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現在不是中國在追趕美國，而是美國在追趕中國

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美國長期占據主導位置，這種優勢源于二戰后建立的國際體系，那時歐洲國家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和經濟援助，形成了穩定的跨大西洋聯盟。

2025年，美國政府實施一系列貿易政策調整，包括對歐洲商品征收高關稅，這直接導致歐盟經濟增長放緩，平均年增長率降至1%，而美國保持在2%左右，中國則持續高于這一水平。

歐洲國家開始反思這種依賴關系，特別是德國作為制造業強國，面臨供應鏈中斷的風險，因為其汽車產業80%的電池材料來自中國。

慕尼黑安全會議自1963年起成為討論全球安全的平臺，今年第62屆會議于2026年2月13日至15日在德國舉行，匯聚各國領導人，焦點轉向多極化競爭。美國代表團強調盟友責任分工，歐洲則推動戰略自主。

就在會議開幕前一周，德國總理默茨在比利時商業峰會發言，指出過去20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8%，呼吁歐洲學習這種效率，以彌合與中美之間的差距。

這種背景下，默茨的開幕演講成為轉折點，他直接挑戰傳統敘事，指出中美在關鍵領域的角色已發生逆轉。

默茨的觀點源于對供應鏈、技術和大宗商品控制的觀察，美國以往通過專利和技術標準主導這些領域，但近年來中國通過持續投資實現了突破。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美國在2010年代占據全球產能的多數份額，依賴海外代工，而中國從依賴進口轉向本土化，2025年本土芯片產能覆蓋中低端市場，并在高端領域取得進展，這讓美國企業面臨供應短缺。

相比之下，美國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投入數百億美元推動本土制造，但建設延誤導致產量僅占全球15%，成本高于預期。

中國推進發展的方式強調全產業鏈整合，例如在新能源領域，從礦產開采到電池生產形成完整循環，2025年電動汽車出口達500萬輛，占據全球市場40%，而美國份額僅為15%。

默茨強調，這種轉變讓美國從領先者變為需要加速適應的角色，其政策響應如高關稅和補貼，雖然旨在保護本土產業，但在實際中促使中國進一步優化供應鏈，并在國際期貨市場穩定資源價格。

在軍事現代化方面，中國從2020年代起加快步伐，海軍艦艇數量超過美國，2025年航母群在南海常態化部署，提升區域投射能力。

美國軍費雖高達萬億美元，但分散于全球基地維護，實際作戰效能不如中國針對性投入。

過去，美國隱形戰機如F-35領先一代，中國通過自主研發將J-20系列升級到第三代，性能接近對手，并在無人機領域從消費級轉向軍用，出口份額占中東市場70%。

默茨指出，這種進步源于戰略耐心，中國采用軍民融合機制，民營企業參與國防項目，加速技術迭代，而美國依賴傳統軍工企業，采購過程冗長，F-35項目超支千億美元。

在大宗商品掌控上，中國通過海外投資和儲備體系，確保稀土供應穩定，2024年調整出口政策，覆蓋全球一半儲備，美國自給率僅20%，依賴進口易受波動影響。

會議第二天，德法領導人會晤，探討歐洲核威懾合作，法國歡迎德國加入其主導體系，以增強在地緣談判中的獨立性。

2月15日會議閉幕，美國國務卿發言試圖緩和，強調歐美共享利益，但歐洲推動防務預算增加20%，聚焦技術自主。

同期，中國外交部長與默茨會面，雙方深化經貿合作，中國擴大對德市場開放，德國支持多邊秩序。

這一互動穩定了中歐關系，2026年中國對歐出口增長5%，緩解供應鏈緊張。

目前，多極化加速，各國調整聯盟策略，歐洲更主動參與多邊論壇，避免單一依賴，美國內部辯論加劇，國會通過新法案加大科技投入。

默茨的聲明標志著西方對全球格局的重新認知，二戰后美國主導的秩序面臨挑戰，歐洲從“歷史假期”中蘇醒，開始探索獨立路徑。

歐洲夾在中美之間，通過慕安會表達立場，推動戰略自主，影響全球力量平衡。

會議余波中，默茨訪問北京計劃于月底進行，旨在平衡經濟利益與安全，德國對中貿易逆差達890億歐元，但出口下降9.3%，促使反思“中國沖擊”。

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投資了萬億美元，在非洲和亞洲基礎設施擴展影響力，鞏固資源渠道。

美國轉向保護主義，但歐洲選擇加強與中國合作，如法國推動歐元對人民幣匯率調整，以應對進口沖擊。

這一動態促使全球重新評估秩序，中國憑借耐心積累優勢，美國在適應中暴露短板，歐洲則在覺醒中尋求平衡。