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童殤錄：當“骨醉”成為亂世菜單上的家常菜

公元934年的汴梁城西，寒風卷著肉鋪的腥氣掠過街巷。一家肉鋪的門楣上掛著“新鮮羊羔肉”的木牌，案板上的肉塊卻透著詭異的細嫩，路過的母親猛地捂住身邊孩童的眼睛，腳步踉蹌著快步逃離。這不是尋常的飲食禁忌，而是五代十國最殘酷的生存常識——據《舊五代史·食貨志》記載，當時人肉價格暴跌至狗肉的五分之一，而地方軍閥推行的“及笄稅”，對十三歲少女的征收標準，往往不是金銀糧草，而是她們鮮活的大腿骨。在那個禮崩樂壞、人命如草芥的時代，孩童與女性一樣，淪為了可被屠戮、交易、烹食的“人形物資”，而“骨醉”這般虐殺技法，竟成了權貴宴席上引以為傲的“珍饈秘傳”。

一、兒童屠宰場：制度化的虐殺流水線
后唐清泰元年（934年），洛陽集市上出現了一則令人毛骨悚然的“市價規律”：凡是“雙足雪白、肌膚細嫩”的幼童，售價遠超普通成人十倍。這一畸形現象的始作俑者，正是后唐節度使趙思綰。《資治通鑒·后唐紀》明確記載，這位盤踞長安的軍閥“性殘暴，好食人肝，每殺小兒，取其肝啖之，謂之為‘活寶’”。他不僅嗜食童肝，還發明了一套極其殘忍的“骨醉”技法——將幼童虐殺后，把骨骼碾碎研磨成粉，混入酒曲發酵釀造，美其名曰“駐顏酒”，聲稱飲用后可延年益壽、永葆青春。長安城內的百姓為保護自家孩子，紛紛將幼童藏匿于地窖，即便如此，仍有無數孩童被趙思綰的部下強擄而去，成為“骨醉酒”的原料。
如果說趙思綰的虐殺是個體暴虐的極致，南漢宮廷的“媚川都”則將對兒童的殘害推向了制度化、系統化的深淵。南漢后主劉鋹癡迷長生術，聽信方士“童男童女之血可煉仙丹”的妄言，專門設立“采生使”官職，負責在嶺南各地搜羅幼童，每年必須上貢三百名“藥引童子”，供宮廷煉丹使用。據《十國春秋·南漢世家》記載，一位僥幸逃脫的幼童回憶，被選中的孩子會先被關進特制銅籠，餓足七日，期間只喂少量清水，方士堅信“餓透之童，凈腑無垢，其血最養丹元”。七日之后，這些瘦骨嶙峋的孩童會被帶到煉丹爐前，活生生放血煉丹，尸體則被隨意丟棄在宮墻之外，成為野狗禿鷲的食物。嶺南地區的百姓為此談“采生使”色變，每到夜間便緊閉門窗，將孩子抱在懷中不敢入眠，卻仍難抵官兵的搜捕。
這種流水線式的虐殺，并非個例。后梁將領王景仁率軍攻打壽州時，因糧草斷絕，竟下令“掠民間幼童為軍糧，每營日殺十數人”。士兵們將擄來的孩童集中關押在軍營后方的“稚子營”，每日按數拖拽出來宰殺，烹煮后分發給士兵食用。有史料記載，當時軍營中甚至出現了“幼童分類處置”的不成文規定：三歲以下者肉質最嫩，多用于清蒸、白煮；五歲以上者則用于紅燒、腌制，手段之殘忍，令人發指。

