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湖南辰溪這地界，常能見著這么一幕。
六十六歲的謝景秋，整天圍著個快奔九十的老爺子打轉。
又是熬魚湯，又是嘗咸淡，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半個護工。
街坊四鄰都豎大拇指，夸這兒子沒得挑。
可只有那幫老街坊心里明鏡似的：這爺倆，身上流的血壓根不是一脈。
那聲“爸”，謝景秋喊了足足四十年，可這老爺子并非他親爹，而是他戰友肖堂的父親。
這事兒在當地傳為佳話，旁人多半說這是“講義氣”。
這話雖沒毛病，但分量太輕了。
把自個兒后半輩子全搭進去，給別人養老送終，還娶了人家的妹子，這哪是一時腦熱能干出來的事？
這背后壓著的，是一筆跨越四十載、沉重得讓人喘不上氣的“生死債”。
要算這筆賬，還得把日歷翻回1979年2月，地點是廣西龍州。
那會兒，謝景秋和肖堂都是十八九歲的毛頭小伙，正是這輩子最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紀。
隊伍駐扎在金龍公社，雖說首長天天給大伙兒上課，講對面怎么忘恩負義、怎么禍害邊民，但這幫愣頭青腦子里，戰爭也就是老電影《董存瑞》或者《上甘嶺》里的那些鏡頭。
直到那堂稀罕的“外語課”開講。
教官教了兩句越南話：“諾松空葉”（舉起手來），“宗數款轟東病”（優待俘虜）。
這兩句一出口，營房里的空氣瞬間凝固了。
稍微有點心眼的兵心里都咯噔一下：連抓俘虜的話都教了，看來這仗是鐵定要打了。
就在這種還沒聽見槍響、但火藥味已經往鼻子里鉆的高壓下，謝景秋和肖堂窩在戰壕里，借著手電筒那點昏黃的光，盤算了一筆“保險賬”。
兩人都是湖南辰溪的老鄉，一道坐綠皮火車來的，集訓時搶著洗綁腿，晚上蓋同一床薄被。
他們摸出個空煙盒，撕開錫紙，拔出鋼筆，藍墨水劃破紙面，留下了兩行字：“若得同歸建油坊，若得獨還奉高堂?！?/p>
這話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要是咱倆命大都活著，回去合伙開個榨油坊搞錢；要是誰光榮了，活著的那個，就得把對方的爹媽當自個兒親爹媽伺候。
當時針尖扎破指尖，兩滴血按在紙上，隨后這張紙被縫進了貼身口袋。
不少人覺得這不過是年輕人的豪言壯語。
其實不然。
這是兩顆年輕的心在面對生死未卜的巨大恐懼時，唯一能做的風險對沖。
誰都怕死，但更怕死了以后爹娘沒人管。
這份“生死狀”，就是彼此給對方買的一份“養老保險”。
1979年2月16日，兌現這筆賬的日子到了。
那天晚飯豐盛得很，紅燒肉透著油光，碗底下還埋著荷包蛋。
肖堂嫌謝景秋身板太單薄，把自己碗里的肉全撥了過去。
沒多大會兒，集結號吹響了。
指導員扯著嗓子喊：“敵人們用槍炮殺我們的同胞！”
幾百雙解放鞋跺地的轟鳴聲中，謝景秋和肖堂的手死死攥在了一起。
真上了戰場，眼前的景象比他們想象的還要慘烈。
主攻方向是673高地。
尖刀連沖了三回，硬是沒啃下來。
排長陳國軍是個山東漢子，平日里總帶著大伙偷饅頭蘸辣醬，這會兒也急紅了眼。
他把手腕上的表擼下來塞給謝景秋，撂下一句話：“我要是回不來，這表…
算了，別給我家里人了，你留著娶媳婦用。”
