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的紗布：一個護士用眼神傳遞的情報

1942年的上海，有個地下黨員叫鄭文道，被日本人抓了。
抓到以后，日本人啥手段都用了。竹簽子往指甲縫里釘，燒紅的烙鐵往身上燙，打得他皮開肉綻。這人硬氣，一個字都沒吐。實在扛不住了，趁看守不注意，一頭撞墻上，想死了一了百了。結果沒死成，被日本人送到醫院救活了。
日本人打的什么算盤？把他救活，接著審。他們篤定，這世上沒有撬不開的嘴，就看手段夠不夠狠。
鄭文道躺在病床上，渾身纏滿繃帶，動一下都鉆心疼。病房門口站著兩個拿槍的日本兵，窗戶焊著鐵欄桿，誰來探視都得過三道關。日本人說，這是銅墻鐵壁，連只蒼蠅都飛不出去。
鄭文道心里清楚，自己早晚是個死。他唯一惦記的，是手里的情報。他腦子里裝著滬西地區十幾個地下聯絡點的位置，還有下一步人員的轉移計劃。這些東西要是帶進棺材里，組織就瞎了；要是被日本人撬出來，多少同志得掉腦袋。
他盯著天花板，數著日子等死。
直到那個護士進來。
護士第一次來換藥，他沒在意。日本人安排的嘛，跟那些端著刺刀的兵沒啥區別。第二次換藥的時候，他感覺到不對勁了。那護士遞紗布，手指在他手背上輕輕碰了一下。然后放下的紗布，比實際需要的多了一張。
這個動作有多小？小到門口的日本兵壓根沒看見。可在鄭文道眼里，那一下碰觸，比打雷還響。
他不敢看護士，不敢有任何反應。只是在護士轉身的時候，用余光掃了一眼。那是個年輕女人，穿著白大褂，戴著口罩，只露出一雙眼睛。那雙眼睛平平淡淡，跟別的醫護人員沒兩樣。
可鄭文道知道，不一樣。
接下來的幾天，每次換藥，多出來的那張紗布都會準時出現。鄭文道開始琢磨，怎么把情報傳出去。他身上沒筆沒紙，唯一能用的，就是自己的血。
趁著看守換班的空當，他忍著劇痛，用手指蘸傷口上滲出的血，在紗布內側寫字。寫的是聯絡點的位置，轉移計劃的關鍵信息。血字很淡，不仔細看發現不了，紗布粗糙，正好把血跡吸住，不會暈開。
他不敢一次寫太多，每次只寫一小段。寫完了，壓在身底下。等護士下次來，借著翻身的動作，把寫好的紗布換到手。護士從來不跟他說話，面無表情地換藥，收拾東西。但她每次都會把那張帶血的紗布疊好，塞進白大褂口袋，再放下一張干凈的。
整個過程，像演啞劇。
日本人還在審。他們見硬的不行，開始上軟的。給鄭文道注射一種藥，打了以后人昏昏沉沉，意志模糊，問什么說什么。鄭文道強撐著最后一絲清醒，趁著還沒徹底迷糊，加快了寫情報的速度。
他知道，這是最后的窗口期。
最后一次換藥那天，他把寫滿字的紗布攥在手里，攥得緊緊的。護士的手指再次碰到他的手背，這一次力度重了一點，像是在說：放心吧，交給我。
鄭文道看著她那雙眼睛，緩緩松開手。
護士走后，情報當天就送到了醫院外面的聯絡員手里。那份用血寫在紗布上的名單和計劃，趕在日本人動手之前，送到了地下黨組織。滬西地區的十幾個聯絡點，一夜之間全部轉移。日本人撲了個空。
而鄭文道，在送出情報的第二天，停止了呼吸。
日本人翻遍了他的病床，搜遍了他的遺物，什么都沒找到。他們到死都想不明白，這個被關在銅墻鐵壁里的人，是怎么把消息傳出去的。
那個護士后來也沒了消息。沒人知道她叫什么，老家是哪的，后來去了哪。地下黨組織的檔案里，只留下一行字：某同志，女，1942年奉命潛入某醫院，成功獲取重要情報。
這就夠了。
鄭文道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他沒帶過兵，沒打過仗，活著的時侯，名字只在秘密檔案里出現過。死了以后，很多年都沒人提。可就是這種人，在最黑的黑夜里，用血肉之軀，給后人鋪了一條路。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很難想象，那個年代的人是怎么活過來的。沒有手機，沒有網絡，沒有監控，靠什么傳遞情報？靠眼神，靠手指頭碰一下，靠一張不起眼的紗布。稍微出一點岔子，腦袋就搬家。可那些人不怕，因為心里裝著比命更重的東西。
有人問：鄭文道撞墻的時候疼不疼？肯定疼。用血寫字的時候疼不疼？鉆心疼。可跟眼睜睜看著同志們掉腦袋比起來，這點疼算啥。
那個護士呢？她每天穿著白大褂進病房，對著門口拿槍的日本兵笑，心里什么感覺？沒人知道。只知道她每次多放一張紗布的時候，手指頭穩得很，一點都不抖。
什么叫英雄？這就是英雄。不是那種站在臺上領獎的，不是那種被人記住名字的。是那種藏在人群里，干完事就消失的。他們的命，換來我們的命。
鄭文道死的時候，才二十多歲。那個護士，可能也差不多年紀。放到現在，也就是剛畢業的大學生，還在為找工作和租房發愁。可在那年頭，他們已經敢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去干驚天動地的事。
這世上有一種人，活著的時候不聲不響，死了以后不留痕跡。可他們做過的事，永遠刻在這片土地上，風吹不掉，雨沖不走。
鄭文道是這樣的人，那個護士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