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上說毛主席不懂打仗的凱豐，他后來是如何心服毛主席的？

遵義會議上有不同的聲音，甚至出現激烈的爭論。但是他們爭的不是個人恩怨，爭的是紅軍的活路，是中國革命的未來。

出發點顯然都是為了革命好，但是有些出發點就存在可行與不可行:

不管你是誰，不管你學問多大，只要你的方法在實踐中行不通，讓革命流血受損，那就是不可行的，那就是錯的。

只要你的方法能打勝仗，能保存革命力量，那就是可行的，那就是對的。

如博古、凱豐他們一開始雖然堅持錯誤路線，但后來在實踐中慢慢認識到了，并及時改正了錯誤，兩人后來都獲得了毛主席的高度認可。

毛主席曾評價凱豐同志（大概意思）:知錯就改，不搞陰謀。

這個評價也很貼合凱豐的人生軌跡——從遵義會議上公開頂撞，到之后徹底轉變、堅決擁護，這種轉變確實當得起這評價。

頂撞事件是發生在遵義會議上，當時的凱豐29歲，年紀輕輕已是政治局候補委員。

1935年1月遵義會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原因時，是圍繞博古的總結報告展開，博古在報告中過分強調客觀困難，不承認軍事指揮錯誤。

然后大家各抒己見，討論很激烈，甚至在指揮打仗上都發生了爭論，其中凱豐公開頂撞毛主席的指揮觀點:

在會上如此針鋒相對，他們兩人可以說是不打不相識。

后來隨著實踐證明，凱豐同志主動找到中央負責同志，公開承認錯誤，并表態：

從頂撞到堅決擁護，這180度的大轉彎是如何發生的？凱豐究竟經歷了什么，對毛主席如此心服口服？

要理解凱豐的轉變，先得認識一下當時的他。

凱豐（原名何克全）是江西萍鄉人，與毛澤東算是湘贛邊界的老鄉 。

他早年留學蘇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是當時黨內有著“鍍金”經歷的年輕理論骨干 。

1934年，28歲的他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可謂少年得志 。那時候，他和博古、王明等人關系密切，腦子里裝滿了從蘇聯學來的“本本”，打心眼里看不起那些在山溝里打游擊的“土包子”。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氣氛緊張。會議在討論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軍事指揮存在的問題時，大家踴躍發言。

在血的教訓下，大多數人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時，周公主動承擔責任并批評了博古和李德。

張聞天、毛主席、王稼祥等人對軍事錯誤進行了系統分析和嚴厲批評。朱德更是嚴肅表示：不能繼續再這樣領導下去。

但是凱豐的看法不一樣，他不僅站出來為博古辯護，還帶著年輕人特有的傲氣，直接“攻擊”毛澤東的軍事能力。

毛澤東后來回憶這件事時曾說，他當時反問了凱豐一句：“你讀過《孫子兵法》嗎？你知道《孫子兵法》有幾章幾節？”這一問，把凱豐問得啞口無言，因為其實他也沒讀過 。

會開完了，因為毛主席說的對，代表了正確方向，所以大家最后還是選擇了他，這也是中央作出的決議。但凱豐心里并不是很服氣。

遵義會議后，凱豐被撤銷了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的職務 。但組織并沒有拋棄他，而是讓他在長征路上繼續觀察、繼續看。

正是接下來的幾個月，讓這個年輕氣盛的讀書人，在血與火的事實面前，要他看到了毛主席是對的。

遵義會議開完沒多久，紅軍就在土城與敵軍遭遇。這一仗，雖然毛澤東等人已經指揮，但因為是剛剛接手，加上情報有誤（原本以為敵人只有4個團五六千人，實際上卻是6個團一萬多人），而且戰斗力很強。結果紅軍不僅沒能速勝，反而陷入苦戰，連總司令朱德都親臨前線指揮，情況一度非常危急。

眼看敵人援軍從四面八方圍過來，再打下去紅軍就有全軍覆沒的危險。在這種絕境下，毛澤東與大家商議后，提出立刻撤出戰斗，西渡赤水河，擺脫敵人。

這就是我們說的紅軍被迫一渡赤水 ，也是在失利局面下為了保存實力的“緊急脫險”。

但凱豐看到的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他看到了紅軍的有生力量還在，他也到了接下來的神奇。

毛主席沒有死打硬拼，而是帶著紅軍在川黔滇邊來回穿插，二渡赤水，再占遵義。在婁山關和遵義戰役中，紅軍殲敵兩個師又八個團，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勝利 。

這種“打不贏就跑，跑動中找機會”的靈活戰法，讓凱豐看得眼花繚亂，這就是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上反復強調的打法和戰術，毛主席就是這么做的，面對敵人幾十萬大軍，還以少勝多！

1935年3月，中央開會討論打不打打鼓新場。會上所有人都紅了眼，一致主張要打，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堅決反對。那時候還是少數服從多數，毛澤東剛被選上來，也不好硬頂，只好服從。

