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對加沙的軍事行動已超出單純的戰爭范疇,演變為一場針對巴勒斯坦歷史與記憶的系統性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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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塞佩·迪·蘭佩杜薩的鴻篇巨制《豹》中,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片段:隨行神父懇請薩利納王子為婚外情懺悔,王子卻辯解道:“我愛我的妻子,我們育有五子,但我從未見過她的肚臍。”在這場對話中,誰在陳述真理?對神父而言,真理是不容置疑的教條;而對王子來說,現實有其私人的辯解空間。
阿根廷哲學家恩里克·E·馬里曾援引米歇爾·福柯的論述指出:“真理關乎政治議題,既不超脫權力亦非無力……每個社會體制都接納某些言論并使其作為真或假而運作,同時抹殺其他言論。”這是對馬基雅維利思想的當代冷峻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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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里以法國大革命為例:當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保皇黨哀嘆“善良的圣路易之魂飛升天國”;而新政權的民事登記官則冷酷地蓋章記錄:“路易·卡佩于本日逝世。職業:法國末代國王。”
當現實與真相被偽裝成至高無上的權力論調所抹殺時,歷史便遭到篡改。這正是當下發生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悲劇——名為以色列的政治實體,正在這片巴勒斯坦人居住了四千年的土地上,殘忍地抹殺其歷史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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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暴行并非孤例,而是歷史的某種回響。回顧歷史,拿破侖在比利時、荷蘭和意大利的戰役中,以創建“拿破侖博物館”(盧浮宮前身)為借口大肆掠奪;在埃及,他掠走了羅塞塔石碑;在西班牙,他按圖索驥地劫掠藝術珍品。二戰期間,納粹從歐洲博物館掠奪了近五十萬件藝術品,或是據為己有,或是流入黑市。
彼時,法國知識分子曾試圖將這種掠奪合理化為藝術品回歸“自由之國”,而納粹則宣稱這是回歸“優等民族”。如今,歷史似乎正在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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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墨西哥猶太日報》以充滿惡意的標題報道稱:“哈馬斯在墨西哥城擁有自己的紀念碑”,并評論道:“在城市中心將極端主義宣傳正常化是危險的。”
至此,侵略者已將加沙地帶夷為廢墟。在短短22個月內,屠殺逾6萬巴勒斯坦人(截至目前總數已超7.1萬),另有數十萬人葬身于轟炸廢墟之下。
在西方主流敘事中,譴責這場針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種族滅絕行徑,竟被等同于“極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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