這是陳排長的“賬”：既然回不去了，別給家里人留個念想徒增傷心，不如給活著的兄弟留點實惠。
后來，陳排長真就沒回來。
那塊表，謝景秋一直珍藏著。
緊接著，輪到謝景秋和肖堂沖了。
作為話務兵，謝景秋正呼叫炮火支援，一顆炮彈在他身后三十米處炸開了花。
彈片削過肩膀，血像噴泉一樣涌出來，不到半分鐘人就昏死過去。
就在這節骨眼上，那份“生死狀”里的選擇題擺在了面前。
肖堂本可以接著沖鋒，或者找個掩體躲躲。
可他二話沒說，背起謝景秋，冒著槍林彈雨把他送下了山。
把謝景秋塞進救護車，看著鄰床那張染血的空床單，肖堂又做了一個決定：轉身，殺回前線。
這一轉身，便是天人永隔。
等謝景秋在廣州軍區總醫院醒過來，黃花菜都涼了。
謝景秋倒酒的時候手抖得像篩糠，嘴里不住地念叨：“說好了一起開油坊的…
這筆賬算到這兒，徹底成了“死賬”。
肖堂用自個兒的命，換回了謝景秋這條命。
照著煙盒紙上的契約，謝景秋這條命的下半截，就不歸他自己個兒支配了。
可人心都是肉長的，誰還沒個猶豫的時候？
1983年秋天，謝景秋退伍。
攥著調令，他在玉屏車站轉悠了整整一宿。
為啥轉悠？
因為他心里清楚，只要踏上回辰溪的那趟早班車，只要敲開那扇門，這輩子就得扛起一副卸不掉的重擔。
要是不去呢？
也沒誰會戳他脊梁骨。
畢竟那是戰亂里的一句口頭約定，沒公證，也沒證人。
這大約是謝景秋這輩子最漫長的一夜。
可他心里另一本賬占了上風：如果不去，這條命是撿回來了，但魂兒就永遠丟在那個貓耳洞里了。
那一輩子的良心債，比伺候兩個老人更煎熬。
第二天一大早，冒著黑煙的班車進站了。
謝景秋懷里揣著溫熱的鐵皮飯盒，里頭裝著給肖堂父母包的餃子，抬腳上了車。
車輪子轉過盤山路第七個彎道時，他把心橫下來了。
敲開門的那一剎那，三個轉業回鄉的漢子，對著肖堂的父母齊刷刷跪下了。
堂屋里五個人，誰也沒言語，只有淚千行。
打那天起，謝景秋就不再單單是謝景秋了。
為了讓伺候老人顯得名正言順，為了讓這個沒血緣的家更牢靠，他干脆做絕了：娶了肖堂的親妹妹。
這哪是什么風花雪月的故事，這是基于責任做出的最優解。
只有成了真正的一家人，才能四十年如一日地守在這個屋檐下不遭閑話。
后來，謝景秋才知道，當年陳國軍排長的未婚妻也來領過遺物。
可惜倆人走了岔道，那塊表沒能物歸原主。
這成了他心里的疙瘩，也讓他對眼下的堅守更執拗——排長的遺憾補不上了，肖堂的囑托絕不能再落空。
2012年谷雨，肖母走了。
現如今，每當天擦黑，謝景秋給九十歲的“老爹”披上毯子，收音機里咿咿呀呀放著老歌。
有時候謝景秋照照鏡子，看著自己也成了快七十的小老頭，恍惚間會覺得，那個1978年冬天踩著冰碴子去公社領入伍通知書的少年還在。
那個在綠皮車上，啃著肖堂遞過來的烤紅薯的少年還在。
那個在戰壕里，用藍墨水寫下“若得獨還奉高堂”的少年還在。
有人問他：“謝大爺，你真就這么守了四十年？”
謝景秋總是樂呵呵地不搭茬。
當年的油坊雖說沒開成，但那個關于承諾的契約，他用了半個世紀的光陰，連本帶利地還清了。
這筆賬，他算得比誰都透亮，也做得比誰都干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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