但毛澤東回去后，越想越不對，半夜提著馬燈，走了幾里山路，專門去找周恩來，懇請他暫緩下命令 。

第二天一早，周恩來重新召集會議，毛澤東掰開揉碎了講道理：打鼓新場四周全是敵人的主力，我們一打就陷進去了。最后，大家終于被說服，放棄了進攻計劃。后來的情報證明，敵人確實在那里布好了口袋陣，就等著紅軍往里鉆 。

這件事給凱豐的震動，比任何一堂政治課都大。什么是真正的軍事家？不是只會照著書本畫地圖，而是在所有人都狂熱的時候保持冷靜，在深夜的油燈下對幾萬條生命負責。凱豐這才明白，毛主席打仗，靠的不是什么兵法書，而是對敵情精準的判斷和對戰士深沉的愛。

所以后來凱豐同志態度發生巨大轉變，對毛主席心服口服，后來主動公開承認錯誤，也就是開頭的那一幕。在之后的革命歲月里，也造就了一段他和毛主席之間的革命友誼佳話。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仗著人多槍多，野心膨脹，要分裂紅軍，甚至想南下逃跑。在這個節骨眼上，凱豐旗幟鮮明地站了出來。

要知道，那時候張國燾手握重兵，氣焰正盛，得罪他是要冒風險的。但凱豐不怕，因為他心里已經認定了：只有跟著毛澤東，紅軍才有出路。

在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上，凱豐都立場堅定地維護中央的統一，也是當面批評張國燾的錯誤 。這時候的凱豐，已經不再是那個只會背教條的“留洋學生”，而是變成了毛澤東路線的堅定捍衛者。

凱豐的心服口服，不僅僅表現在政治上擁護，更體現在他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戰斗崗位——宣傳。

1937年，他調任中央宣傳部代部長。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做了一件流傳至今的大事——寫歌詞。當時抗日軍政大學要有個校歌，凱豐提筆寫下：“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毛主席審閱歌詞時，高興地說：“寫得不錯，完全符合抗大的辦學方針。” 后來，這首由呂驥譜曲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唱遍了延安，唱遍了各解放區，一直唱到今天 。

1942年延安整風時，中央成立總學習委員會，委員有毛澤東、凱豐、康生、李富春、陳云，凱豐名列其中，負責具體的組織領導工作 。由此可見，毛主席已經把他當作了可以倚重的得力助手。

這在毛主席的一生中是唯一一次與他人聯名發出請柬。凱豐不僅是座談會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會后更是積極宣傳和闡釋毛主席的講話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對凱豐始終寬容相待，也欣賞他的才華，從未因遵義會議上的頂撞而記恨。

1945年黨的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很多代表記得凱豐當年反對毛澤東的事，不愿意投他的票。毛澤東為此三次出面做解釋工作，還順帶提到了遵義會議，爭取代表們理解。雖然最后凱豐還是落選了，但毛澤東對他的器重絲毫未減。

凱豐曾經犯過錯，而且是在那么關鍵的會議上犯的錯。但可貴的是，他一旦認識到錯誤，就徹底地改，光明磊落地改。毛主席對凱豐的這種品質，曾給出評價 “知錯即改，不搞陰謀” 。

新中國成立后，凱豐先后擔任沈陽市委書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馬列學院院長等職 。由于長期超負荷工作，他的身體越來越差。

1955年初，凱豐病情加重，經醫院檢查確診為肝癌晚期。得知消息后，毛主席非常著急，當即作出批示：

這還不夠。考慮到凱豐內心可能還存有當年遵義會議頂撞過自己的愧疚，毛主席專門派身邊工作人員給病榻上的凱豐帶去一句話：

聽到毛主席的這番話，躺在病床上的凱豐淚流滿面。他后來感慨道：“主席的胸懷，比天高，比海深！”

凱豐一直對1935年遵義會議上頂撞毛主席的事情耿耿于懷，雖然早已心服口服，但在人生彌留之際，他渴望能見毛主席一面親自致歉。沒想到毛主席主動送來寬慰，讓他多年來的心結終于解開。

1955年3月23日，凱豐因病在北京逝世，年僅49歲 。清廉的他沒有財產，工作人員整理遺物時發現他最好的衣服是一套打了補丁的中山裝，是一位一生清廉的好干部。

從湘贛邊界走出來的熱血青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鍍金”學子；從遵義會議上那個口出狂言的反對者，到長征路上“誰反對毛澤東我就反對誰”的堅定擁護者——凱豐的一生雖然短暫，卻完整地演繹了一個真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不是從書本上背出來的，也不是從外國搬來的，而是在槍林彈雨中打出來的，是在血泊和失敗中總結出來的。

凱豐的心服口服，不是迫于壓力的屈服，而是在血與火的實踐中，對真理的徹底折服。正如他做自我批評時說的那樣：“實踐已經證明，只有毛澤東才能領導得了我們的黨，才能領導得了我們的紅軍。”

這句話，既是凱豐的總結，也是那一代共產黨人，在經歷了無數失敗與犧牲后，用鮮血換來的共同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