關系的改善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也進一步推動了抗戰后期港九游擊隊與英軍服務團的合作。例如，1942年1月，派進港九地區的幾支武工隊統一組成港九大隊，全大隊有600多人，港九大隊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特設國際工作小組，開展了廣泛的國際合作。

針對港九地區地域狹窄、回旋余地小、城鎮密集的特點，港九大隊著重發揮短槍隊的高機動優勢，多打小仗、巧仗，推動了城市游擊戰爭的蓬勃發展。

本版文章據《炎黃春秋》杜俊華陳陽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