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澳洲到拉美，中企資產接連遭“圍獵”，特朗普團隊意欲何為？

前言

近期，國際社會針對中國企業的異常干預動作顯著增多，節奏密集、指向明確。

早些年，中企揚帆出海，投入的不僅是資金，更是耐心與定力——接手的多是發達國家不愿碰、本地資本不敢接的“冷門項目”。十余年間默默耕耘、持續注資、精細運營，硬生生將長期虧損的老舊設施盤活為高效運轉的現代化樞紐，把荒蕪邊陲改造成具備戰略價值的物流節點與優質資產。

可就在投資周期臨近拐點、財務模型開始由負轉正、項目步入穩定回報階段之際，部分東道國政策風向驟然轉向：法規一夜更新，合作基調悄然逆轉，既有契約精神被迅速讓位于新設的政治敘事。

達爾文港：虧損時無人問津，盈利在即卻要“收編”

達爾文港曾是澳大利亞北領地政府眼中的沉重負擔。2015年前后，港口基礎設施嚴重老化、作業效率持續低迷，財政報表連年承壓。北領地政府最終決定以99年特許經營權方式對外招商，嵐橋集團以約5.06億澳元中標。彼時輿論普遍視其為“高風險包袱”，市場反應謹慎而保留。

此后十年間，中方運營方系統性推進硬件升級與功能拓展：新建智能化冷鏈倉儲中心、加固深水泊位結構、實施航道清淤與疏浚工程，并同步優化調度系統與信息化平臺。據公開披露信息，累計追加資本性支出約3000萬澳元。

成效逐步顯現于運營數據：港口吞吐能力穩步躍升，至2025年初已實現年貨物處理量超3000萬噸，較租賃初期增長逾三倍，區域航運樞紐地位日益凸顯。

財務表現亦迎來轉折——2024財年仍處于微幅虧損區間，但2025財年預測報告首次出現“扭虧為盈”的明確表述，標志著該項目正從資本消耗型轉向價值創造型資產。

恰在此關鍵窗口期，澳聯邦政府態度陡然收緊。總理阿爾巴尼斯以“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為由啟動重新審查，并公開指出工黨自始不認可該筆交易的合規性與必要性。

值得推敲的是：過去數年，澳官方已組織多次獨立安全評估，多數結論均顯示“未識別實質性威脅”。評估結論未變，行政立場卻發生根本性轉向，這種反差自然引發外界對決策動因的深度追問。

當前澳方提出的解決方案聚焦兩條路徑：一是推動本土企業競標接管；二是通過立法或行政命令啟動國有化程序。本質訴求清晰可見——經營權可協商，但控制權必須回歸。

對投資者而言，這一轉變極具警示意義：前期真金白銀的投入、長期扎實的運營積累、即將兌現的商業回報，可能因一紙政令瞬間失重。達爾文港案例深刻揭示一個現實邏輯——海外項目的風險圖譜中，“政治變量”不是附加項，而是基礎項；它不隨項目成敗浮動，卻直接決定成敗邊界。

巴拿馬運河港口：續約剛滿四年，司法裁決即刻“推翻”

巴拿馬方面的情形更顯突兀，近乎一場猝不及防的制度性重置。長和集團對巴爾博亞港（太平洋側）與克里斯托瓦爾港（大西洋側）的特許經營權，源自1997年巴拿馬政府主導的全球公開招標程序。

兩港地理意義極為特殊：前者扼守運河西端入海口，后者掌控東端出海口，共同構成全球最繁忙人工水道的“雙閘門”，承擔著全球近6%的集裝箱轉運量。

在長達二十余年的運營期內，企業持續注入資源實施現代化改造，包括新建自動化堆場、升級岸橋設備、擴建鐵路銜接線等。綜合多方信源，累計投入逾150億港元，使港口整體服務能力躍升至千萬標準箱級別，并深度嵌入運河物流主干網絡。

尤為關鍵的是，雙方于2021年完成新一輪特許權續簽，將有效期延展至2047年。此次續簽經過完整法律盡調、議會審議及公示流程，本應被視為穩定性最強的契約保障節點。然而，2026年1月下旬，巴拿馬最高法院突然裁定該特許經營安排“違反憲法第141條關于國家主權資產不可讓渡之規定”，宣布全部條款自裁決生效日起失效。

