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酋長智耍英軍：阿爾馬米坐地起價，尼日爾遠征隊六年白干

一些規模宏大的非洲探險活動卻從未獲得太多關注，因為它們以可恥的失敗告終。這些遠征破壞了歐洲與非洲相遇時的“凱旋論”敘事，因此幾乎被從歷史記憶中抹去。僅憑這一點，它們就值得我們重新審視。同時，這些失敗也向我們揭示了英國人曾希望在非洲實現什么，以及為何那里的挑戰如此嚴峻。

1815年，拿破侖戰爭剛剛結束，英國政府便向非洲內陸派遣了兩支規模龐大、資金充足的探險隊。一支是海軍遠征隊，使命是沿剛果河逆流而上，突破瀑布屏障，盡力深入上游；另一支是陸軍遠征隊，計劃從幾內亞海岸向內陸進發，與內陸非洲國家建立聯系，并追蹤尼日爾河的河口。

當時，歐洲人仍不知道剛果河的源頭或尼日爾河的終點。一些地理學家推測這兩條河實際上是同一水系，甚至寄希望于兩支探險隊能在旅途中會師。這種期望連同官方寄予的所有愿景，最終都被非洲冷酷的現實擊得粉碎。

關于海軍遠征隊的情況，主要源于指揮官詹姆斯·塔基和首席自然學家克里斯滕·史密斯死后出版的日志。與那個時代的許多海軍遠征一樣，這次行動被包裝成一項科學事業，旨在收集有關自然世界的知識。

皇家學會主席、科學探險的倡導者約瑟夫·班克斯爵士參與了策劃。他招募了在哥本哈根大學接受培訓的植物學家史密斯，并建議博爾頓和瓦特公司建造一艘特制的蒸汽船，以搭載船員逆流而上。盡管蒸汽船最終并未派上用場，但探險隊中除史密斯外，還包括動物學家、地質學家、海洋生物學家和一名來自邱園的園丁。

遠征失敗的首要原因，是遭到了非洲當地人的猜忌和抵制。在剛果河口的恩博馬港，奴隸販子聲稱探險隊心懷不軌，并阻撓其上行。他們懷疑英國人的目標是關閉奴隸貿易，考慮到當時英國海軍巡邏隊確有此意，這種猜測并非無稽之談。塔基不得不一再保證自己并非來干涉奴隸貿易或發動戰爭。即便如此，奴隸販子仍不斷設置障礙。

致命的一擊來自該地區恐怖的疾病環境。當隊伍試圖從陸路繞過瀑布時，成員們接連倒下。塔基決定撤退，但回程的艱難被他形容為“比從莫斯科撤退還要糟糕”。他的日志記錄變得越來越簡短、邏輯混亂。不久后，塔基身亡，史密斯及整個自然學家團隊、十幾名軍官和船員也相繼去世。黃熱病奪走了他們的生命。策劃此次任務的海軍部官員約翰·巴羅感嘆道：“從來沒有任何一次遠征的結果比這更令人憂郁和慘痛。”

如果說剛果河遠征是一場悲劇，那么尼日爾河遠征則更像一場鬧劇。其目標是深入內陸，與沿途的非洲王國建立外交和貿易關系，并追隨蘇格蘭探險家芒戈·帕克的足跡。

這支隊伍規模龐大，包括69名皇家非洲軍團士兵（40名白人，29名黑人）、32名非洲平民、200頭馱畜以及野戰炮和大量禮品。隊伍尚在基地營時，指揮官皮迪少校就死于發燒。隨后，坎貝爾上尉接管了指揮權。

雖然疾病威脅著人類，但對馱畜的打擊更為致命。馬、驢、牛和駱駝以驚人的速度死亡。當隊伍深入內陸不到100英里時，一半的牲畜已經死亡。英國人不得不埋掉野戰炮，轉而向富塔賈隆的統治者“阿爾馬米”尋求勞動力。

阿爾馬米是一位精明的談判者，他不斷提高酬金要求，甚至以此限制英國人的行進路線。坎貝爾上尉逐漸意識到，阿爾馬米根本不打算讓探險隊到達目的地，因為他要阻止英國向他的敵人塞戈王國提供武器。最終，遠征隊被迫拋棄補給撤回海岸，坎貝爾上尉及繼任官員也相繼去世。

英國人并未就此罷手。在一種令人驚訝的自負心理驅動下，他們又進行了一次嘗試。在威廉·格雷少校的指揮下，探險隊重新集結，并固執地采用了早已證明是災難性的策略。

他們再次依賴馱畜運輸，而動物再次死于疾病、寄生蟲和有毒植物。他們再次向當地統治者雇用勞動力，而那些統治者再次利用這一杠桿勒索禮物和過路費。盡管格雷撰寫的游記標題包含了尼日爾河，但他實際上從未親眼見過那條河。

格雷最終放下自尊，向法國人求援才得以脫困。此時距離最初的遠征隊出發已經過去了整整六年。

直到1841年同樣慘敗的尼日爾遠征之前，這兩次行動是英國在非洲進行的最具雄心的嘗試。盡管其失敗被迅速從集體記憶中抹去，但它們比那些成功的案例更能說明英國探險非洲的復雜動機。

這兩次遠征的失敗暴露了當時英國雄心與實際能力之間的巨大落差。英國當時缺乏進入非洲大陸并有效干預其事務的能力。這一方面歸因于對人類和牲畜極具破壞性的疾病環境，另一方面也歸因于非洲國家和人民的力量與智慧——他們能夠在每一步都阻礙并破壞英國的目標。

這些故事向我們證明，非洲的探險家可能是殖民征服的先驅，但在當時，他們還遠稱不上是殖民征服的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