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著打開網頁,看到好多個新聞,說今年的春晚小品《又來了》,“諷刺拉滿、尺度不小,力度不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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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于網絡截圖
很多年沒看春晚,今年也沒,好奇的了解了下這小品的內容故事,感覺是,“就這”?你們怎么好意思說“尺度不小”,如果說這小品諷刺就拉滿了,那某相聲演員“賈張”的作品的諷刺那叫啥?
撇開那些情緒化的褒貶,只從敘事結構看,《又來了》只是一則典型的“減壓閥故事”,從表達內容看,它確實提到了幾個真實痛點,形式主義的工作負擔、.權責失衡、基層疲憊感;問題在于,它的敘事實質,并不是在追問“為什么會這樣”,而是在展示“我們已經知道你們很辛苦”。
當一個作品的主要功能,變成“證明我們對問題的關注”,它就很容易滑向一種表演式關心。
再聯系下前段時間官媒剛痛批過形式主義,《又來了》便好像有些尷尬,力度都沒官媒文章大,它諷刺的是形式主義,但它的存在方式,又帶著帶上了“形式主義自覺,諷刺形式主義這件事,本身好像就有了形式主義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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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于網站截圖
將視角拉回二三十年前,再看春晚小品,會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反差。
那時候的小品創作者,不管有沒明確的“公共議題意識”這個概念,也不一定動不動就“我要表達什么社會思考”;但他們對生活的觀察和對人物處境的體察,讓作品天然有一種鋒利。
許多相聲小品,諷刺的不是某個具體人,而是一個熟悉的權力姿態,高高在上、情緒化執法、對規則有選擇性的理解。
一些反映“辦事難”的橋段,也會演到機關窗口前排長隊,一會兒“去那邊蓋章”,一會兒“資料不齊”,一會兒“時間到了下班”;笑點后面,是所有人對“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共同記憶。
還有當時的現實題材小品,展現的是一種社會轉型期的心態沖撞,既有對舊觀念的嘲弄,也有對新矛盾的直視。
它們不會讓你看到一個具體的人,在制度縫隙里怎么被推搡、被誤解、被擠壓;也不一定有一個“皆大歡喜”來收尾;哪怕在結尾處認錯,也留著點不舒服的余味,那種不圓滿,恰恰讓觀眾有繼續思考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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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更多指能不能講到敏感點上;力度,則是問:笑聲過后,觀眾有沒有被迫面對一個不太好繞開的問題?
很多作品,會把矛頭集中在某個“壞人”或“懶官”身上;觀眾看完很解氣,以為問題出在“這個人身上”。這樣很安全,也很容易得到掌聲,但真正有力度的諷刺,會讓你隱隱意識到:即便換一個人,這事也不一定能完全改變;優秀的諷刺未必要把“原因”說明白,但它會在情節安排上,讓你感受到這種荒誕不是偶發,而是常態。
《又來了》認真描繪了“常態”,對基層的疲憊描寫得頗有真實感,但幾乎沒有留下追問“常態從何而來”的空間;矛盾止步于“村主任很累”,而不是“為什么一層層加碼不會被糾偏”;
控訴很容易,真正復雜的是理解,幫觀眾理解那些“壞”背后的邏輯,利益、恐懼、歷史慣性、組織壓力……等等;它對人物是同情的,對邏輯是無情的;共情當然可貴,但對諷刺來說,還不夠。
當所有人都覺得將基層某些現實搬上銀幕就已昌“尺度不小“,覺得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事,那像不像一套精致的自我安慰,一邊批評形式主義,一邊生產更高級的形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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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于網絡
其實,看聯歡晚會,觀眾的要求很簡單,忙活了一年,在這歡慶時刻,看了能讓我笑,讓我歡樂就行,但不知從何時起,有些人卻好像總試圖要在這“聯歡“中教育觀眾;春晚,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成了社會展“年度表情管理”,快樂要有,團圓要有,希望要有;對問題的承認可以有,但最好是柔和、不傷人、不留下太多不安;在這樣的系統中,要期待一個小品承擔“挖根源、動刀子”的職能,本身好像也不太現實吧。
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是不是把過多的“表達期待”壓到了一個晚會節目的身上?當我們反復刷著“某某小品尺度真大”、“這個作品把真話都講了”,某種程度上,是不是在把自己安置到一個旁觀的位置,仿佛“真話被說出來”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接近解決問題。
而也許,更重要的,是在笑過以后,冷靜地問一問,為什么對這種“有限的真話”如此興奮?我真正期待改變的,是哪一層的東西?在自己的能力邊界之內,能不能稍微調整點什么,而不是只等待“某個節目沖破束縛”?
注:小品的意義是好的,可能只是個人以為的尺度力度有些不同,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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