質疑隨之而來：若違憲性質如此根本，為何1997年簽約時未予否決？為何2021年全面復核時未作提示？偏偏選擇在項目進入成熟回報期、外部地緣博弈升溫之時亮出“憲法利劍”？時機之精準，令人難以忽視背后推力。

更具指向性的是，該判決公布前一周，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剛剛結束對巴拿馬的正式訪問。國際觀察家普遍將此次訪問與后續司法行動關聯分析，推測巴方或面臨來自域外力量的實質性政策引導壓力。

事態演進速度同樣驚人：判決下達后數日內，港口管理權已實質移交丹麥馬士基集團。整個交接過程緊湊高效，幾乎未留緩沖期與過渡安排。

這種“判決即交割”的操作節奏，釋放出強烈信號：司法文書在此類場景中，已非中立裁量工具，而成為資產轉移的啟動開關。外資企業面對的，不再是常規商業風險，而是制度工具被定向調用的系統性不確定性。

巴拿馬此舉所動搖的，遠不止一家企業的既得權益，更是全球投資者對“契約神圣性”的基本信任根基——合同簽署有效，續簽程序完備，卻仍難敵一紙終審裁決，這種預期落差足以重塑整個區域的投資心理。

兩港口48小時連環變故：前臺是規則，后臺是棋局

拉開地圖審視，達爾文港與巴拿馬運河港口絕非普通基建資產。前者地處澳洲北部戰略前沿，毗鄰美軍亞太輪駐基地；后者橫跨兩大洋咽喉要道，是全球供應鏈不可替代的“十字路口”。一旦被賦予“戰略支點”“安全屏障”等政治標簽，其商業屬性便天然讓位于地緣權重。

此類操作存在高度相似的范式：澳方援引《國家安全法》框架展開審查，巴方依托憲法解釋權作出終局裁決，形式合法、程序完備，實則將原本具有約束力的商業契約轉化為“可動態調整”的政策接口。

表面看是主權國家自主決策，但國際輿論普遍注意到深層聯動邏輯：某些大國并不直接出手，而是通過外交施壓、技術援助、金融杠桿等方式，引導盟友或中小國家率先采取行動。這種方式成本更低、責任更輕、回旋余地更大，也更容易將爭議焦點從自身轉移到執行方身上。

對中國企業而言，海外拓展需完成三重認知升級：第一，政治風險必須前置量化，納入項目全周期成本模型，而非作為應急預案中的模糊選項；

第二，本地化建設須超越表面合規——股權架構設計需兼顧透明度與韌性，本地雇員占比、稅收貢獻率、社區公益投入等指標應形成可驗證、可審計的硬性成果；

第三，合同文本須強化防御性條款：明確約定爭端解決機制（優先選擇ICC或ICSID等國際仲裁機構）、細化違約賠償計算模型、設定退出補償觸發條件，并規避單邊適用當地司法管轄的排他性約定；

第四，建立模塊化退出能力：核心數據資產須實現跨境合規備份，關鍵崗位人員配置應具備快速輪換機制，供應鏈節點需預留至少兩家以上替代供應商，確保“撤得出、轉得穩、損最小”；

第五，堅持資產組合多元化布局，避免單一國家政策變動、個別政客立場搖擺或某屆政府換屆帶來系統性沖擊。真正穩健的全球化，從來不是押注某一個“黃金口岸”，而是構建一張抗干擾、可重構、有冗余的全球網絡。

結語

短短48小時內，兩座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港口接連遭遇政策突襲，最刺骨的教訓在于：再嚴密的合同文本、再完善的合規審查、再順暢的續簽流程，在政治意志面前都可能失去防護效力。

發起單邊行動的一方，短期或獲資產收益，但長遠看，信用折損帶來的融資成本上升、談判地位弱化、政策可信度下降，終將反噬其發展動能。對企業而言，海外投資早已超越單純比拼運營效率的階段，更是一場關于風險預判精度、退出路徑彈性、底線思維強度的綜合較量。唯有將政治風險視為不可削減的硬成本，寫進每一份可行性研究報告、每一版財務模型、每一次董事會決議，才能在風起時站得穩，在浪來時退得巧，在變局中走得遠。

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