二、亂世童命：三種精準分類的死亡終局
在五代十國的生存概率學里，兒童的生命脆弱得不堪一擊，且面臨著三種精準分類的死亡威脅，每一種都透著成年人世界的瘋狂與殘忍。第一種是“軍糧型消耗”，即將兒童當作移動口糧，隨軍隊攜帶，隨時宰殺烹食。前文提及的后晉將領張彥澤，其部隊就推行“兩腳羊儲備制度”，規定每個士兵行軍時必須標配三名幼童，既無需額外攜帶糧草，又能隨時補充體力。據《舊五代史·張彥澤傳》記載，張彥澤攻打邢州時，軍中糧草耗盡，他便下令“盡殺所掠幼童，烹食以充軍”，軍營內外哭聲震天，卻無人敢反抗。
第二種是“祭祀型報廢”，即把兒童當作祭祀品，用于祈福、消災、堵塞災禍，將封建迷信的殘酷發揮到極致。后晉天福八年（943年），黃河中下游爆發大規模決堤，洪水淹沒大片良田，百姓流離失所。地方官員不僅不組織救災，反而聽信方士“需用童男童女塞河眼，方可平息水患”的謬論，在受災地區強擄數十名幼童，將他們捆綁后投入洶涌的黃河。《資治通鑒》記載，當時百姓跪地哀求，愿以自身性命換取孩子存活，卻被官員斥為“妨礙天命”，眼睜睜看著孩子們被洪水吞噬。類似的祭祀虐殺在五代屢見不鮮，干旱時用幼童祭祀山神，瘟疫時用幼童祭祀瘟神，兒童的生命成了成年人掩蓋無能、祈求虛妄安寧的祭品。
最諷刺也最令人絕望的，是第三種“娛樂型虐殺”——將殺害兒童當作權貴的消遣娛樂，用幼童的痛苦換取感官刺激。吳越王錢元瓘曾舉辦過臭名昭著的“紅蓮宴”，宴席之上，他命令侍女手捧點燃的孩童頭顱跳舞，美其名曰“照歲燈”。這些孩童均是被強擄而來，先被灌下毒酒，再將頭顱割下，內部點燃蠟燭，讓侍女捧著在宴席間穿梭。《吳越備史》記載，宴席之上，錢元瓘與賓客們飲酒作樂，欣賞著“照歲燈”的詭異景象，絲毫不在意頭顱中殘留的血跡與侍女臉上的恐懼。此外，還有軍閥以“擲孩童”為樂，將幼童拋向空中，再用兵器接住，以此比拼武藝，歡聲笑語間，便是一條鮮活生命的消逝。
兒童心理學家分析這種集體癲狂時指出，當成年人長期處于“朝為君臣暮仇讎”的極端不安全感中，當權力與生存的壓力無法釋放時，便會對最弱小、最無反抗能力的生命產生畸形的控制欲與施暴欲。就像現代實驗中，長期被電擊的猴子會瘋狂撕咬幼崽以發泄情緒，五代時期的成年人，也將對亂世的恐懼與絕望，轉嫁到了無辜的孩童身上。更令人心碎的是，有些父母為了換取全家多活三天，竟主動將孩子做成“醢醬”（肉醬），獻給攻城的軍閥。《太平廣記》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則案例：汴州被圍時，一位母親親手將五歲的兒子剁碎，做成肉醬獻給守軍將領，只為求得將領放過自己與丈夫。這種親情的泯滅，正是亂世最可怕的文明崩塌。

三、舌尖上的文明斷層：被扭曲的味覺與人性
《太平廣記》中記載著一個令人心碎的細節：有些被官兵擄走、即將被烹煮的孩子，臨死前還在斷斷續續地背誦《孝經》，嘴里念著“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他們始終堅信著儒家的倫理訓誡，卻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早已被父母與時代拋棄。可當亂世持續到第三代，幸存的兒童已經被徹底扭曲，他們親眼目睹同類被烹煮、被虐殺，逐漸麻木，甚至能面無表情地討論“清蒸嬰兒要放多少茱萸才能去酸味”“童骨釀酒需發酵多久才夠醇香”。
這種被暴力與血腥滋養的味覺記憶，形成了可怕的文化基因，即便亂世終結，也難以徹底根除。直到北宋建立二十年，社會秩序逐漸恢復，開封府仍能破獲一個專門偷竊男童的犯罪團伙——“玉膾幫”。這個團伙專門拐賣三歲以下的男童，將其殺害后做成“玉膾”（切得極薄的肉片），賣給一些懷念五代“風味”的舊貴族。官府審訊時發現，團伙成員的烹飪秘方，竟源自五代時期的老兵傳授，其中明確記載“三歲孩童腿肉逆紋切，配茱萸、陳皮可去土味，蘸醋食用最佳”。
宋太祖趙匡胤得知此事后，震怒不已，專門頒布《禁食幼子詔》，明確規定“凡殺害幼童、食人肉者，凌遲處死，株連三族”，試圖以嚴苛的法律根除這種惡習。可法律能禁止行為，卻難以抹去記憶——那些從五代活下來的兒童，早已將同類的哭喊聲、烹煮時的腥氣刻進了骨髓里，他們中的有些人，即便成為父母，也難以擺脫亂世留下的心理陰影，對孩子要么極度溺愛，要么冷漠疏離。這種人性的扭曲，如同一場蔓延百年的瘟疫，侵蝕著華夏文明的根基。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當我們在博物館里贊嘆耀州窯孩兒枕的精美時，往往不會想到，這些以孩童形象為原型的瓷器，或許曾裝著某個死于“及笄稅”的少女骨灰，或許曾被五代權貴用來盛放烹煮幼童的湯汁。那些看似溫潤雅致的文物背后，藏著無數孩童的血淚與哀嚎。正如《太平年》殘卷中記載的，一個被做成臘肉的孩童，臨死前對著母親的方向微弱呼喊：“阿娘，我疼”——這聲跨越千年的哭喊，沒有被載入正史，卻比任何帝王將相的功績都更真實，更沉痛，它撕開了五代十國的繁華假象，露出了文明崩塌后最黑暗、最猙獰的底色。
如果說五代女性的悲劇是被物化與犧牲，那么兒童的悲劇，則是人性最底線的失守。當最弱小的生命被肆意踐踏，當虐殺孩童成為常態，當親情與倫理被徹底泯滅，這個時代便真正墜入了地獄。那些逝去的孩童，沒有留下姓名，沒有留下事跡，只留下一段段令人不寒而栗的記載，與考古遺址中零星的幼小骨殖，無聲控訴著亂世的殘酷。回望這段歷史，我們不僅是為了銘記傷痛，更是為了警醒后世：文明的存續，從來不是靠武力與權力，而是靠對生命的敬畏，對弱小的守護，一旦這份敬畏與守護消失，文明便會淪為野蠻的附庸，再無翻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